《100个农妇真实的故事》— 胡国庆分享会实录(24000字)
各位老师、影友们,大家好!我是胡国庆。在这里感谢蚂蚁摄影和令胡歌老师给我在线上和大家分享交流的机会。因为我对网络不是很熟悉,难免有差错,请大家多多包涵。
我生于1960年,今年63岁,退休三年了,现从事自媒体。
说起摄影,我是1976年上高中时,我们美术老师家里有台120双镜头相机。有一天,老师带我们几个同学去春游,拍了两个黑白胶卷。
回来后,老师问我晚上有空的吗?过来帮他冲洗照片。我说可以,反正没啥事。吃过晚饭我就来到老师家,见他把窗户糊得严严实实,用红纸将灯泡裹了起来,桌上有个小木箱,里面有红白两只灯泡。我问老师这是啥?他说是印相机。见老师把显影和定影两种药液分别放进两个搪瓷碗里,紧接着就关掉照明灯,屋里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老师叮嘱我千万不敢开灯,不然胶卷就跑光了,我这才知道胶卷不能见光。
老师嘴里点着一支烟,胶卷在搪瓷碗里一上一下,感觉差不多了,老师猛吸一口烟查看显影是否到位。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摄影,感觉挺新鲜,底片压在印相机上,灯绳拉几下,照片就显影出来了。
我16岁就喜欢上了摄影,当时正上高一,家里条件不允许,买不起相机,也买不到。那时候,只有极少数人家有相机,大都是父辈在战争期间缴获的胜利品。为了学摄影,我经常讨好人家,买盒香烟啥的,借别人的相机。早期学摄影的人都知道,光圈速度,包括焦距全是手动,新华书店又买不来摄影教材,也没师傅教我,完全靠自己摸索。
我认识一个朋友的父亲在外地照相馆,每到周末,我就乘车去学, 同学的父亲还借给我一本台湾摄影家朗静山先生书写的摄影小册子,里面许多章页都不见了,但我仍是爱不释手,几乎能背出来。
现在回想起来,当初学摄影不知浪费了多少胶卷,但也锻造了自己的基本功,我很快就学会了冲洗照片。同学们都羡慕我会照相,这可是一门手艺,班里毕业照都是我拍的。哥们更是激动,经常请我去拍纪念照,把家里漂亮的衣服、塑料花、背包、军帽等抱了一大堆,摆出各种造型,猛拍一阵。
当时,我的心情很激动,要是能在报纸上发表作品,那牛逼就吹大了。我每天跑到收发室查看,连续几个月都没见到这张“佳作”,心想不会吧?这可是我带着满腔热忱拍摄的。但不管咋说,这是我拍的第一张新闻照片。
买相机的目的是下乡拍照,骑上自行车,背上十几个胶卷,挨家挨户去问人家拍照吗?每张七毛钱,送照片时再收钱。如果说我后来从事记者,很大程度上归结于我下乡这段经历,对我后来成长非常重要。
那时乡下人害怕和城里人打交道,担心遇到坏人,所以,吃住就成了问题,逼得我学会了和农民打交道,彼此还建立起了良好的关系。每当我离开时会给农户几块钱,但人家不收,我就免费拍几张纪念照,农民可高兴了。这样一来,我和农民的关系更紧密了。
下乡拍照是我最早接触农民兄弟,虽然山里人没啥文化,也不会花言巧语,但这些朴实的农民非常实在。
这个企业文化丰富多彩,有自己的摄影协会,还有几十个会员。1989年正月十五,厂里搞灯展,突然见七八位背着长枪短炮,风尘仆仆刚从陕北创作归来的摄影人,我很是羡慕,发誓要去陕北。因为早期许多摄影作品都出自陕北。
我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才真正进入纪实摄影这个领域。所以说,我学照相很早,但进入纪实摄影比较晚。
我一直拍到正月十五才返回,紧接着就冲洗照片,自认为这次收获很大,肯定有照片获奖,精选出几十张小样送到《陕西工人报》,柳青老师和我们企业报记者很熟悉,他看过我的照片后,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这拍的是狗屁呀,你胡国庆是搞专业的,还不如人家业余的。”天呀,我可是满怀信心,没想到被老师狠狠地批评了一顿,心里很不痛快,难道我就不是一块照相的料?
