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丰：谁是“谋杀”公知的最大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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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在汉语语境中越来越多地被简称为“公知”，感觉有一种暧昧的嘲讽，含义越来越负面。中信出版社2013年9月推出了托马斯·索维尔的《知识分子与社会》，到2014年已经是第4次印刷，说明知识分子这一话题，在中国仍有很大关注度。
这本书谈的是公共知识分子，只有一次使用了公知（而且没有加引号）这个简称，这唯一的一次使用仍然是在确切的负面意义上：“理查德·波斯纳教授并不把公共知识分子看做是富于影响力的人，他认为公知们看似特别的预言，‘一般来说都是不必去听的’。”——或许这种不经意间的使用，恰恰说明这个词被污名化到了一定程度。
波斯纳的著作也有中文版，书名就叫《公共知识分子》，副标题是“衰落之研究”，在美国，如果有公共知识分子这一群体的话，它已经衰落了。拉塞尔·雅各比也有一本《最后的知识分子》，探索知识分子衰落的原因。如果他们的看法是正确的，那托马斯·索维尔《知识分子与社会》一书的立意就有点可疑：既然这个群体已经衰落，对其进行全方位鞭挞是否有点鞭尸的嫌疑？
雅各比的《最后的知识分子》出版于80年代。他把公共知识分子衰落的原因，概括为城市的衰败、郊区化和美国大学的勃兴，这一过程大概是从60年代开始的。所谓城市的“衰败”，按照中国当下主流意见，也许正是美国城市大发展的时期：高速公路飞速发展，私人汽车得以普及，人的活动半径大大增大。
当然，伴随而来的也有一些副产品，比如大城市房租飞速上涨，纽约格林尼治村的知识分子们因此被迫逃离，搬家或者想办法挣钱，作为一个群体，他们消失了。伴随发展的，是城市的郊区化。由于高速公路的兴建，越来越多的人住在郊区，导致60年代以来城市日报的萎缩，因为报社不得不把报纸送往郊区，成本不堪重负。人们从郊区开车到城里上班，也不能像在地铁中那样看报了。日报的萎缩，使知识分子丧失了自己发表文章的阵地，也让他们的谋生变得更为困难。
雅各比对美国城市发展的描述，和当下的中国很像。但是自60年代以来，半个世纪过去了，美国的城市似乎并不能用衰败来形容。90年代以来，网络兴起，更是为面向公众写作提供了多种可能性，说城市的发展摧毁知识分子群体，并不可信。倒是雅各比的第三点看法，即大学的发展在“谋杀”公共知识分子，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沉重，也越来越有价值。
当丹尼尔·贝尔1958年为了过大学生活而离开《财富》杂志的时候，他说出了四个原因：“六月、七月、八月和九月”，其实就是漫长而轻松的假期。从1920到1970年，美国的人口增长了1倍，而大学老师却增长了10倍，从5万人发展到50万人。
大量的知识分子离开咖啡馆到校园生活，他们放弃了晚上迟迟不睡觉、和朋友聊天的快乐，也抛弃了为吃饭和付房租把自己的美好愿望断送于冷漠而平庸的编辑的烦恼。雅各比用“皈依”来形容知识分子对大学的投奔，他们并不是被迫的，甚至不是半推半就的，而是感觉找到了归宿。
（巴黎的双叟咖啡馆，曾是法国知识分子经常出没的场所）
当然，丹尼尔·贝尔这样的大知识分子毕竟有所不同，他进入大学，不需要提供自己的博士学历，也不需要标榜自己的导师是谁，他已经写出了《意识形态的终结》这样有影响力的著作。贝尔那一代进入高校的知识分子，像《水浒传》中被收编的梁山好汉，他们常常带着怀旧的心情反思不复存在的波西米亚人和独立的思想家，甚至作为教授，这一代人也始终承担着对一个更大的公众群的责任。
对更年轻的一代来说，本科毕业接着读硕士博士成为很多人的选择，他们不得不适应大学这一特殊的体制。即使是最具批判性的新左派，在校园里也是每日盯着专业期刊、专题著作以及专题会议。他们的生活已经几乎完全包容在校园中，不愿意向学术界的规范发起挑战。他们的学问，同样带有强烈的学究气，除了专家无人能懂，也没人愿意读。他们的学术看上去越来越像他们过去试图颠覆的那一套。
