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书架 | 张丰：沈昌文先生的文革成绩单

对整个文革，沈先生的自我评价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间总算比较风平浪静地过去，没有犯什么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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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昌文先生的文革成绩单

文/张丰

沈昌文先生是我崇敬的出版家和读书人，他在三联出的那些书、他主持的《读书》杂志，影响了好几代人。因此在读他的回忆录《也无风雨也无晴》时，我就有一点紧张：他是怎么度过文革那些岁月的？曾经批斗过谁，又说过什么违心的话？

对文革后出生的一代来说，在整体上把握文革的恶并不困难，难的是对知识人在文革中具体境遇的感知。从整体上看，被改造、批判、残害，似乎是知识人的普遍命运，但我们仍需要具体了解，一个人在那种环境下，究竟做过什么，说过什么，遭遇了什么具体的压力。我对作为个人的知识分子在当时如何自保或揭发、批判别人很感兴趣，这并非是后生的狂妄，而是深感包括自己在内的大多数人，本质上都是软弱的，把自己放到那个时代，也并无宁折不弯或洁身自好的可能。正因为此，每读到当事人回忆，当初是如何迫不得已地揭发同事，常有身临其境之感。其中，回忆者的语气，或看似无心的遣词造句，尤其值得反复把玩，他们在强调什么，又在掩藏什么？从中能真切感受到他们处理这些文字时的压力——通常都让人心痛。

沈昌文经历的“阶级斗争第一课”，是在1953年。上面给了他一个特殊的任务，暗中监视同样从上海来北京的余时光，每天暗中观察他几点出几点回，填一个表，每周汇报一次。阶级斗争初体验，沈昌文的感受是：“我很紧张。余时光是我好朋友，我们一起参加工作，怎么能做这事呢？但是无可奈何。当时为了加入青年团，都不得不照办。一个星期报告一次余时光的活动，应当说对不起朋友。事实上余一点问题都没有，后来上面也向他道歉了。但我的秘密卖友，却始终没向他道歉过。现在余兄也作古了，我就向人民道歉吧。”

这时的沈昌文，是“政治上要求进步的时期”，入了团。但是好景不长，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人民出版社内部开始整风。“人事部门本来对我印象不佳，认为我这个人从来立场有问题，差不多就要划上右派了。”这时，他的领导范用帮了他，他悄悄告诉沈昌文，有个戴文葆马上就要被划为右派，赶紧站队表态。“听范用告诉我这消息后，连夜写了一张大字报，批判戴文葆在反右时的言论‘别有用心’，质问他想干什么。后来我被认为是第一个起来反对戴文葆的，将功折罪，于是就只定为中右分子。”

文革不是“五一六”一天炼成的，对普通人来说，在文革开始之前，都经历过不同程度的“锻炼”。从小在上海底层生活，伺候过各色人等的沈昌文，并不缺少察言观色的经验，但是并不是每一个知识青年，都能有他那样的能力。沈昌文做校对的时候，有个叫胡文珂的女孩和他很要好，她对沈昌文的行为非常不理解，希望他不要参与政治，安心做业务。“我已经认识到我们出版社没有政治是不行的，而且我还一定要入党。再加上我有一个机会，没有被划成右派，揭发了戴文葆，所以我要进一步表现。这样我们两人常吵架，她的一句名言：你一参加政治活动，我就觉得你的形象开始丑陋了。我觉得这是她的资产阶级美学观点。”

“她的宗旨跟我不一样。我是迫切地要向上爬的，我不甘心做小事情，做小事业。”对，是“向上爬”，当你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可笑。沈先生是作为朦胧的爱情来回忆的，反右开始，这个女孩子就被遣散了，沈昌文以后还在经济上接济她，但她最终死掉了。沈先生讲这段故事的时候，内心应该是沉痛的，他的语气非常坦诚，他并没有做出要反思的样子——对一个年轻人来说，在那个时代，相信自己所做的是正确的，这应该是一种真实。

文革开始，沈昌文是人民出版社一个编辑部的主任，向他发难的是他的副主任金作善。金作善的大字报指名道姓要沈昌文交代所谓“出版黑线”问题，用词非常尖锐。金作善说沈昌文和黑帮分子王子野有割不断的联系，王子野是人民出版社的最高领导，批判单位最高领导在文革中是普遍行为，但顺道拉自己的竞争对手下马，明显是藏了私心。而批判王子野，则有可能是一种更高级别的“私心”：文化部的一个副部长找人民出版社的一些干部，让他们揭发王子野。在批斗大会上，沈昌文被迫和王子野划清界限，并揭发说王子野从来不喜欢在社里吃饭，每顿饭都要回家吃，这说明他一向不愿意同革命群众打成一片。沈昌文解释，“这帽子很大，其实事情很小。这种办法叫明批暗保，让自己也蒙混过关”。从旁观者的角度看，这种性质的揭发，可能不会对被批判对象造成致命伤害，因为所说不过是生活小事，但对被批判的当事人来说，感受就未必如此了。《沈从文的后半生》中所记范曾对沈从文的攻击，有一条就是在家听西洋音乐跳舞，这让沈从文愤怒不已。对熟人而言，揭发生活中的细节，也许反而是一种情感上的伤害。