不久后,我觉得柳青老师批评的对,我寄出去的几十张作品,全石沉大海。这时我才真正体会到,摄影入门简单,要想出佳作并非易事。
和大家分享这个小故事,是我从事摄影走到今天,经常是单枪匹马,虽然圈子里人很多,但大家关注的题材不同,当然也有人吃不了苦,尤其是艰苦的地方,我曾经有半个月不洗脸刷牙,不换衣服,摄影包里除了相机就是胶卷。后来我做记者,就养成了这个习惯,说走就走,没啥顾虑,条件再艰苦,只要能拍到好照片就行,玩摄影要想出佳作,就必须付出艰苦的努力。
因为这次获奖,让我更多地接触到新闻媒体,后来进了报社,从事摄影记者。所以,对于摄影人来说,最初还是要获奖,提高个人影响力,当你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就会有更多的机会。
我也是从拍纪念照,再到下乡拍照,后来去了企业报,这20多年里,在摄影方面没取得啥成就,但给我后来从事新闻摄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时,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担心自己拿不下这个活,毕竟企业报和都市报不一样,一旦给人家出洋相咋办?我这个人做事有个原则,答应别人的事,一定要做好,不要动不动就拍胸脯。老张说,凭你的影像不成问题,先过来干一段时间。
几天后我就入职了,当时摄影部暗房设在卫生间,冲洗药液都是从照材市场买来的。我很重视冲卷这个环节,它直接关乎到后期照片的质量,就配置了两大桶显影和定影提到报社。
我先查阅以往样报,认为影像我能过关,毕竟搞摄影这么多年了,但什么是新闻照片不清楚?因为新闻摄影和纪实摄影还是有区别的。担心自己拿不下这个活,就取了“四边”笔名,即使出了洋相,人家也不知道“四边”就是胡国庆。
干了几个月,发现自己还挺适合这份活,我这个人平时就爱疯疯癫癫到处跑,进报社前,我每年都会外出拍摄,陕北、陕南、新疆、内蒙、西双版纳等地都去过,拍了好几万张底片。
刚进报社我主要是给文字记者配图,说白了,我就写不了新闻稿,这是我的短板,还不具备独立采访的能力。但我的上稿率还可以,1999年,我就上了600多张照片,许多一版大图都是我拍摄的。
报社聘我为首席记者,给我空间很大,只要国内外发生重大突发新闻,首先会想到派我去,2003年就派我和张宏伟采访伊拉克战争,后来采访日本福岛地震。并且我申报的选题一般都能通过,不需要老总点头,只要部门主任拍板,我就买票走人。《华商报》的管理机制非常灵活,通过这种机制,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记者。
有个年轻小伙很费力地往车里爬,我就顺手拉了一把,小伙很是感激。见我背着相机,问是记者吗?说他们那有个寡妇村。我问有多少?他说有好几百。我不信,虽然当时信息不发达,但报社在当地有记者站,这么大的新闻不可能一点风声都没有?
专列终于抵达广州站,车厢里的异味实在难闻,想到这些出门打工的农民多么不容易?他们也有妻儿,却要受这份罪去养家糊口,也使得我对农民工有了新的认识。
原来是1997年,河南发生一起特大矿难,死了80多个农民,而金银村就死了42个农民,留下35个寡妇。虽然没像列车上小伙说的好几百,但30多人也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杨丽凤还有个16岁的女儿,因经受不住打击喝农药死了。公公看到儿孙都死了,没过多久也去世了。也就是说,矿难发生这一年,杨丽凤家里死了5口人。
这时,婆婆想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要李桂香改嫁给小叔子,这样就能拴住儿媳,仍是个完整的家,小叔还能省去彩礼钱。但两个年轻人都不答应,李桂香说她刚嫁过来时,小叔还是娃,她比小叔大7岁。小叔也不答应,说嫂子这么大的年纪了,并且还做了结扎,娶这个女人连娃都生不了,将来谁给他养老?
但婆婆硬是把他俩凑合到一起,叔嫂磨合一段时间后,李桂香和小叔子怎么都培养不出感情来,并且小叔脾气不好,经常打骂李桂香。
金银村里30多个寡妇,每家都有悲伤的故事,而对于山里这些寡妇们来说,她们也想改嫁,因为山里人种庄稼离不开男人,并且还要赡养老人和孩子。家里老人也没那么封建,都不愿看到年轻媳妇守寡,觉得这样太残忍,甚至主张她们改嫁,但寡妇改嫁又面临诸多问题。
说起来,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人类就是这样繁衍过来的。嫁给皇帝的女人叫“皇后”,嫁给平民的女人叫“老婆”。女人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嫁给谁!有钱人娶走了漂亮女人,穷人总不能一辈子打光棍!为了传宗接代,山乡僻壤的贫困群体往往出现近亲结婚、换亲等现象。
当然,农村也有很多励志青年,但这些身强力壮的男人怎么可能娶个寡妇?并且金银村的寡妇们大都做了结扎,这对山里人来说,那可是天大的事,女人生不了娃,谁给这家人传宗接代?
所以,金银村里的30多个寡妇只有三种选择;守寡、改嫁、或者离家出走。她们的年龄大都在二三十岁,许多人家都有两三个娃,面对现状,绝大数寡妇只好选择守寡,这也是无奈的选择。
这次采访寡妇村给我启发很大,不像以往那样调查事故原因,或者赔偿多少等等,而是更多地关注寡妇的命运。我经常会苦思冥想,如果命运搁在我的亲人身上,我会做何选择?如何摆脱这种现状?思考了半天,仍是得不出结论。回来后,我发了一篇《男丁稀落的金银村》的稿子,这时外界才知道秦岭山里有个寡妇村。
其实我从小在城里长大,对乡村比较陌生,只是小时候经常见农妇挑着担,身后还背着娃进城卖菜。还有一些出苦力的农妇,她们力气都很大,饭量也大。有的女娃念不起书,跑到城里给人家做保姆,遇到挑剔的主家,总闲女娃笨手笨脚,不讲卫生等等。
我弄不明白?这些女娃不傻呀,鼻子、眼睛长得水灵灵的,怎么进到城里连大声说话都要看场合,做啥事都是缩手缩脚。
