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闪：身体，阴阳之气或灵魂容器

中国人常说的魂魄，不同于西方人所说的灵魂。魂魄就是天地之气，魂来自于天之阳气，魄来自地之阴气。然而希腊人却认为人是一个身心二元的有机体。心（灵魂）与物（肉体）乃是两种元素，或者两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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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阴阳之气或灵魂容器》

文/西闪

动作捕捉（Motion capture）是一种记录或描绘人体以及其他物体动态的技术，广泛运用于体育、娱乐、影视、医疗、军事等领域。我们熟悉的电影，比如《阿凡达》之类的科幻大片，假如没有这一技术的协助，几乎不可能诞生。如今观众在银幕上看到的超时空鏖战，抑或星际异形的细微表情，往往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完成的：先将演员在表演中的身体数据记录下来，再借助一套特殊的算法，将其加工成三维的动态模型。

换句话说，随着动作捕捉技术的进步，演员有可能蜕变成一类“数据供应商”，仅仅负责向制片方提供关键性的身体数据。至于其他的事，交给计算机去处理就可以了。今天的观众有几人能够看穿，《指环王》中的咕噜、《丁丁历险记》里的阿道克船长，以及《猩球崛起》中的凯撒，他们都是安迪·瑟金斯（AndySerkis）“扮演”的呢？

（靠动作捕捉在大片中打造的经典形象，从左至右分别为《指环王》中的咕噜、《丁丁历险记》里的阿道克船长，以及《猩球崛起》中的凯撒。）

动作捕捉技术的思维方式，再次让我想起19世纪的“平均人”（averageman）理论。发明这个概念的统计学家凯特勒，运用的正是同一思路——测量人的身体（当然也包括身体的行为），从中提取关键性的数据，继而在数据的基础上绘制出一个“新身体”。至于未被他们测量和提取，以及不能为他们的目标服务的身体的“剩余部分”，哪怕有血有肉，皆不在他们的视野之内。

毫无疑问，这种对待身体的态度已经进入我们的潜意识，超出了动作捕捉技术应用的范围。它相当的现代，相当的“计算主义”。倒回去五百年，无论东西方，这种态度（我们可以学究气地将其称为“身体观”）都相当罕见。

人的身体似乎是一个客观事实，维持着基本恒定的形态。我们知道，数万年来，人的心肺脾肾、四肢躯干，包括大脑，都没有多少变化。我们也知道，我们的身体在空间中的比例尺度。它可行可卧，能说会道，且脱离不了生老病死。用今天的话来讲，它就是一团碳水化合物，按照DNA的规则，组成的一类有别于其他生命的有机体。

可是，这样的客观事实如果无法被我们所感知，它的意义又何在呢？就像一个熟透了的番茄，泛出一种波长760纳米的光。如果这种光从来没有被我们的眼睛看到，那么我们能说番茄是红的吗？同样的道理，如果我的身体从未被我自己体验到，那么这个身体还是我吗？简而言之，存不存在一个脱离体验的身体呢？身体与身体观，有没有一个截然而分的界限？

哲学家弗雷格（GottlobFrege）提出这样一个普遍原则：哪里有主体经验，哪里就必须得有一个主体。“说有某种疼痛、某种情绪、某个愿望可以不依附于某个载负者（bearer）而独自在世界里飘来飘去，这种主张怎么看都是荒谬的。不可能有离开经验者而存在的经验。内心世界预设着一个拥有这内心世界的人。”一方面，必须先有经验者才能有经验；另一方面，内心世界的经验可以证明经验者的存在——这就是身体与身体观之间的互动关系。因此很大程度上，身体与身体观是重叠的，它们一起构成了浮雕般的图像。而这个图像，才是我们可见的身体，以及可谈论的身体观。

幸运的是，人类经验总是错综复杂的，无论它们源于自然或自我。只要我们愿意，身体的图像可以比浮雕更立体更浑圆。至少，我们能够让它不像平均人理论或动作捕捉技术表现的那么简单。我们甚至可以做出逻辑上极致地推演——由于每个人的经验总是独一无二，我们的身体观就必然有亿万个。因此，相对于抽象的平均值，众数意义上的描述才更加真实。起码，这种描述时刻不忘提醒我们，身体观定然是复数形式的。它随着经验的变化而变，在历史之中时而峻急，时而缓慢。

