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远举：城市崛起农村没落是历史大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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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一篇《博士回乡手记》在网上被广泛传播。文章描述了一位博士眼中的农村现状：整体凋敝、人情淡薄、物质攀比、知识无力。不可否认，引发这些状况的直接的、表面的原因，当然是劳动力外流。所以，描述乡愁的叙述性文字之下，作者隐约批评了导致劳动力外流的“现代生活”或者城镇化。
“博士回乡手记”错在哪里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无意评价这篇《回乡手记》的作者，但是，当文章被广泛传播，引发讨论之后，由于文章极具个人主观色彩，所以，作者本人也会无可避免地被置于讨论之中。
既然是传播才引来了讨论，那么，不妨先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文章会得到如此广泛的传播？
真实是引发共鸣的重要原因。劳动力外流导致的农村凋敝，与亲人分离的思乡之情，春运颠簸的困顿，留守老人的孤立无援，这些都非常真实。返乡带来的攀比压力，婚嫁的物质压力，更是城乡同此甘苦。这些都不难得到人们的共鸣。
另一种传播动机则是对乡村的忧虑。老一辈的人，怀有的是大跃进式的火热农村想象，年轻的小清新则抱着山清水秀、田园牧歌、温情脉脉的农村想象。博士描述的农村让他们在忧虑之中，在拯救弱势者的道德崇高感中，按下转发。
在对农村的普遍性感受之上，作者有自己的独特感受，那就是知识的无力，更直白的说，是高级知识分子面对乡邻物质攀比的窘迫。独特的视角引来了独特的传播动机。在中国，受高等教育的毕竟是少数，下里巴人对臭老九的嘲笑，源于贫贱者更智慧的灌输，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传统。所以，当出现一两个清贫而窘迫的博士，对普罗大众来说，还是喜闻乐见，乐于传播的。
正是这三点，构成了这篇文字广泛传播的基础。不过，由于文章本身的局限，更多的传播却意味着更大的误导。
在文中，作者忧虑农村突显的攀比之风。其实，中国农村乃至中国人的攀比从来就存在着，只不过，经济的发展使“没有物质可攀比”变为了“有物质可攀比”。
作者的另一个很深的感受是农村人情的淡薄，人越发成为原子化的个体。其实赞美中国乡村的鸡犬相闻、同族友爱，更多的只是对紧密的社群联系状态的一种“远离之后的主观美化”，与此同时，“无视隐私、缺乏个人空间”的描述则更为真实、客观。
市侩、攀比、甚至人与人之间的恶意，在这种紧密的社群关系之中越发明显。比如，在明知作者仍在读书的情况下，仍然追问收入，戏谑与恶意毫不掩饰。作者正是被这种令人无法喘息的社群关系逼迫得即使返乡也躲进小楼成一统。
总体上看，通篇文章，受“知识的无力”的感受的影响很深。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深化，中国早就过了搞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的时代。即使经济的发展与巨大的基建投资推高了简单体力劳动的人力价格，但是，长远的、整体的看，知识带来的收入在预期、可持续性、增长性上都更好。而且，随着知识积累而建立的人际关系网络，在户籍制度中的优势，还能进一步惠及下一代，甚至固化为阶层优势。
所以，在今天，知识非常有力。当然，伴随这些优势的同时，在城里定居买房成为一个沉重的负担，以至于不能回馈父母，但与此同时，这些人获得了能够惠及下一代的优势，以及固定资产——房子。
另一方面，乡邻并不是都没见过世面的傻瓜，预期、潜在这些词，即使说不出来，也会按此行事，一个计算机或自动化博士，是没有人会嘲笑的。如果知识不仅仅当下无力，更重要的是，预期也无力，这种窘迫就会在乡邻的恶意下被更加凸显。
由此可见，即使力图赞美，但作者仍然对于农村生活充满了矛盾之情。