在我看来,中国农民这辈子始终在围绕着三件大事:“生个娃、盖个房、娶个亲。”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农民纷纷外出务工。男人在外打工累,女人在家心累,两种劳累虽然没有太大的关联,但它直接关系到家庭的走向。留守在家的女人要承受更大的心里压力,过着常人难以忍受的煎熬,而这个群体竟高达4700多万。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个农民工家庭都离不开默默无闻的妻子,是她们在支撑这个家。
寡妇村只是个案,并不能反映当下几千万留守妇女的生存现状,乡村还有很多广为流传的民间故事,只有客观真实地记录,才能呈现出乡村妇女这个群体的生存现状。
这个时候,我并没想到采访100个人物,而是以农民工妻子为背景,进行综合性采访,报社很重视,给我提供了大量的时间,应该说,这是报社首次针对一个选题长时间记录采访,我深感压力之大,能否完成这次任务?真是捏着一把汗,并且还没落实到采访对象,具体去哪也不清楚,完全是凭感觉,但计划已定,就不能掉链子。
我首选秦岭山区的镇安县柴坪镇,这里地处秦岭腹地,距离省城西安有200多公里,2002年陕南洪灾我来过这里采访,留下很深印象。
进山采访我一般喜欢自驾,因为山里许多地方不通班车,即便有,每天也只有那么一两趟,而采访对象并非都居住在公路边,许多人家还要徒步,甚至是乘坐摩托车,不能让时间都费到路上了。
那时我有台夏利车,给我出力很大,前面我说过,喜欢独自外出采访,这样能静下心来思考。当然,独自进山是有风险的,尤其是秦岭深山,掉进悬崖连人都找不到。现在回想起来,多少次遇险都是命大。
我这个人不太相信迷信,但母亲经常会告诉我多做善事,老天爷都会保佑你,我很赞成老娘这句话。
原来这个农妇有个不错的家,小日子过得也蛮好,就是因为她男人常年在外打工,她整天待在家里胡思乱想,年纪轻轻的就患有精神分裂症。其实这个农妇也去过深圳打工,比她男人还早去两年。都市里的繁华并没给这个山里姑娘带来美好的向往,反倒是留下许多阴影;街头男女拥抱、夫妻间有了外遇,经常听人说这个分手了、那个离了……总之,在她看来,山里人进城后就会变心。
农妇担心她男人会有外遇,每天都要打好几个电话,有时睡到半夜还要啰嗦几句。她男人上夜班没接到她打来的电话,她就大发脾气,问和哪个女人在一起鬼混?怎么不接电话?搞得她男人有苦难言,不知如何是好,并且是越解释越说不清。
有一天,她男人突然接到家人打来的电话,说媳妇把家里的锅碗瓢盆砸了个稀巴烂。他马上意识到媳妇为啥犯病,赶紧买了张火车票跑回到山里。
到家后,媳妇见她男人就破口大骂,说他在外面勾引女人了?是想甩掉她吗?骂了还不解恨,紧接着就砸东西。她男人心里很难过,打工好不容易建起这个家,就这样给砸光了,本来他们还有点积蓄,自从媳妇得了病全给花光了,还欠了不少外债。
这个山里农妇很典型,作为年轻夫妻,哪个愿分开?但在情感和生存之间,她男人必须选择外出务工,而留守在家的年轻妻子就要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可又有谁来给这个留守女人做心理辅导?而这背后,是成千上万的农民工妻子所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如果你自上而下,采访就不一定客观真实,人家先安排你吃好喝好,一同下乡采访,人家还蛮有理由,说山里路不好走,村民说话你听不懂等等。当你来到农户家,乡里人抢先说,“记者采访要实事求是,可不敢胡说八道,不然要承担法律责任等等。”你说哪个农民还敢说话?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按照农民画的路线图找到了这家农妇,她叫骆忠凤,40出头。采访中了解到,眼看过了年就要给娃交学费,娃他爹实在借不来钱,只好跑到嘉峪关小煤窑打工去了。到矿上没干几天就遭遇井下塌方,娃他爹来不及撤离被埋在煤堆里,当工友拖出来时,人已经快不行了。
骆忠凤跪地恳求矿老板救救娃他爹,说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可怜一下她这个女人。矿老板爱理不理:“人还没死就要钱,等死了再说。”
担心娃他爹这口气上不来,按照山里习俗,亲人临终前这口气要留在故土。同来的亲戚赶紧背起她男人就赶往火车站,经过两天两夜的长途跋涉,这个奄奄一息的农民总算回到了山里。
下车后,骆忠凤一点都不敢耽搁,赶紧送往乡卫生院抢救。大夫检查后说,快送大医院,说不定还有救。但人家大医院要交1万块钱的押金,急得骆忠凤四处去借,最终只借到了2000多块钱。正当她赶往交押金的路上,娃他爹断气了,这时,距离过年只剩下8天。
骆忠凤是个再本分不过的山里女人,煤老板没给一分钱,家里穷得没钱下葬,连棺材都买不起,娃他爹的遗体只能摆放在屋里。
大年三十这天,她觉得遗体摆放在屋里不吉利,就找来几个村民帮忙将娃他爹的遗体抬到距离她家不远的半山坡上,连个坑都没来得及挖,就将遗体抛在了荒郊野外。除夕之夜,这个山里女人坐在炉火边一直哭到天亮。
这个死去的农民抛在荒郊野外整整一年,骆忠凤才借到1万多块钱,在集市买了一口棺材,娃他爹才入土为安。
骆忠凤哭个不停,因为没钱给娃他爹下葬,觉得在村里抬不起头,我想也是,山里人把下葬看的很重。我说去看一下她男人,她说算了吧,说出去太丢人。旁边的村民插话,这有啥呢,人家记者大老远跑来也是想帮咱。
骆忠凤在院子里抱起一捆麦草,我问这用来干啥?她说:“担心野兽把尸体给叼走了,多加一把,心里能踏实一些。”当我看到这个死去的农民被抛在荒郊野外,心情特别沉痛,劝骆忠凤再想想办法,说啥都要尽快下葬,不然尸体会腐烂的。骆忠凤摇了摇头说:“没钱。”
5年后,我再次来到她家采访,才了解到后面下葬过程。见屋里坐着一个50多岁的男人,我问是谁?骆忠凤说:“这是娃他二爹,一直没成家,现在我俩过到一起了。”
我每天开着车在山里转,许多故事都是在途中被发现的。就在我从骆忠凤家里采访出来没走几公里,见半山腰上庙里冒着香火,许多虔诚的农妇跪在地上烧香。我想,一般是老年人喜欢求神拜佛,这些年轻农妇想求个啥?
