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戈：悉尼劫持者的“文化苦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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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劫持者的“文化苦旅”
by 吴戈
【漂流的信仰】
1964年生于伊朗西部城市博鲁杰德的莫尼斯是一位自封的伊斯兰神职人员（是否称得上伊玛目值得商榷，因为全球并无统一标准和机构任命）。关于1996年32岁时到澳大利亚政治避难前的经历，他自称因对伊朗政权的批评和掌握的秘密而受到迫害。这一点也得到美国广播公司2001年1月31日宗教报道的认同，吹捧他开伊斯兰开明之风，开明到因思想而避难，妻女被扣押为人质。不过另有消息称他是伊朗一家旅行社的经理，携客户20万美元潜逃，谋取难民地位是为了免于被引渡。
相对靠谱的背景是，这位在澳积极投身宗教和政治活动的人，从未进过神学院或加入什么政党，也没有什么穆斯林追随者。相反，悉尼的逊尼派看不上他，什叶派领袖则要求联邦警察调查他自称的神职身份。倒是他的一本名为“内与外”（Daroon and Boroon）的波斯语诗集在伊朗、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图书馆都有案可查。
关于莫尼斯的宗教信仰，最惊人之举还是一周前他在个人网站上激烈地改宗。他自称：“我曾是一名Rafidi（阿拉伯语‘拒绝者’），不过再也不是了。现在我是一名穆斯林，赞美安拉。”这段有些费解的话与他在劫持中展示的一面黑旗上的伊斯兰箴言(Shahadah)有关。这句话“万物非神，唯有穆罕默德乃神的使者”近几十年为诸多“圣战者”引用，代表着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历史的一个转折点。被从印度到埃及的一批极端主义宗教学者严重政治化的此类伊斯兰神学信条认为：居住在非伊斯兰国家的多数穆斯林都是叛教者，与非穆斯林无异，现在真正的穆斯林和包括多数穆斯林在内的整个世界之间正处在一场宗教战争之中。这显然已是一种不止反西方，也反社会、反穆斯林的极端主义思想。说到底，莫尼斯的突然改宗是为了效忠ISIS领袖巴格拉迪，因为ISIS自称逊尼派。
【“精神导师”的私生活】
其实，莫尼斯逃脱压迫之后的所作所为常自比阿桑奇，可是如果让ISIS来看，恐怕要被斩。除了2000年、2009年数次只带一个睡袋和一些瓶装水，将自己锁在新南威尔士州议会外的栏杆上绝食，要求联邦政府向伊朗施压，允许其家人来澳团聚。他最为知名的是2000年-2002年间的性侵和猥亵指控。据说当时他自称占星术、命理学、冥想和巫术大师，把心灵治疗的广告登到了中国、马其顿、印度和西班牙的一些地方报纸上。
他的女友阿米拉·德罗迪斯也非善类，2013年4月，这位34岁的女子在莫尼斯的公寓楼梯间连刺莫30岁的前妻18刀。后来的一位证人当时从家门的门镜里看到她将尸体浇上液体点燃后，忍不住开门问道：“这是在干什么”，身穿黑披肩，头巾并未遮住脸的阿米拉喝道“回屋去”。而莫尼斯则在谋杀发生前有意向他人询问时间并拍下手表，事发后又伪造车祸，声称胸口痛被送医，以证明自己不在现场。
被起诉后，莫尼斯又声称遭到伊朗秘密警察和ASIO（澳大利亚安全和情报组织）陷害，并又在法庭外将自己锁上，称自己在狱中受到酷刑。
【拿起笔，作刀枪】
悉尼劫持案发生不久，就被澳官方定性为恐怖袭击，然而就在本周一晚上，莫尼斯还在有14000粉丝的Facebook账户上称“支持美国及其外交的澳大利亚人是种族主义者和恐怖分子”，而他自己自然是反恐斗士和和平活动家。
“以笔作枪，以字为弹，我将以这些武器为捍卫和平，反对压迫而战”，他早在2009年就喊出了这样的口号，当时他正与阿米拉一起抗议澳政府出兵参加阿富汗战事，办法是给阵亡澳军士兵家属，以及2009年雅加达爆炸案中丧生的贸易官员家属写信，要求其向政府请愿从阿富汗撤军。可是这些信中的污言秽语和人身攻击却使地方法庭对他提出指控。
在法庭阻止其继续给2001年10月以来在阿阵亡的237名英军士兵的家属写信后，莫尼斯又将自己锁在法庭前，挥舞着小国旗向媒体演说：“我想问陆克文先生，你读到无辜的阿富汗平民被杀的消息时会反胃吗？你听到澳军杀害无辜平民时会反胃吗？”如果只看他当时朗读的几段，还真是三观端正、感人肺腑的哀悼信。
