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福东：沈崇案学潮，“理中客”为何不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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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崇案学潮，“理中客”为何不受欢迎
by 韩福东
沈崇，年十九岁，烫发，面色惨白，外罩灰皮大衣，淡肉色袜，外军红袜套，淡绿皮鞋。讯问姓名，籍贯后，起诉法官即问：‘请你指出被吿来’，沈即自左向右，看至右方尽处，见皮尔逊坐被吿席上，当即指出。二次指出后，法官再使沈近前指出，沈即近前指皮尔逊，说‘就是他’。皮恐惧万分，法官乃令皮起立，确认后，沈即应问答，嗣法官即令沈述说当时受害情形，沈述说甚详，必要处完全说出，历历如绘。若干言词皆为一少女所不欲言者，而为证实皮尔逊之暴行，皆全盘托出。
这是1947年1月18日，美国驻华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军事法庭，公审美兵皮尔逊涉嫌在北平东单操场强暴沈崇一案现场。上海《申报》在次日头版的报道中，描述了上述的一幕。沈崇案此时已是举国关注，刚刚过去的1946年平安夜，两位美国驻华大兵涉嫌挟持强奸了她，由此激发出的巨大反美浪潮，在中国近代学运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学潮蔚然成风，但这并不意味着高校内在此议题上具有高度共识。《申报》12月30日的报道中，曾提及此前一天高校内部的争议：
北平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师范学院，中法大学，淸华大学六大学学生，将罢课一日，抗议美军强奸北大先修班女生沈崇，并定于上午九时在北大举行诗歌朗诵会，宣读有关文件。今日（12月29日）各大学代表下午六时在北大开会讨论罢课问题时，主张罢课者与反对罢课者两方因意见不合，大打出手，会议无结果而散，现此两派正在大学展开激烈之斗争。北大出现一名情报网之传单谓，被奸者乃延安派来，逗引美兵制造事件。教授之中，燕树棠认为学生小事伤大事，乃狭隘民族意识。毛子水谓，此乃个人法律问题，不必扩大。陈雪屏亦力劝学生甚重。另一部教授许德珩、钱端升、张奚若、朱光潜等，则表示极度愤慨。许德珩为此曾痛哭流涕。
不同立场的师生，甚至到了大打出手的地步，可见沈崇案引发的分歧之深。北京大学48名教授也在30日致函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要求：（一）对于被害人，望嘱有关方面迅作处置，以补偿被害人之荣誉损失。（二）对于犯罪之士兵，迅绳以法。（三）保证此后绝不再有类似事件，在中国任何地方发生。签名者中以左翼学 者为主，但也包括一年后将被郭沫若等左翼文人围攻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的沈从文等人。
《申报》在12月31日的社论中就此发表看法说：
自北平美军发生所谓侮辱学生案件以来，事态日趋严峻，且有蔓延及于上海之势，对于这一不幸事件的发生，我们感觉很遗憾，但事件扩大到这般地步，我们亦不能不认为遗憾。如果这是一件侮辱女生的事件，这里面我们所必须明了的一为事实问题，一为法律问题。究竟是否为一宗强奸案件，在通常民主法治的国家，必须经过司法的审判，等到犯罪的事实判明以后，由法官来依法处刑。如今被认为犯罪的一方是军人，亦需经军法的程序。如果军法的判决不当，那才可以出以法律以外的手段。在目前事实及处刑问题未判定公布以前，而发生有所谓罢课运动，甚至有请美军退出中国运动，这不仅是小题大做，而且是正足以反示我们对于民主政治的没有训练；于今高唱民主的时候，才不免有点遗憾。
按照今天的流行话语，《申报》的论调颇为“理中客”，不为学生接受亦是势所必然。在这个事件中最知名的“理中客”大概算胡适和傅斯年，两人都公开发表不应将涉嫌强奸的刑事案件和“美军退出中国”的政治议题相联系的论调。
从接下来的发展看，反美游行由北京散布到其他大城市，显示出反美派在行动上占据上风。在接下来的两年多时间内，反美声浪一浪高过一浪，这之间关涉到美国在国共内战以及日本复兴上的角色，但沈崇案实为其引发国人抗议的最初起点。
在皮尔逊被宣布无罪之前9日，即1947年8月2日下午四时许，美国国务卿特使魏德迈在北平与梅贻琦会面，在半小时的谈话中，魏德迈即提及东单沈崇事件。他表达自己的困惑称：“强奸事件，中外皆有，其事而发生于军队中，尤非世所绝无者，何以因此而掀起如此大风波？”（《申报》1947年8月3日头版）
这的确是一个问题，一起疑似刑事强奸案，最终被中国高校的师生们泛政治化因应，问题出在哪里？比较耐人寻味的是，在该案疑犯最终于1947年8月被美国复核时改判无罪后，国内却再未掀起大规模抗议浪潮。这当然和信息传播规律有关。沈崇案发伊始，最能赢得举国关注，过了大半年后，结局虽难令国人接受，但舆论议题早已转移——国共内战期间社会议题转移之快远非承平时期所能比拟，终难再现抗议盛况。但反美的主题却延续了下来。
在这个意义上，沈崇案的发生，只是提供了一个反美的口实而已。只要大家内心认为反美存在合理性，任何与美兵发生关联的事件，都会为我政治所用。
时为上海市长的吴国桢晚年回忆时，说他曾以如下话语质问准备罢课的上海交大同学：“请注意，当俄国人占领东北时，有多少中国妇女遭到了蹂躏？如果你们一定要示威，那么应当针对这个劣迹更大的罪犯。或者，如果你们一定要对美国示威，那么同时也应该对苏联示威。”
这当然也是“理中客”的话语风格，可以想见难以说服激进学生。
我们不妨结合《萧军东北日记（1946—1950）》看这个问题。在日记中，萧军提到，他1946年12月7日去东北大学演讲，发现学生们“对苏联仇视，对共产党有距离，这是普遍情绪”。次年1月9日，抗议沈崇案的示威也蔓延到东北，萧军在日记中写道：“去参加了学生的反美集会，我讲了话，使他们那种轻浮的感情渐沉下去。我本想也把苏联军队那种兽性行为引证说明，任何国家的军队，凡有此行为的全为兽行，全应反对。但我只是暗示他们，一切要靠自己，不独不能相信敌人性的‘朋友’，就是真正的朋友，也不能存着丝毫依赖心。”
东北学生普遍敌视苏联，为什么也参加沈崇案的反美示威？
我们固然可以说，沈崇案发生与否，不构成“美军是否退出中国”的根本理由。假设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段，美军确有驻扎某地的合理性，在道理上我们不能因一例大兵涉嫌性侵案而将此完全推翻。但在美军驻兵合理性全不被认可的前提下，一起强奸事件适足以将全面反美的口号激起。1946年的中国，“反内战”是最强音，对国共联合政府还抱有期望的知识分子，很容易污名化美国不可能完全中立的调停介入。
在一个非常态的社会里，“理中客”的声音注定受到奚落。在这样的社会里，个案的逻辑并不重要，所有的观点陈述都会被汇集到站队表态的阵营划分中去。一个以站队思维来划分友敌的知识群落，固然谈不上成熟，但这种现象的真正危险体现在知识共同体之外：在一个观念需要非理性对决的社会，最终要以什么样的方式平复纷争？
1946年底的预示是，枪杆子最终解决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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