所以我们要明白，科学史家李约瑟（JosephNeedham）认为中国人把自然看做有机体（organism），西方人视自然为精密机械（machine）的说法，只是相对的正确。一旦人们对自然的经验有变，身体观念就随之而变。反过来，身体观有变，自然观也将有所不同。

譬如古希腊人的身体观，乍一看与中国人的有机论区别很小。非但如此，他们似乎还格外崇尚身体——那些壮美的人体雕塑就是明证。可是到后来我们就会发现，希腊人的有机论不但为中世纪贬抑身体的神学论调埋下了伏笔，与十六世纪之后成为西方身体观主流的机械论也不乏融通。

这是因为希腊人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根本的区别。前者持二元对立的认识论，而后者的身体观在余英时的《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里有精炼的概括。余先生说，中国人讲“天地之大德曰生”，万物都不过是“气”的聚散生化。气有无穷变化，故而万物“生生不已”。人虽自诩为万物之灵，只不过因为他懂得“赞天地之化育”。除此之外，人与其他生命并无二致。

故而中国人常说的魂魄，不同于西方人所说的灵魂。魂魄就是天地之气，魂来自于天之阳气，魄来自地之阴气。前者主管人的精神知觉，后者主管人的形骸血肉。魂魄合则生，魂魄散则死。魂魄分散，一入天，一入地，最终融归天地，身体即不复存在。所以在古代中国的祭祀制度里，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士民祭不过其祖，都是假定祖先的魂魄日久化气，身体随之湮灭，不再能享受子孙的祭祀。

然而希腊人却认为人是一个身心二元的有机体。心（灵魂）与物（肉体）乃是两种元素，或者两种力量。在这个结构中，灵魂决定着肉体。例如柏拉图就说：“灵魂在肉体的时候是生命之源，提供了呼吸和再生的力量，如果这种力量失败了，那么肉体就会衰亡，如果我没弄错的话，这种力量叫做灵魂。”亚里士多德也这么认为。他说，人的肉体跟别的动物区别不大，“当心脏区域一经冷却，全身就会坏死。”但是，塑造肉体的模具，也就是人的灵魂却与其他生命有本质上的不同。灵魂既不同于植物的生魂，也不同于动物的觉魂，它一旦被创造出来就不会改变——无生无死，有始无终。

希腊人的身心二元论到基督教那里就被改造成了灵与肉的主仆关系。而这种身体观，已经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格格不入。所以最初到中国的西方传教士首先面临的，往往就是身体观的难题。比如耶稣会教士艾儒略（GiulioAleni），他就一直在中国人中间普及，肉体不过是灵魂在尘世的暂居之所。他说人之初生，灵肉一时并具；极其死时，灵魂在上主面前受审，或升天堂或坠地狱，而肉体则如草木般腐朽，诸如此类。他还写道，灵魂虽只一个，却有三司。“曰明悟（understanding），曰记含（memory），曰爱欲（will）。明悟者，明物之体；记含者，记物之理；爱欲者，爱物之善。”而肉体受灵魂的驾驭，“用之行事，以定功罪”。

当然，分辨灵肉的主从并不意味着基督徒就彻底鄙视身体。比如十字军东征接近尾声的时候，不少骑士把战死的同伴煮沸，化掉脂肉，只将骨骸带回故土安葬。教皇博义八世（BonifaciusVIII）对此明确表示反对。在他看来，这种对尸体的肢解、破坏和分离，不仅破坏了身体的完整性，而且是对人的侮辱。他颁下教谕，要求骑士们基于对人的尊重，应该将死者就地安葬。

实际上基督教承认，和灵魂一样，人的身体也是上帝的造物。这一观点是明确的。譬如《新约》中有不少篇章都强调，身体必然会和灵魂一起获得新生，因此守护身体也是基督徒的义务。基于尊重身体的态度，基督教还长期反对火葬。当然，就像我们知道的，相较于灵魂的崇高地位，身体还是从属性质的，并不具有独立的价值。即使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改造，身体依旧是心灵的仆人。只不过，关于它的比喻不再是缺了灵魂就无法竖立的“容器”，而是一台由心灵驱动的精密机械。

有人说，机械论标志着现代身体观的诞生。可是，假如我们留意到机器与心灵之间巨大的断裂，而这种断裂竟然用“我思故我在”的方法潦草填充着，一定会发觉这种身体观相当荒诞。至于它有多荒诞，容我留到以后再谈吧。

关于作者

西闪，腾讯·大家专栏作者，书评人。著有随笔集《思想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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