然而，前总理陆克文中枪，其实是因为本月初他在莫尼斯被控七宗骚扰军属罪行后曾表示要审议澳移民法，对此莫尼斯暴跳如雷地表示“他是否该被驱逐应由真主决定”。2013年9月阿博特当选总理后，莫尼斯也提出要与他单挑，如果在关于阿富汗战争的辩论中输掉，自己甘愿支持政府政策，但如果他能证明该政策危害他深爱的澳大利亚，将导致澳大利亚和公众将受到攻击，希望阿博特改弦更张。
【倒塌的熔炉】
与美国一样，澳大利亚这样的移民国家都曾以包容多元的“民族大熔炉”自豪，然而莫尼斯的经历再次给了这个老掉牙的概念当头一棒。显然，莫尼斯深谙西方社会的G点。他的网站上赫然贴着据称是被美澳最近的空袭杀害的儿童的图像，他自称所做的一切都只为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所有国家的安全。
由此，尽管2011年12月悉尼刑事上诉法庭针对的是他通过邮件恐吓和骚扰，但他提出的上诉被驳回时，其律师声称这事关政治表达自由，因为信中涉及包括澳外交政策等政治事务。这一因自由表达政治观点而被迫害的形象，竟使恰好只有6名法官的澳最高法院出现3：3的僵局。
而此前，面对莫尼斯“我们应该关注澳大利亚的利益，而不是美国的，我们是澳大利亚人”的言辞，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记者卡尔·霍尔这样报道：“他不被澳多数伊斯兰学者承认，却有支持者散发为他辩护的传单，他批评澳卷入伊阿战争是不义的。”其律师克里斯·墨菲也声称：“他是有点歇斯底里，有点政治化，但一目了然，他是在为和平布道，他是和平活动家，我本人在越战时期也是。”而对他的谋杀指控，地方法官达里尔·皮尔斯在2013年12月也评价道：“这案子有明显的漏洞，证据不足，两人都有不在现场的理由，证人证言明显有差异，他们无处可去，对公众无危害。我允许保释只是为公平起见。”
【余波未平】
至此，莫尼斯作为一个人生失意者和边缘人物，以信仰和和平为旗号混口饭吃的形象已逐渐清晰。接到过他信件的一位阵亡军人母亲乔安·森格猜测：“我想他不能像正常人那样思考吧。”曾是他的律师的曼尼·康迪特西斯也认为：“他的意识形态太强，已无法理解常识和客观为何物。”这次劫持也有预兆，记者安妮·达维斯9月采访他后就感到，此人有点让人毛骨悚然，他说他认为光是演说将是不够的。
在劫持者古怪、受伤、情绪不稳，可能出于绝望和愤怒等描述之下，澳大利亚社会是将莫尼斯视为十恶不赦还是情有可原，这是个问题。2011年7月挪威于特岛枪击案凶手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美国2013年波士顿爆炸案凶手、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难民察尔纳耶夫兄弟在某些个人经历和极端思想的渗入等方面，都与莫尼斯有类似之处。而对长期以包容和开放为本的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第三世界移民也人满为患的西欧国家，显然其推崇的自由被人滥用了。真正的法治要付出“放纵”一部分犯罪的勇气，而真正的自由难道也包括庇护随时可能在身边威胁平民生命的外来者吗？拥抱ISIS的意识形态难道也要被作为思想自由加以保障吗？
随着10月初参加美国对ISIS军事打击，通过首批国家安全措施，包括更严格地限制对特种情报行动的新闻报道，以及随后通过方便起诉卷入海外恐怖活动的本土极端分子的第二阶段反恐立法，澳大利亚官方正变得更加强硬。毕竟，只占其人口2.2%的穆斯林多数温和，但其中至少60人已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北部追随极端组织，澳国内还有100人左右积极支持。这些人多数已婚有子女，信奉极端派别之前甚至并不太宗教。当18岁的澳籍少年在伊拉克充当人弹，而澳籍骨干则手提人头在视频中招摇，澳国内公众针对穆斯林的情绪也陡然复杂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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