几年前,这个农妇的男人遭遇井下塌方,幸亏被工友救出,但左腿被压断了。经过一年多的休养,她男人为了还债和村里几个农民又跑到内蒙金矿去了。这次娃他爹出门打工,这个农妇整天是提心吊胆,夜里经常做噩梦,梦见井下又塌方了,娃他爹拼命地喊救命……为了稳定情绪,她跑到河边捡回许多漂亮的小石子,只要娃他爹在井下平安一天,她就给坛子里放上一颗,如今存了100多颗。农妇说:他们这条洞子沟里的男人大都去了小煤窑,每年都能听到有人死在井下了,没办法,男人也是为了养家才去玩命,让她们这些留守在家的女人整天是提心吊胆的……
但不知啥原因,发稿后,我总是激动不起来,感觉仍是意犹未尽,经常会想起农妇那双祈求的眼神,希望能改变她们的命运,而我只是一个记录者,所能做到的就是把她们的故事传递出去,让更多的人去了解这个群体。
具体点说,还是自己能力有限,始终找不到一个突破口来反映当下农民工妻子这个庞大的群体。困惑之时,我突然想起了北京的朋友黑明,他是陕北人,我们很早就熟悉,黑明记录的《100个北京知青》给我启发很大,当年还在平遥摄影节搞过展览,给我印象很深,黑明不仅影像拍的好,文字功底也深厚,在我见过的画册里,要说图文并茂,黑明称得上是屈指可数。
以往我性格急躁,甚至有点冲动,干什么事只要认准了,脑子不过滤就拍板了。自从做了记者,改变了我许多,既然这是个长期记录项目,就不能凭着性子来,应该顺其自然,不要刻意去按照100个人物,能采访到多少就是多少,即使没完成,也不丢脸,反正没发稿压力,就当是去体验乡村生活。
我做记者期间经常开玩笑,进山采访就当是旅游,这样心情就很放松,采访地震洪灾,就当是驴友,驴友不就是背着大包小包去山里探险。早期我去陕北创作不也是自费,人只要充实,就活得有价值。
如果说给我的动力是,几千万留守妇女她们都生活在当下,从她们身上折射出社会的发展进程,更重要是广袤的农村,记录农妇就是记录当下这个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说,就值得我去记录。并且我是媒体人,应当肩负起这个责任。当然,还要庆幸自己多年的积累,让我更加了解到乡村农妇所面临的坚守与困境,增强了我的使命感。
我想了很多办法去记录这个群体,距离近的可以利用节假日,远距离就利用采访其它新闻顺便捎带上。这个时期,一般性采访对我压力不是很大,关键是典型故事不好找。我在报社深度新闻部,每月完成两个专题,只要申报的题材有价值,一般都能通过,采访环境相对比较宽松。
平时我就特别留意有关农妇方面的新闻,看到网上发表的新闻稿,我就琢磨能否换个角度,从农妇这个口切入,后来发现这种办法很管用,在我采访过的100个农妇里面,有很多这样的故事。
我先寻找采访过的农妇,因为彼此间熟悉,采访会比较顺利,这次回访我下足了功夫,基本要做到影像、视频、本人签字等等。这是我从事新闻采访的经验,有些采访对象当时需要媒体介入会积极配合,一旦受到外界压力,可能就变卦了,这里面原因很多,就像我前面说过的,调查要自下而上,从最基层入手。
杨丽凤一直守寡至今,平时家里只有她一个人,儿媳两口子带着孙子去天津打工了。杨丽凤说她要是改嫁走了,这个家就没了,谁来照管婆婆和孙子?儿子去世那年,儿媳才19岁,守寡说不过去。为了稳住儿媳,孙子又能留在身边,杨丽凤打听到几十里外有个小伙的媳妇得病死了,留下一个5岁女娃,通过亲戚牵线搭桥,杨丽凤要对方来家里做上门女婿,小伙很快就答应了。
2003年腊月,杨丽凤在家里摆了两桌酒席,请了村里几个长辈见证,儿媳就和这个男人过到了一起,第二年生了个女娃。如今十几年过去了,杨丽凤家里由4个姓氏组成,人丁又兴旺了起来。
中午几个寡妇都在杨丽凤家里吃饭, 其中有个53岁的大嫂托我给她在城里找个活,说她想出去打工,婆婆快不行了,家里连买止痛片的钱都拿不出来。我劝她别出远门,都这把年纪了,去哪挣钱?况且家里还有病重老人。
当我要离开金银村时,杨丽凤要我去采访一下阮任菊,说这个女人很可怜,她男人去世后,阮任菊又改嫁了,还生了个女娃,可不幸再次降临这个苦难的家,她男人瘫痪了。
阮任菊丈夫去世那年她才23岁,身边还带着一个两岁的女娃。是守寡?还是改嫁?阮任菊心里很纠结,因为她男人是家里唯一的儿子,一旦她改嫁走了,谁来给公公婆婆养老?
