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伦观点 | 陈际红：强化核心技术 提高专利水平
来源：微信公众号“中国信息安全”（ID：chinainfo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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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陈际红律师在一个研讨会的发言整理，首发于《中国信息安全》2016年第6期。
一“门槛效应”问题
近几年来，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过得不是特别舒服，有几个方面原因：
第一是外资在中国所享受的超国民待遇在减少。第二是中国企业竞争力在增强。之前中国企业的技术和管理能力方面都不如他们，他们只要拿个产品就能顺利地进入我们的本地市场，目前这个局面正在逐渐地改变。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在增强，运营知识产权制度和机制的能力也在提高，可以看到，近几年，在国内知识产权的纠纷案件中相当一部分是中国企业诉外国企业或外商投资企业侵权的。第三是中国立法趋势。近些年，中国立法中维护国家安全、保护国家利益的制度性安排在加强。中国一旦出台一部相关的法律、出台一个相关政策都会引起外国政府和企业的高度关注，并做一些解读，有些解读是过分解读，甚至是误读。
比如，最近出台的《网络出版管理条例》，就引发国外企业对中国网络出版监管体制的广泛关注，被解读为中国政府限制外资的进一步新措施；再比如，银监会所发的《关于应用安全可控信息技术加强银行业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建设的指导意见》（银监发〔2014〕39号）。这个政策出台之后，马上就有外国企业说这是中国政府限制外资企业进入金融信息化领域，是排除外资参与竞争的机会，还解读为中国政府通过此政策的执行强制外企交出加密技术和源代码，引起了强烈的反弹。
以上政策的执行效果不如预期，也引起一些专家反思。国内企业和自主技术能支撑去IOE吗？跟很多厂商沟通的结果显示，目前完全去IOE还不具备技术上的可执行性。因此，抽丝剥茧，随着国内企业自主技术能力的提高逐步推进国产化，当属明智之举。随着环境的变化，国外一些企业也在采取措施适应中国市场的变化，去年有世界五百强IT企业，开始向国内企业通过技术许可的方式转移大型软件的源代码。
取消超外资之超国民待遇、在立法中增强国家主权和安全的考虑是完全正当的诉求，谁也不能说三道四。问题是，在实现这个诉求的路径上，我们的立法制定者和行政部门需要更大的智慧，而不是蛮干。在政策制定上，需要量体裁衣，考虑目前国内的技术水平和竞争实力，不要搞跃进式的政策。中国仍然需要开放、需要外资、需要国外的技术，需要继续塑造一个开放和友好的投资环境，要尽量减少外界的误读，避免互不信任感的放大。
二关键技术与专利影响竞争筹码
中兴的案例再一次说明，IT领域的核心技术是最卡脖子的事情，摊牌的时候可以看出大王在谁手上。中国要摆脱这一不利局面，只能依赖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逐渐积累自主的核心技术。
我们也看到，这几年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在增加，这是一个好现象。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数据，2015年国际专利申请数量上，美国申请了57385项专利，较上年减少6.7%，仍居各国之首；日本的专利申请量增加4.4%至44235项，位居第二；排在第三的中国为29846项，增加了16.8%。中国通信设备巨头华为科技申请了3898项专利，较上年增加了456项，连续第二年居全球企业之首。从数据上看，还是不错的。实际上，数据的背后还有一些隐忧，这就是注水的专利申请，专利申请量背后有浮夸的成分。企业申请境内、境外专利可以享有政府补贴，所以有很多企业为拿到补贴、为评上高新企业，单纯追求数量而不求专利申请的质量。大量技术门槛不高的外观设计和实用新型专利并不能产生太强的企业竞争能力。
最后想要总结一下观点：我们需要继续塑造一个开放和友好的投资环境，政策制定者需要运用智慧避免外界对中国政策的误读，不要形成中外误读、误判的共振效应；提高国内企业核心技术的创新能力和运用知识产权制度的能力，提高专利的申请数量和质量，是我们参与国际竞争的恰当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