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石男：敦煌，吾国学术之伤心史？

时至今日，历史遗产依然呈现出“又红又专”的样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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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吾国学术之伤心史？》

文/宋石男

近访敦煌，在市博物馆门口见一铜牌，上标“党建示范单位”。闲来一搜，发现2012年敦煌市委就开始搞“飞天先锋百里党建示范长廊”，除敦煌博物馆外，阳关博物馆、月牙泉管理处等也在列。

博物馆是文博单位，也是党建重镇。若百度“博物馆 党建”，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国家、省、市博物馆，都在举重若轻地开展党建工作。

我并不诧异。1949年以后，国家一直以主流意识形态诠释历史遗产，马列史观与国族主义指导着绝大多数文物研究与普及宣传，以此来参与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爱国主义。在制度实践上，建立起“国家所有、分级管理”的文物体制，确保文物用于党的爱国主义教育与群众教育，成为国家治理的资源与工具。

改革开放以后，文物遗产在继续承担爱国主义教育与群众教育的任务之外，又有了新的功能——在旅游领域实现垄断利润，历史遗产商品化的各种活动由是勃兴。（详见古明君《文物之用？》）2002年10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 《文物保护法》（修订案），提出对文物要“合理利用”，使历史遗产商品化取得官方授予的合法地位。

时至今日，历史遗产呈现出“又红又专”的样貌。一方面，主流意识形态仍闪烁于对遗产的研究与诠释之中，爱国主义与国族主义也根植于人群与遗产的交互之中；另一方面，遗产在文化、旅游经济上的表现日益强劲，成为地方政府钻之弥深的聚宝盆。

在不少地方，二者甚至取得了高度机巧的融合。比如在敦煌，游客们如痴如醉地听着近代列强劫掠莫高窟文物的故事，义愤填膺哀感无限。他们自己掏钱来到莫高窟，最大的收获往往却是仇恨。这不能不令人挠头。

然而，爱国主义教育所讲述的故事，许多却是不完整的。

比如，一句署名陈寅恪的话被勒石纪念，曰：“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这话出自陈氏名文《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但却不是陈氏自己的话，而是他引用的话，他本人也并不赞同此语。

且摘录陈氏原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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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曰，‘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其发见之佳品，不流入于异国，即秘藏于私家。兹国有之八千余轴，盖当时唾弃之剩余，精华已去，糟粕空存，则此残篇故纸，未必实有系于学术之轻重者在。今日之编斯录也，不过聊以寄其愤慨之思耳’！是说也，寅恪有以知其不然，请举数例以明之。……倘综合并世所存敦煌写本，取质量二者相与互较，而平均通计之，则吾国有之八千余轴，比于异国及私家之所藏，又何多让焉。今后斯录既出，国人获兹凭籍，宜益能取用材料以研求问题，勉作敦煌学之预流。”（详见《金明馆丛稿二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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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白的，“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之语，是陈寅恪引用或拟托的时人观点，而他本人对此却“知其不然”，认为中国所存之敦煌卷轴，不逊异国及私家之所藏，国人大有用功之地。一定要说陈氏对敦煌有遗憾，那也是文中另一段话：“自发见以来，二十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迄法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吾国学者，其撰述得列于世界敦煌学著作之林者，仅三数人而已。”研究敦煌学的外国名家辈出，而吾国堪比肩者仅三数人，这才是陈氏叹息之所在。

再如，解说员和各种小册子津津乐道于斯坦因、伯希和、华尔纳等英、法、美人对敦煌文物的劫掠与破坏，却不会告诉游客，1962年9月，文化部一行到莫高窟开会，参观洞窟时，议论清代塑像，都说难看，竟在会上议决，把它们全部砸毁，从洞窟里清除。时在敦煌文物研究所的高尔泰，没有发言权，只能看雇来的农民抬着一件件砸下来的断肢残躯往牛车上抛掷，然后拉到戈壁滩上倒掉，任它们雨打风吹一年年变成泥土。（详见高尔泰《敦煌五题》）

事实上，中国人对敦煌文物的破坏，可能远过外人。外人劫掠文物而去，或无正当性，但他们劫掠以及购走的文物，基本都完整保留在英法美日各国博物馆，如今也多制成缩微胶卷，供世界学人研究共享。而晚清及民国的大小官员、各色军阀，或将敦煌文物占为己有后又散佚，或乱挖乱掘大肆破坏，造成的损失无法估量。旧时到莫高窟来朝拜的许多中国民众，也任意地把姓名刻在壁画上，或者拿走一小块带有壁画的摇摇欲坠的灰泥。