在文革初期，沈昌文参加过不少批斗，但他大多没有提及，“揭发程度”应该都不及对王子野那次。唯一的例外是批斗陈原，在人民出版社，王子野、陈原和范用三位先生，都可以说是沈昌文的恩师，对他多有提携。“记得很清楚的是一位同乡朋友要我去批斗陈原。陈原当时同我已不在一个单位，原本可以不去，拗不过，因为这位陈原的旧部一直想当批斗陈原的专家，只得去了。当时没发言，事后写一大字报，把陈老当时苦心孤诣劝我读书上进的事，大骂一顿。这是忘恩负义的典型（我很感念陈老对我这些从不计较，在此后的年代里，特别是改革开放年代，他对我依然故我，照样事事体贴关照）。”这段话很值得玩味，被同乡拉过去，并不是组织要求，为何竟然“拗不过”？既然批斗时没发言，回去后为何又补写一张大字报？沈先生对自己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批判，用了“忘恩负义”一词，但我更感兴趣的是，他是否曾当面向陈老道歉？可惜文中没有提及，文中的括号，看起来更像是最后修改文稿时加的，因为就全书来说，沈先生并没有用括号来进行补充说明的习惯。

沈昌文性格温和，为人谨慎，又有上海人的聪明。为了应对金作善的批斗和被王子野牵连，他干脆加入了另一个造反派“遵义兵团”，这是一般读书人很难做来的事情。当然，他之所以能够平稳度过文革，和军宣队的进驻有关，军训队的一个负责人曾留学苏联，而沈昌文又喜欢学俄语，他们甚至可以在一起练习俄语对话。因此，尽管军宣队进来后，“遵义兵团”就不当家了，但他和军宣队负责人的这层关系，使他少受冲击，甚至享有某些特权，可以查看资料。

当然，任何人在文革中要想轻松都是不可能的。1969年，沈昌文下放到湖北咸宁干校，没多久就兴起了“深挖‘五一六’”的斗争。老干部、老同志们这次成了革命派，被打倒的是文革刚开始的造反派，沈昌文又成了被批判的对象。“老干部反过来斗别人的时候，一点也不手软，那个残忍，简直又难以诉说。体罚不说，更多的是，随便审讯多少小时，不让人睡觉，我幸而虽然参加过造反派，却没当头头，所以老干部们饶过了我。”一个“饶”字，看得人心惊肉跳，足以把我们带回当初的斗争现场。

后来，沈昌文又“混进批林批孔小组”，也只是“天天听专家发言，详细记录，然后做成简报。我不懂孔夫子，大家怎么说，我怎么做，既没有立功，也没有犯大错”。这里的“犯大错”，应该是指文革中的批斗不力，“没立功，也没犯错”，符合他一贯的“居中主义”。对整个文革，沈先生的自我评价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间总算比较风平浪静地过去，没有犯什么大错误。”这里所说的“犯错”，应该是站在80年代及以后的立场上的总结：没有特别伤害过谁。

这就是沈先生的“文革成绩单”。参详这份成绩单，我们会感到欣慰，也会为那个时代的人性保留一点信心。当然，也许有人会问：当事人对文革的回忆是值得信赖的吗？会不会屏蔽了一些没有勇气诉说的内容？之前读到的各种“牛棚杂忆”中，往往记录的都是自己被批斗的经历，很少有人写自己批斗别人的事（比如上文提到的“深挖‘五一六’”，就很少见老先生们提及），作为整体的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的表现，当然是可疑的。但是沈先生所写批斗王子野和陈原，应该是真实可信的，尤其是陈原先生，之后沈昌文办《读书》杂志和三联书店时，仍大力协助，知心不二，可以从一个侧面证明，沈先生并没有隐瞒什么狠毒的批斗行为。

经历过文革的人，正一代代老去，我们期待有更多的文革个人史的出现。也许后来者没有资格评判前人是否真诚，也没资格谈谁是否应该被宽恕，但却可以从前人的足迹中学到很多。

图书信息

书名：也无风雨也无晴

作者: 沈昌文

出版社: 海豚出版社

出版年: 2014-8

页数: 324

定价: 52.00元

装帧: 精装

关于作者

张丰，读书人，媒体人，现居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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