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山月：用画笔丈量日月山河

2017-08-27 青藤艺术

“法度随时变，江山教我图”、“守旧遏天地造化，寻新起古今波澜”，关山月的诗句，可谓是这位时代巨匠的真实写照。苍茫大气的笔墨、波澜壮阔的人生、跌宕起伏的时势，早已在他的纸端笔底融为一体。解读大师的画卷，已经远远不只是在解读一个个体，更是在解读一个时代，解读百年国画走过的历程……

关山月（1912——2000）

拜师入门

关山月原名关泽霈，1912年出生在广东阳江那蓬乡果园村。1930年，关泽霈在广州同时考上了三所学校，但是因为家里穷，他只能别无选择地读师范，毕业后到广州九十三小学教书。

“关山月”的艺名，是岭南画派主要创始人高剑父所取。关山月第一次在广州裱画店看到高剑父原作时就很喜欢，心想要拜高老为师就好了。高剑父在中山大学有兼课，关山月打听到中大学生才能听课，就借了别人的学生证，冒名顶替报名听课。

30年代，关山月看高剑父老师作画

一次，高剑父要同学们临摹他的一幅画，专门走到关山月面前并停下看他画，询问他是哪个班的学生，关山月结结巴巴，将冒名顶替如实告诉了老师，心里十分害怕，可怎么也没想到，高剑父对他说：“你明天不用来了，到我的画院学，免收学费，包吃包住。”正是高剑父的惜才造就了今天的国画大师关山月。

作画为心

关山月曾撰文提起，当初离开澳门，高剑父担心他为追名逐利而改行，并不同意。还念了“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两句古诗作为临别赠言。他此后一直以此自戒，所以，将画室命名为“鉴泉居”。秦牧就曾赞赏关山月：“物物而不物于物”。

关山月艺术馆馆长陈湘波介绍，关山月的稿酬颇丰，多有海外商人重资购画。不过，他的画也有不卖的时候，抗战时期，他宁肯忍饥挨饿，到西南西北举办抗战画展，也未卖出其中的任何一幅作品。

1944年冬，美国一位新闻处长愿出高价收购近百幅敦煌临画，他不忍割爱，婉言谢绝。但关山月义卖行善的记录却很多：1981年，关山月在香港义卖一幅精品红梅60万港元，捐资香港培侨中学修建校舍；1990年，他将自己多年创作的稿费，捐给广州美术学院设立了“关山月中国画教学基金”；1991年，江苏等南方七省市遭受百年水灾，关山月先后捐画两幅义卖，筹得50万元。

有一次，广州美术学院一学生病情危急，在学校内筹募善款用于换肾。关山月得知后，直接就向医院提出，用他的画偿还学生的全部手术费用，以画换肾。

相濡以沫

1935年，24岁的关山月与17岁的李小平结婚。女儿关怡介绍，父亲当年任教小学，母亲就是班里最大的学生，成绩优秀，但缴不起学费，透露出轻生之意。父亲一直耐心劝慰，还请求学校食堂负责她三餐。母亲感激，就经常上门帮忙打扫清洗。

关山月与夫人李小平

两人越走越密，终于在工友的撮合下结成连理。关山月的收入拮据，当时一席简单的婚宴还是工友们捐助。在婚宴上新娘却迟迟不肯露面：因为家里只有两件破旧衣衫，洗一件，穿一件，没有得体的衣服，新娘不敢上酒席，那次婚宴就只有新郎参加。此后，两人相依相随逾半世纪，李小平都为关山月操劳。

1943年，关山月携李小平赴敦煌临摹壁画。在幽暗的洞窟中，关山月成功临摹了80幅珍贵的壁画，都靠李小平一路举着油灯来照明。

关山月仿敦煌魏画

李小平病逝之后，亲友担心83岁的关山月，不让他参加告别仪式。关山月就在画展中临时增加了几幅敦煌壁画摹本，写下“敦煌烛光长明”以纪念妻子“不尽的恩情”。

铁面无私

关山月在处理自己女儿的私事上铁面无私，甚至近乎“苛刻”。上个世纪60年代，知青下乡，女儿关怡也被安排到中山的农村。一些有地位的人士当时都通过“疏通”，将子女留在城市，不用到农村受苦，关山月却反而鼓励她去。

临行前，关山月执笔为女儿画了幅人物像：旁边的行李已经打包好，戴着大红花的关怡出发前，仍抱着毛主席语录沉思———作品命名就是《听毛主席的话》。此后，18岁的关怡赤着双脚，站在蚝壳上围垦造田，苦熬两年才得以返城。

1978年广东画院恢复，关山月任院长。后关怡也受聘到画院工作。不过，凡是有女儿参与的画展比赛，无论谁上门邀请，关山月都“避嫌”，拒绝担任评委。有一次，画院3个美术师竞争2个评优名额，关怡也在其中，关山月就直接嘱咐女儿：“你不要申报。”为其他两人让出机会。

梅心似我

关山月喜画梅，并以画梅著称，其作多为巨幅作品，气势磅礴，构图险而气势雄，与传统画梅不同。他曾经说过：“我老师的老师喜欢梅花，我临摹了很多，从那个时候起便和梅花结下了缘分。”

1965年，“文艺整风”和“四清”开展，岭南画派因其创始人高剑父、陈树人曾为国民党元老，遭受批判，关山月已无创作。翌年起，“文革”浩劫，关山月成了“反动学术权威”：他画的《悬梅》有梅枝向下，被诬为攻击社会主义中国“倒霉”；《东风》中三只燕子逆风而飞，为“反骨毕露”；有人更是找出了竹画中的“介”，解读成“蒋介石”……关山月被安排住进了广州美术学院的猪栏。后又下放到三水等干校，改造6年。

与其一同下放的学生陈金章后再追忆：“到处都有人监视着，谈(画)都不敢谈……”他记得，老师是“获政策照顾”，被安排到田间放牛。不过，女儿关怡提起此事，却大鸣不平：“‘照顾’其实是将他和大众隔离开来，单独批斗，更为屈辱……”

据介绍，当时让关山月看管的是头缺鼻、好斗的公牛，根本无绳可牵。专案组又另下规定：每夜都必须按时将公牛带回；若公牛与其他牛发生争斗，或是踩到河田，都将视为“政治错误”处理。

“十年浩劫’以来，所谓‘文化大革命’竟把中国的文化搞得荡然无存，把知识分子害得无一幸免。我入了真牛栏三年，进过假干校三载，这六年时光不但寸画未画，连性命也几乎呜呼哀哉。我从事艺术活动以来，只有这段时间真的被白白糟蹋掉。这真叫人痛心，并且痛定思痛——党和国家的命运，与人民画笔的命运，竟如此休戚与共，攸关存亡。”——关山月

直至1971年，“日中文化交流协会”负责人宫川寅雄来访中国，亲向周恩来总理问起：“关山月，健在否？”关山月才被紧急召回广州，与日本学者交流，重提画笔。关怡称，父亲甚少在公众场合提及此段遭遇，并嘱咐女儿和学生也不要提起。但“文革”结束后的最初几年，关山月再画梅花，便都是“枝枝向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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