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舟：用足球的方式感受死亡

互射点球时，我强迫自己不要闭上眼睛捂住耳朵，必须直面——想象那是行刑队在歌唱，是行刑队在种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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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晓舟

我走在里约热内卢的大西洋大道，面对着科帕卡巴纳（copacabana）海滩，周围仿佛全都是从一场海难中幸存的人。又活过来了，一条死鱼吐出了整个大海。

整个漫长的海滩，全是震耳欲聋狂欢的人群，全是黄色和绿色——巴西的颜色——耀武扬威的暴政。然而我几乎充耳不闻，眼前的人们仿佛一部默片中的幽灵。尤其是竟然有两个英国球迷，在海滩上兴高采烈地展开一面英国国旗，好像英格兰队也跟着死鱼翻生，见鬼了。

尽管在几分钟前，在meia pataca餐馆（靠近马里奥特酒店，面对着科帕卡巴纳海滩），当智利最后一个主罚球员击中门楣，酒保一下跳到椅子上，向苏童和我扑过来，我们就这样跟陌生人胡乱拥抱。但在休克般的几秒之后，我感到一阵劫后余生惊魂未定的恍惚，我这样一个经历过无数足球生死场面的老鸟，竟然又一次感到了一阵接近死亡的新鲜刺激。

（图注：北京时间6月29日凌晨0点，2014巴西世界杯1/8决赛，巴西和智利在120分钟内战成1-1，加时赛双方继续战平。点球大战中巴西3-2战胜智利杀进八强。）

苏童立马就奔赴马拉卡纳去看哥伦比亚对乌拉圭了。而我还走不出刚才的比赛，需要被海风吹一吹混沌的脑子。

别再装出一副亦无风雨亦无晴的操行啦，承认吧，怕死鬼。

在驱车来这个餐馆看球的路上，我看着满街的警察，只有他们和周围格格不入，仿佛每个球迷都欠他们五百块，神情都跟死了人似的——慢着，难道不是吗？他们确实是在严阵以待，做好了应付一场葬礼的准备。我恍然从一种傻乐的状态中清醒，对苏童说：没准今天就是国难日啊。

童叔眼睛一瞪：是啊，如果换成德国队我就有安全感，对巴西队我还真缺乏安全感。

本来他跟我一样是巴迷，但看了揭幕战之后对巴西信心下降，又因为热爱梅西，这位变节分子居然徘徊在巴西和阿根廷之间，随时可能叛逃到阿根廷那边。我从没见过一个在巴迷和阿迷之间左右摇摆的球迷，除了童叔。

从浩克的进球被吹掉之后，一切似乎就不可逆转地陷入了死亡模式。苏童说他微信朋友圈的朋友都在纷纷认定巴西没戏了。他心里还有一半属于阿根廷，因此对巴西更多的只是恨铁不成钢，而不像我，已经在默默祈祷——或者说，在预演死亡。

作为一个巴迷，我曾宣称自己“生于1982”，但1982年那支伟大的巴西队就是猝死的，我的童年特殊体验在于——向死而生。从1982年至今，巴西队也只有1994年和2002年年两次没死而已。上两届世界杯的死亡我回想起来还宛在眼前：2006年是在柏林一个酒吧，巴西输给法国后，我在一个沙发上通宵辗转难眠，永远记得那一夜窗外残忍的花香；2010年是在北京一个叫马村鱼头的餐馆，当巴西输给荷兰，我就像喉咙被一根鱼刺卡住一样低头默默走出餐馆。

（图注：1982年的巴西梦之队，成员包括：瓦尔德·佩雷斯、莱昂德罗、奥斯卡、路易西尼奥、塞雷佐、儒尼奥尔、苏格拉底、塞尔吉尼奥、济科、埃德、法尔考。这支巴西队被认为是最华丽的巴西队，最“巴西”的巴西队，却没能取得与巴西王者之名相符的胜利，他们在四分之一决赛中以2比3被意大利淘汰。）

我的朋友沙洲更夸张，1986年巴西对法国，他竟然紧张地不敢看比赛，直到一大早打开收音机，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播音员庄重地报道“在昨晚举行的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上，法国队……”，一听到先报出“法国队”，沙洲的眼泪就下来了。桑塔纳的巴西队再一次败北。

新鲜在于，这一次是我第一次——也许也是此生唯一的一次——在巴西看世界杯，在巴西为巴西队助威。只此一次。对巴西之死，我还有些猝不及防，我还需要时间去适应。而上帝差一点不给我这个时间。

我问苏童：有没看过乌拉圭作家加莱亚诺的书？他没听说过加莱亚诺，他喜欢的乌拉圭作家是前几年才去世的贝内德蒂。

加时赛的时候，我脑子里反复回荡着加莱亚诺在《镜子：照出你看不见的世界史》中关于1950年马拉卡纳惨案——巴西1比2输给乌拉圭——的那几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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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要死去的人推迟了迈向死亡的脚步，快要降生的婴儿提前落地人间。

里约热内卢，1950年7月16日，马拉卡纳大球场。

前一夜，谁也无法入眠。

后一天，谁也不愿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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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周围的巴西人，紧张是够紧张，激动是够激动，但1950年的天真和幼稚似乎一去不复返，瞧，好多人还边看球边吃东西呢。但在往远一点，整个海滩上那些卖巴西队纪念品和球衣的小贩，如果巴西这么提前出局，他们可怎么办？

问题是我怎么办？还要在巴西呆到世界杯结束，更要命的是我已经提前买好了7月4日在福塔莱萨八进四的黄牛票——难道我要千里迢迢飞去那儿看智利队？！

然而这些都还好，都不过还是生活得失算计而已。

我们将游戏当做死亡的虚拟，在模拟死亡的同时也尽量抵御死亡，从虚拟的死亡那里，学习面对死亡的能力。

互射点球时，我强迫自己不要闭上眼睛捂住耳朵，必须直面——想象那是行刑队在歌唱，是行刑队在种花。

在科帕卡巴纳海滩，看到一块贝利的广告牌。贝利像个皇帝一样咧嘴冲我笑，我只好冲他说：大爷，您最近多闭嘴行吗？

1960年萨特访问过巴西，后来的巴西总统卡多佐当时是萨特的翻译，他回忆了在圣保罗州的araraquara，萨特和贝利的一次偶遇：当哲学王和球王分开时，文化人们才意识到自己跟随的是贝利而不是萨特，他们才尴尬地赶紧回到萨特这儿。那个街角后来被当地人戏称为“贝利——萨特角”。

萨特说过：“足球是生活最好的比喻。”

当过大学球队守门员的加缪则说过：”有关生活的一切，我都是从足球中学到的。“在面对点球时，加缪恐怕还学习到有关死亡的一些奥秘。

（图注：北京时间6月29日凌晨0点，2014巴西世界杯1/8决赛，巴西VS智利。巴西海量球迷聚集在科帕卡巴纳海滩一起观看比赛。）

关于作者

张晓舟，广东人，现居北京。曾长期从事报纸和杂志行业。乐评人，足球评论员，大众文化和媒体研究者，专栏作家，著有《死城漫游指南》《粉红乌托邦》《生于午夜》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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