婆婆是个过来的人,看出她的心事,年纪轻轻的守寡确实不是个事,就劝她遇到合适的男人就嫁出去。
2001年,我采访过阮任菊,第二年她就改嫁给了现在的男人。出嫁那天,婆婆将儿子用命换来的3万元除去安葬费,给了阮任菊5000块,要她往后照顾好自己,如果家里男人对不住你就回来。阮任菊很是感动,说婆婆虽然没文化,却是个通情达理的好人。
现在男人的前妻在铁路边捡煤渣被火车撞死了,留下一个小男娃。一个死了男人,另一个死了女人,这对半路夫妻过到一起又生了个女娃。几年后,她家还盖起了二层楼房,日子也过得相对稳定。可搬进新房没过多久,这个家再次遭遇不幸。
2005年的一天,阮任菊她男人在外打工不慎从4层高楼摔了下来,工友赶紧送往附近医院抢救,治疗费花了三四万,虽然保住了性命,但下肢瘫痪,只能在轮椅上度过一生。
因为是给私人盖房,对方只承担了医药费,后期治疗和赔偿都没有,因为这户人家也很穷,为了给她男人治病把房都给卖了,实在拿不出钱来。瘫痪男人劝媳妇改嫁,阮任菊说啥都不肯离开这个家,咱两都是苦命人,日子过得好坏都是一辈子。
阮任菊特别强调她没做结扎,给我印象深刻,说明乡村传宗接代的观念根深蒂固。
这段时期我每天都在寻典型故事,并且和农民建立起了很好的关系,经常会接到他们打来的电话,说家里发生的不幸,希望我去采访,所以进展比较顺利,但也并非是所有的农妇都愿接受采访。有一次我采访乡村婚礼,村民说新娘是甘肃那边的,现在嫁回到陕西娘家,只是新娘本人不知道自己的身世。
两个月后我驾车前往,女娃家人却有顾虑,担心女娃知道了自己的身世,肯定会很难过,万一出了啥事咋办?我想也是,即使我不提这茬事,但发稿被看见了,肯定会给这家人带来麻烦。往返500多公里,算是白跑了,但我不后悔,我做记者的原则是,采访对象一定是自愿,不能以记者的名义去驾驭他人,这就有损新闻伦理。
还遇到一个感人的故事,河南有个年轻媳妇,她男人犯罪被判了15年,为了接近她男人,这个农妇在监狱马路对面开了一家小餐馆,每天思念监狱里的男人。我在电话里反复给这个农妇做工作,对方说啥都不答应采访,最终我只好放弃。但这个农妇感人的故事一直停留在我脑子里,她男人违法是应受到惩罚,但这个农妇如此痴心地爱着这个男人,我认为这就是人性。所以,在我记录的100个农妇里,更多的是突出人性。
这些年,为了记录农妇这个群体,真不知走了多少冤枉路,花了多少冤枉钱,但我并不后悔,虽然遭到过拒绝,但人性的一面始终在激励着我前行。
这一年,我摁下了暂停键,把几十万笔记进行整理,以往采访的文件都打包存放在硬盘里,没去梳理,但我心里清楚,早就超过100个人物了,只是没来得及整理,因为在记录的过程中,开始觉得人物故事很典型,可后来又遇到更典型的,就这样反反复复,简直是没完没了。
我曾在陕西山阳县采访过一个尘肺病农民妻子,丈夫去世后她又改嫁给了丈夫的哥哥,可是,哥哥还是个尘肺病,并且病情很严重,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当我采访结束后,当地志愿者说,还有比她更惨的,嫁给三个男人都是尘肺病,前面两个都死了,现在的男人也快不行了。在记录过程中,经常会遇到类似这样重复的故事,花了不少时间。
同时,在梳理中发现悲情占比太大,仅采访过的寡妇就有100多人,甚至想把他们整理出了,也是按照百人,并且每个人的故事都是催人泪下。当这些真人真事展现在白纸黑字上,我经常是难过地流泪,甚至想放弃,为啥要把这些苦命的女人展现在读者面前?我的目的不是记录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农妇也有阳光的一面。
在记录中还有个硬伤,采访的农妇大都集中在秦巴山区,贫困山区百姓生活艰苦是需要关注,但不能以贫困为代表,它毕竟是个局部现象,代表不了当下中国广袤的乡村。在采访中,我经常告诫自己一定要做到真实客观,而面对100个农妇这么大的选题,仍要做到真实客观,经得起历史验证。
人就是这样,越是困惑之时,也是最清醒的时候,我并不后悔自己前期的一切,如果没有前期的深入采访,就不可能会给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
当脑子开窍了,就会发现其实很简单,只要始终围绕时代大背景,记录当下的社会热点和焦点,通过100个农妇折射出哪些问题的所在,又如何去破解它,达到社会的共鸣,我认为,这就是推动社会进步。
这期间,我有选择去记录,并非是像以往那样,苦大仇深,家境一贫如洗的人家,接到山里人打来的救助电话,我会慎重评估,比方男人去世或者病倒了,这样的人家生活确实艰难,家里顶梁柱倒了,没了收入,这家人靠啥生存?贫困人家基本像似,也确实需要社会去关注。但我作为记录者,应该从这些苦难人家去寻找共性,如何让更多的人摆脱贫困。
在100个农妇里,有关家破人亡的故事,我在稿子里只是一笔带过,而更多的是记录这家的不幸所引发出的现象,尤其是妻子所经受的磨难,尽可能记录到具有典型性和普遍性的人物,通过这些真人真事来叙述当下我国乡村妇女的生存现状。