有趣的是，作者对绿皮车“乐观的、健康的、人间真实生活的氛围”的赞美，与作者在拥挤、不安全感之下，为了摆脱绿皮车而选择更近的工作地点呈现出来的对绿皮车的厌恶，正是反映这种矛盾的一个暗喻。这种矛盾源于，一方面，作者与想象中的城市生活太远，退回到精神上的“人间生活的气息”中以抵抗，另一方面，富有“人间的生活气息”的绿皮车上的人却摇身一变，化作了“问工资”的邻居，精神上的家园在真实中变得如此的恶意。进退不得之中难免迷茫。其实，对乡村的迷茫，或许正是对自己的迷茫。遗憾的是，作者的个人体验或许影响到了其结论的冷静与客观。
作者虽然没有明说，甚至自己也没意识到，但文章却借别人之口说出“情愿不改革开放”。当然，没有改革开放，相对于农村户口的乡邻，博士已然是国家干部，已算衣锦还乡，就“回得了家”。但是，且不说没有改革开放与扩招，还考不考得上，国家豢养的知识有了力，农民就被固定在土地上——对此，博士一再借他人之口说出的判断是：为了回家，他们愿意。
但是，这绝不是绝大多数农民的真实选择，脚的选择永远比嘴的表态更加真实。且不说，回家这个愿望的实现是如此的容易，也不说作者求学、工作、再求学，都是为了远离农村。实际上，造成农村劳动力与亲人分离，农民工回不去乡村，也留不下城市的，是城市的户籍盘剥。解决这个问题，不是什么挽救乡村，建设新农村，而是进入城市。农村的出路在于城市。
所以，“他们愿意回家，他们应该回到农村”以解救凋敝的农村的呼吁，某种意义上，就成了有意无意的限制农民自由的帮凶。正因为这一点，一个博士的牢骚才有了公共议题角度上的驳斥意义。
旧式农村不已可能重现
从更深的层面上看，以乡绅制度为特征的乡村自治与动员与集结起来的旧式农村治理，是中国农村的两个重要阶段。
具有非常强烈的动员能力与强制能力的旧式农村，在宣传话语中，充满了热火朝天的大跃进式画面，但其对农村物质与精神的摧残自不必多言。在这个阶段，农村当然不是原子化的，但这却是一种原子核被紧密压缩在一起由“强力”构成的死寂的“简并态”，而不是原子核相离很远，由电磁力与引力相互联系，构成世间万物。
随着改革开放，更多的经济自由支持农民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政治压迫，依靠意识形态把劳动力固定在土地上的旧式农村，没有了意识形态基础，而且，在经济上，为了把人固定在土地而牺牲农民的经济收入，也与整体经济运行所需背道而驰。所以，旧式农村不可能重现。
那么，乡绅制度下的农村能重现吗？在传统的小农生产中，一亩三分地能够维持正常生活，形成一个村落，在此基础上，形成传统的乡绅治理结构。1949年后，乡绅制度被摧毁，大跃进式的农村成为人们的农村印象。但现代社会中，一亩三分地的小农生产不足以维持工业时代的正常生活水平。也就是说，对工业时代的农业生产而言，传统乡村的人口劳动力密度太大，农村已经不足以容纳那么多劳动力，对工业而言，人口密度又太小，工业不可能深入每一个乡村，只有人走出去，趋近工业。这都意味着，劳动力只有外流。随着人口密度不断减少，被体制摧毁的传统乡绅制度，没有了生产方式与人口密度的基础，亦不可能重现。
所以，农村劳动力的外流，农村的凋敝，传统社会模式的变化，都是无可避免的历史潮流。某种意义上看，农村路上长满荒草，残壁断垣，正是人口迁往城市、乡村成为森林或大片农场的前兆。而新型的社群关系，也许会更冷清与疏松，但却会更加人性、多彩、维护农民利益。这是黎明之前最黑暗的时刻，也符合历史潮流，是发达国家已经实现的现实。
在这个过程中，骨肉分离，漂泊异乡是确实存在的。不过，这绝不是如作者所说：“现代生活是一种让人心肠变硬的生活。现代生活剥夺了人爱父母与子女的机会，让人不能爱社会、爱自然，让人用金钱度量一切。”恰好相反，在外漂泊艰难求生，是为了更好的爱。正如作者所说，一个家庭有几个成员出门打工，往往过得比较殷实，殷实二字，难道不是一种爱吗？
繁荣了城市，凋敝了农村；发展城市，牺牲农村，这类叙述方式是宏大的，其对象是概念化的，在这种论述方式之下，真实的人反而被忽略了。一切社会问题的终极目的在于人，所以，在这类议题中，与其关切农村与城市的变化，我更倾向于着眼于农村人的变化与选择——当我们放弃宏大叙事，就不难发现，即使凋敝的农村中，每户人家都有了更多的存款，很多人购买了汽车，过上了工业化水平的生活，这到底是凋敝还是兴旺？
郑州的一处村庄，2013 年12 月20 日，这里拆得只剩下一棵百年老树。 CFP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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