在众多“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中，美国人华尔纳因揭盗壁画而被解说员和各种宣传册子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可是，有几个人知道，华尔纳之所以要想方设法揭走壁画，很重要一个原因是当时莫高窟被白俄流寇残酷毁虐，泪痕斑斑！

民国十一年（1922年），当地政府安置白俄逃亡者五百多人到莫高窟居住。这些人在洞内支床、安炉、生火做饭、刻划涂抹、敲取唐宋窟檐、唐宋栈道的木结构当柴烧。把大批壁画，包括著名的二一七窟《法华经变》和《观无量经变》大面积熏成乌黑。许多塑像上的贴金被刮去，只留下密密麻麻的刮痕。（详见高尔泰《敦煌五题》）白俄流寇对莫高窟的肆意破坏，当地政府与民众也不闻不问。

1925年，美国著名学者华尔纳（据神田喜一郎《敦煌学近况》，华尔纳日后还帮助京都和奈良免遭原子弹袭击）来到莫高窟，见此惨景，痛心疾首。在给妻子的信中他说：“在这些可爱的佛像脸上，有几个被涂写着俄国军队的编号。从一个宣讲莲花经的坐佛口中，喷出了一些斯拉夫人的下流话。”俄国人干下如此严重的破坏，以致斯坦因等此前拍摄的照片，今天已成许多壁画的唯一记录。华尔纳对妻子说：“我的任务是，不惜粉身碎骨来拯救和保存这些即将毁灭的任何一件东西。若干世纪以来，它们在那里一直安然无恙，但现在，它们的末日即将到来。”他决定揭走一些珍贵壁画，以免它们继续遭到破坏。（详见彼得·霍普科克《丝绸之路上的外国魔鬼》）

当时陪华尔纳去敦煌的北大教授陈万里，被神田喜一郎称作“可能是第一个注意到敦煌壁画的中国学者”，并没有阻止华尔纳揭走壁画，反而为其提供了协助，且认为这种做法是正确的。尽管在1951年陈万里写的《美帝偷劫敦煌壁画的阴谋》一文中，他称自己监视、阻止了美国人揭走壁画，但这更可能是在特殊政治环境下的违心之语。而他在1926年出版的《西行日记》中说，“西窟剥离佛像外廓之事，溥爱伦君（即阿兰·普列斯特）主之，自是正当研究方法，余深然之，且为之助”，才更接近事实。

华尔纳揭走的壁画，如今完美保存在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中，对外开放、免费参观。而福格艺术博物馆是私立性质，并非国家所有。

文物以及对文物的诠释，竟成为权力控制的对象。美国的做法就恰好相反，国家不但未曾试图垄断对历史遗产的解释，也从未垄断对历史遗产的占有。美国对历史遗产的保护主要依靠民间力量而非国家力量，在1999年，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下属的各样民间组织就多达2.6万个。美国的历史保护以尊重公民私有财产为前提，保护资金主要来自民间，政府投资十分有限，政府介入主要通过立法而非行政。（详见李和平《美国历史遗产保护的法律保障机制》）

在这种机制下，文物很难成为被国家垄断的商业资源，也不会成为国家主导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曾到过美国独立革命起源地莱克星顿小镇，没有一丝红色旅游的气味。在“美国的延安”，惟一有点教化意味的是波士顿市区里的“自由小径”，但这个历史遗迹留给人们的只是对自由的向往与珍视。

休谟说，倘若人类没有发明历史，我们在智能方面将永远是个孩子。历史将我们的经验延伸到了全部的古代，延伸到了最遥远的国家。懂得历史的人从世界肇始就活着，而且每个世纪都在不断增加他的智慧。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去发见历史，而不是仅仅接受党派宣教。

年鉴学派鼻祖布洛赫讲过一个故事：有位历史学家到斯德哥尔摩旅游，他第一个参观的是市政大厅。为了打消同伴的疑虑，他说：“如果我是个文物收藏家，眼睛就会盯着那些古老的东西，可我是个历史学家，因此我热爱现实生活。”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每个人还需要去盯住现实，以此来理解历史。

关于作者

宋石男，腾讯·大家专栏作者，西南民族大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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