当然,这些故事都在民间,具体在哪我不清楚?有时候感觉就像撞大运,人就是这样,心中有了目标,就会加倍关注身边的人和事,虽然采访对象不以为难,认为这就是命运,但收集到我的故事里,就有它的意义所在。
教育是乡村重中之重,我曾围绕乡村教育花了几个月调研,但都是未成年娃娃,和农妇扯不上。这些年,我一直在寻找这类题材,没想到在这里给遇上了。
蔡莲春是重庆人,家里4姊妹都在念书,负担特别重,父母常年在外打工。蔡莲春的目标是一定要考上大学,改变自己的命运,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
2006年高考,她被重庆一所大学录取。接到录取通知书后,家里却拿不出学费。父亲挨家挨户去求人,只借到3000多块钱。看到父亲低三下四的样子,蔡莲春心里特别难过。
距离开学还有段日子,她提出去外地打工,在工地干了20多天,眼看就要报名了,就给工头提出结账回家。工头说:“工程还没结束,等结束了再说。”蔡莲春心里很委屈,只好借钱跑回到山里。
这次外出打工给这个山里姑娘打击很大,感觉世态炎凉,社会底层处处碰壁,白给人家干了20多天,连工钱都拿不到,越想越窝火,最后她决定放弃上大学,跑到南方打工去了。2008年,她在东莞打工嫁给了一个大她16岁的男人,不久生了个男娃。
其实蔡莲春心里还是想去上大学,说家里花了那么多的钱,觉得对不起养育的父母。我也劝她继续复读,这个年龄还来得及,上大学总比打工要体面。她说:“过去交不起学费,现在有了娃负担就更重了。”
有关乡村医疗的话题就更多了,尤其是我长期关注尘肺病农民这个这个主题,由于城乡差距,农民看病难是个不争的事实。近年来,政府不断加大乡村医疗救助,报销比例在不断增加,看病难得到了有效改善。
回到学校没过几天,女儿旧病复发,连续发高烧,蔡春芳一点都不敢耽搁,赶紧带着女儿去县医院做检查。结果出来了,大夫怀疑血液有问题,建议家长带娃去大医院复查。
蔡春芳母女俩乘长途车来到汉中市医院,检查结果是女儿得了白血病。大夫说:“要找到和你女儿相配的骨髓很难,即便找到了也得花几十甚至上百万。”蔡春芳恳求大夫救救女儿,他们是农民,娃明年就要高考,家里就指望女儿将来有出息,但她的哭求丝毫不起作用。病房里的人告诉她,穷人家就得不起这个病,只能等死!
估计女儿剩下的日子不多了,蔡春芳趁她不知情,就哄着去逛街,其实是想给女儿拍张遗像留作纪念。女儿说她脸色不好,拍出来太丑。蔡春芳说:“你长这么大还没来过大城市,拍张照,同学就知道你去过大城市。”
蔡春芳卖掉家里600多斤小麦和一头老母猪,只筹到900多块钱。家里几间破旧的土坯房又不能用来在银行做抵押。女儿病情恶化的很快,高烧不断。为了减轻女儿病痛,蔡春芳找到一个民间土方子,抓了几副中草药用来缓解女儿的病痛。
5年后,蔡春芳家里还是老样子,见她一个人坐在火炉旁取暖,看上去苍老了许多,提起女儿就泣不成声。她说,女儿从发病到去世只活了3个月,走的那个晚上烧的厉害,下半夜女儿浑身冒汗,紧紧地抱着她说:“一定要考上大学,将来给爸妈养老,说完就断气了!”
这年我采访了3个年轻的白血病患者,他们的年龄都在20岁上下,其中一个是大学生,另一个是乡村女教师,这两家的经济状况相对比蔡春芳能好些。
蔡春芳的女儿性格开朗,也很懂事,和我儿子同岁,我心里总有一种长辈的牵挂,很想去帮助这个白血病女孩,虽然通过多种努力,但收效微乎其微,我作为一名记者,深感无奈。
5年后,我路过蔡春芳她家,来到她女儿生前住过的房间看了一眼,几乎没啥变化,只是墙角多了几袋小麦,窗台上摆放着女儿在城里拍的纪念照,照片周边布满了一层厚厚的尘土……
这些年,我采访过多个家暴行为,而感到愤怒是农妇陈蓉所遭受的家暴。这个农妇只念过三年书,嫁给了一个大她10岁的农民,婚后生了三个男娃。她刚嫁过来时,男方家里很穷,找不出几样子值钱家当,但她并不嫌弃,认为自己也是穷人家,苦点、累点都能承受,只要夫妻有感情,往后的日子总会好起来。
她男人挺能干,将报废的变压器磁线拆开拿到市场上去卖。几年下来,她家还盖起了新房。为了拓展产业,她男人又和朋友合办了一家酒厂,投产后效益很好。1996年,有个外地客商欠她家酒款10万元拖着不还,她男人一气之下,带着几个哥们把人家给绑架了。对方报警后,她男人被逮捕入狱。
两年后她男人出狱了,可不知为何,她男人出狱后性情大变,陈蓉经常遭到家暴。当时还以为是她男人在监狱里待久了,心里不平衡,陈蓉就一直忍着,可忍耐并没换来温情,反倒是变本加厉。
1999年9月27日,她男人要几万块钱,陈蓉问用钱干啥?男人说,你别管那么多了,要你拿就拿。陈蓉不肯,两口子就大吵了起来。她男人一时失去了理智,跑到灶房操起菜刀就朝陈蓉扑来,一把抓住她的头发,猛地一刀砍下去,剁去陈蓉左手三根指头。
陈蓉拼命地挣脱,刚跑出没多远,又被她男人摁倒在地,右手又被连剁了两刀,手掌筋骨都断了,仅剩下肉皮连着手腕。
浑身是血的陈蓉在村子里拼命地喊救命,她男人又从后面追赶了上来,第三次将陈蓉摁倒在地,抓住她的右脚又砍下两刀,脚筋骨也被砍断了。村民赶紧将血流不止的陈蓉送往西京医院抢救,手术进行了18个小时才保住了性命。
陈蓉遭家暴还是村民实在看不过眼给报社打电话,我当时并不清楚有多严重,并且家暴在民间时有发生。当我来到陈蓉家,见她仍处在惊恐之中,被砍的手脚还打着石膏,左手三根手指被齐齐砍断。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真不敢相信这个女人会遭到如此暴行,剁手指、砍筋骨已超出家暴的范畴,不知这对夫妻有多大的冤仇?这简直是把人往死里整。采访结束后,我劝她好好养伤,可以去当地妇联求助。陈蓉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年轻人在外地打工,谈情说爱很正常,双方都不了解底细,对于小伙子来说,为了博得女友新欢,喜欢吹嘘自己家境有多好,女孩信以为真,很快就同居生了娃。当抱着娃来到男方家,看到家徒四壁,心里一下子凉了,认为对方欺骗了自己。
还有一种现象是,为了改善家境,许多年轻媳妇也去外面打工,年轻人你来他往,很快就产生了感情,发现身边男人比家里男人更优秀,就不计后果,甚至把娃都生了。当有了娃,就不可能再回老家了。在采访中经常听到家人说,媳妇在外打工多年没回家,具体在哪也不清楚,从没给家里寄过钱,陕西山阳县就有个村子,13个年轻媳妇离家出走了。
看到家里顶梁柱倒了,这个农妇感觉天都要塌了。这几年,她家倒霉的事都摊上了,娃他爹病倒了,公公突然中风,吃喝拉撒都要别人伺候。婆婆患有严重的高血压,每天都离不开药。儿子在念高中,马上就要面临高考,每次回家就催着要生活费。
2015年5月的一天,这个农妇没和家人打招呼突然离家出走了,三转两转来到了浙江,在一家制鞋厂打工,每天工作12个小时,平时没有节假日,累得她实在受不了,这才体会到娃他爹在外打工不容易,心里感到很愧疚。
厂里有个大姐很关心她,姐妹俩相识了一段时间,她认为大姐是最信得过的人,担心自己打工挣来的钱被人偷了,就将1.8万元交给大姐帮助保管,后来被大姐骗走了。无奈之下,这个农妇只好跑回山里。
在我采访过的离家出走女人,回来的不多见。我想,这个农妇肯定是在外受了不少委屈才跑回家。如今,这个农妇回来了,也感到对不起自己的男人,但残酷的现实摆在那,她仍要承担起这个家庭的重任。
女人也是人,不能把她当做善良的家妇,每天任劳任怨,她也有情感,也有需求,也想过上女人应有体面的生活。但现实生活中千变万化,我们不能以道德去绑架这些女人。这就让我联想到街头卖淫女,这个群体到底有多少人?没人说得清,但可以肯定的是,社会各个角落都存在这种现象。在我看来,这是社会在发展进程中必须所经历的隐痛。
可不幸的是,1998年井下塌方,她男人和母亲一样瘫痪在床,老板只给了两万块钱私了。为了给她男人治病,花光了家里积蓄,还欠着别人好几万,最后连吃饭都困难。
2000年,这个农妇来到省城西安打工,因为不识字,每月收入还不到300块钱。这时,她想起了广东的表姐,看人家活得多潇洒,要是哪个老板把她也包了该多好?但她始终没遇到这个机会。
有一天,餐馆来了几个男人喝高了,闲聊中,说起附近有家夜店,她这才知道城里夜店是干啥的。这个农妇很快就进入到这个行业,当晚就接了两个客人。农妇想,夜店来钱太快了。从此,打扮也时髦了起来。娃他爹问她哪来的钱?并且还偷看了她的病历,发现媳妇得了性病,搞得两人很长时间不说话。
农妇心里清楚,娃他爹只是没把话说开而已,要是家里日子能过得去,哪个女人会出卖肉体?
2004年,这个农妇35岁了,在这个行当整整干了4年多,她觉得自己年龄大了,加上性病没治愈,就接手了别人一家夜店,找了几个山里姑娘,她既当老板又接客,就这样持续了好几个月。2005年9月14日,农妇的夜店被西安警方取缔了。
2001年,乡干部陪我进山采访,走了好一会儿才见到人家。农户见乡里来人,赶紧招呼进屋喝茶。有个智障女人靠在门框边傻笑,床上还躺着一个瘫痪的男人。
这家老人说,娃打工残了,儿媳是个呱呱,孙子、孙女都在外打工。不过,现在日子好多了,孙女每月都会给家里寄5000块钱。我问孙女啥学历?老人说,她那念过书呀,听说在广东那边,具体干啥不清楚?那时我在报社享受首席记者待遇,每月才2000多块钱的工资,一个没念过书的女娃从哪能挣这么多的钱?我似乎搞明白了,如果我是这家人,或许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还要这张脸干啥?
多年来,我一直在寻找机会记录这个群体,甚至有干警答应我去女监采访,但我的条件是要拍照和录音。也许是条件太苛刻,始终没遇到合适人选。
这次配合警方行动,农妇的夜店被取缔。第二天,我抱着试探的想法找到了她,并且她知道我是记者,很是生气,说把她的财路给断了。我希望她能接受采访,并且答应十年内不发稿,只是记录当下这个群体的生存现状。中午,我请她吃饭,她说少点几个菜。从这个细节看,她不是个贪得无厌的女人,我们的距离也拉近了,打消了她许多顾虑。
可能是长期的压抑,这个农妇心中的苦水一下子给涌了出来,将这些年的遭遇吐了个精光。饭后,我给了她500块钱,她没收。如果收下我心里还能好受一些,尽管我是记者,但人家把隐私全告诉了我。
一年后,我路过这家夜店发现换人了,店里的女娃说,有个女人疯了,一丝不挂在大街上乱跑,不知你找的是她吗?
我开着车在附近几条街转了好几圈,有人说见过一个不穿衣服的女人乱跑,这几天不知去哪了?我心里很乱,即便这个疯女人就是这个农妇,我又能说些啥呢?
我所做的只是真实记录,将问题呈现出来,引起有关部门重视,并且我始终是以这个目标去关注乡村农妇这个群体,不存在任何私利,更扯不到意识形态上去。
在100个农妇里,其中有三个人物都是我事先采访后,央视新闻调查栏目继续跟进,我认为这就是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这就让我想起了农妇郭秀琴。
1991年她嫁给山里一个农民,婚后生了一双儿女后做了结扎手术。她男人家里三兄弟是村里最早去金矿打工的农民,在随后的几年里,这条沟里有上百号农民跑到金矿去了。一时间,郭秀琴所在的村很快就“富”了起来。
1995年,郭秀琴她男人感到胸闷气短,去医院做检查,大夫说得了尘肺病,吃药打针花光了打工积蓄,病情反而越来越严重,别说下地干农活,连炒菜的油烟都闻不得。1998年5月的一天,她男人断气了。这年郭秀琴27岁,她想改嫁到外地去,但两个娃扔给谁?并且她还做了结扎。2000年,在家人的撮合下,她改嫁给了她男人的大哥。
大哥因为家里穷,35岁还没娶上媳妇,并且还是个尘肺病人,身体比弟弟好不到哪去。郭秀琴改嫁的原因是可怜她的娃不会受委屈,毕竟娃和大哥有血缘关系,但大哥的病拖得太久,医药费花的比她男人还要多,家里还欠了七八万外债。
郭秀琴很委屈,“嫁给大哥十年没有过一次夫妻生活,你想,尘肺病人连气都喘不上来,还能干啥?”但她并不后悔,就盼着娃快点长大。可不幸的事发生了,12岁的儿子跑到水库游泳给淹死了。郭秀琴哭天喊地,真不想活了,娃他爹死了,娃也死了,现在的男人也快不行了。
大哥心里也很难过,弟媳嫁过来没享过一天福,加上自己病情的折磨,使得这个男人再不想拖累这个家。2011年12月的一个夜晚,大哥找来一根麻绳拴在房梁上吊死了。婆婆看到3个儿子死了两个,还有一个也快不行了,唯一的孙子也死了。三个月后,婆婆带着不尽的愁肠驾鹤仙去。
邻村有个男人的媳妇得病死了,有好心人就牵线搭桥把郭秀琴和这个男人扯到一起了。其实郭秀琴不想改嫁,嫁给前面两个男人是怎么过来的心里很清楚,几乎和守寡差不多。但两个男人虽然死了,却留下七八亩耕地,山里人种庄稼离不开男人。2014年正月里,没有敲锣打鼓,郭秀琴和这个男人过到一起了。
这对半路夫妻还没过完蜜月,郭秀琴就发现身边这个男人身体很差,夜里经常咳嗽,她有种不祥的预兆,劝他去医院做个检查。结果出来了,这是她最不愿看到的结果——尘肺。郭秀琴的精神几乎崩溃了,虽然改嫁给后面两个男人都没办理结婚登记,准确地说还不是名正言顺的夫妻,但山里女人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郭秀琴有苦难言:“没指望了,女人的感情太复杂,只要他还有一口气,我就不会抛弃他!”
山里这个农妇先后嫁给了3个男人;第一个男人死了,第二个男人又死了,第三个男人正在等死。她家厅堂里摆放着一口棺材,这是留给老父亲的。郭秀琴流着泪说:“一个是自己的父亲,一个是自己的男人,哪个先死,哪个先用!”
我觉得这个农妇太了不起,甚至可以用伟大来形容,为了儿女牺牲了自己的一切,两次改嫁都没办理结婚登记,完全可以解除这种关系,但她太善良了,一定要和身边的男人走到最后。
下山的路上,我心里一直在想着她家那口棺材,留给谁?是早点搬出去?还是晚点搬出去?这一连串的问号,实在是理不出个头绪来。
稿子刊发后不久,2016年1月8日,国家10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印发加强农民工尘肺病防治工作的意见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第一次提到“农民工尘肺病”,更坚定了我去关注这些苦难的尘肺病农民。在我后来的采访中,许多稿件都得到有关部门重视,比较典型是湖北郧西县。
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尘肺病农民救助力度,我们陕西尘肺病(三期)农民基本都纳入低保,在医药费报销、子女上学、公益岗位等方面都加大了扶持力度。
当这些真实的画面呈现在我面前时,我也感到震惊,面对生儿育女、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等等,每个农妇都充满着艰辛与善良,也勾画出许许多多乡村女人复杂的心态。但现实的存在,就必然有它的客观性,那就是由无数个乡村女性形成了它特有的价值观,构筑起了自有的家风,延续着中华民族的美德。
我始终以人性的角度去剖析这些乡村女人的点点滴滴,因为人性是永恒的主题。但由于她们所处的环境不同,大都生活在偏远山区,文盲和半文盲占比太大,不能以都市人的生活方式来衡量她们的价值观,但向往尊严不分贵贱。
这些农妇都是民间小人物,故事也是家长里短、五花八门,找不出惊天动地的丰功伟绩。但她们热爱生活,向往美好的未来,为了幸福的家庭百折不挠,真正彰显出人性质朴的善良和顽强的毅力。
但面对成千上万的乡村留守妇女,我无法面面俱到,只能是客观真实地记录她们的坚强与淳朴,无奈与悲伤,希望能有更多的人了解她们的生存状况、所思所想所求,以及内心世界,寻找自我生存的价值,珍惜生命、热爱生活、平衡欲望这杆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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