雅各比所称的公共知识分子，是指那些为公众而写作的人，他们往往特立独行，不为任何机构所控制。而学院派知识分子，则是为专家写作，在自己熟悉的领域写作，这样才能发表论文、专著，评上职称。为了成功，所选择的领域越小越细越好，当然也就意味着更少的人懂。为了通过专家委员会的审核，当然是越少争议越好，这就要求一种内在的服从。
大卫·里奇在《政治学的悲剧》中为青年学者提供了一种思路：“在教书生涯开始的时候，最好表现出平平常常的专业能力，发表一些稳妥的意见，出版一些不引人注目的书。这一策略会有助于年轻的学者继续担任教职，一旦学术地位建立起来，大胆就可以行得通了，甚至可以用浅显的文字写出了不起的思想……”里奇的意思是，先隐藏锋芒，混到教授后再当公共知识分子，这种设想颇有点天真的味道，类似于进入官场小心翼翼保护“初心”，大权在握就推行善政一样。但是，大多数情况是，当最后获得了必要的级别和安全感时，大胆思考的才能甚至愿望都枯萎了。
毫无疑问，即使是在美国，也没有完全意义上的学术自由。二战后的麦肯锡主义打着不同的幌子成功地肃清了大学的激进分子，仅在纽约就有58名教师被解雇。到了80年代，虽然意识形态导致被解雇的可能性大为降低，但失业仍然是大学教师面临的威胁。在一个自由的社会，最终的危险就是失业或终止合同。
对美国的大学教授来说，“学术自由”保证他们不会因为学术观点而被解聘，但是参与政治活动或在公共声明上署名，仍然是危险的行为。1984年，威斯康辛大学的理查德·艾利被因为“鼓励并为罢工辩护”而受审判，虽然他以学术自由做了出色的辩护，但他因此事得出的结论却是“好好搞科研比大众化写作重要得多”，这是一种让人心酸的失败。
同年，哈佛大学的青年教授保罗·斯塔尔成为获得普利策奖的第一位社会学家，但却在第二年被免去教职。系主任暗示他写了太多的报刊文章，因此他对专业社会学的贡献是让人怀疑的。在学术自由的框架下，“专业化”成为徘徊在大学校园的一个幽灵和大学教师的紧箍咒。
专业化意味着不同的语言和思考方式。曾有一本标准的政治学教科书列出了传统的词汇并建议政治学家用专业词汇来代替他们：在老词汇中有专制主义、正义、民族、爱国的、权利、社会和暴政等。而新的词汇中却有态度、冲突、交互压力、游戏、相互作用、多元论、社会化和价值等。这些词汇组成专业的学术话语，而与公共话语相区别。普通人想发出赞叹都很困难，因为根本读不懂它。
雅各比怀念的那一代公共知识分子，大多活跃在咖啡馆。他认为，“咖啡馆文化创造了格言警句和散文，而大学校园则产生专题论著和演讲——还有奖学金申请。知识分子的生活节奏，渗透于他的写作之中”。对普通人来说，学术著作唯一可读的就是前言中的感谢部分，基金会、导师、各委员会的专家的名字穿插其间，构成了教师的“朋友圈”，而著作也主要是给他们看的。
对雅各比来说，大学和专业化是“谋杀”公共知识分子的最大凶手，这种蚕食的过程是漫长的、不知不觉的。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中，托马斯·索维尔则从一个相反的方向论证了这个问题。他的立论基础是，在强调高度分工的现代社会，没有人能掌握整个社会全部知识的5%，甚至没有一个人能掌握他所在行业（学科）知识的5%，而公共知识分子的发言，往往是跨学科、针对不同领域的，很多知识分子的言论最后被证明是错误的，原因正在于此。索维尔和雅各比，从相反的角度，论证了公共知识分子衰落和大学的专业化之间的关系。
（萨义德，文学理论家与批评家，后殖民理论思潮的主要代表。）
90年代，爱德华·萨义德在BBC演讲（后以《知识分子论》出版）进一步阐释了专业化的杀伤力：
今天对于知识分子特别的威胁，不论在西方或非西方世界，都不是来自学院、郊区，也不是新闻业和出版业惊人的商业化，而是我所称的专业态度。我所说的专业意指把自己身为知识分子的工作当成为稻粱谋，朝九晚五，一眼盯着时钟，一眼留意着什么才是适当、专业的行径——不破坏团体，不逾越公认的范式和限制，促销自己，尤其是使自己有市场性，因而是没有争议的、不具政治性的、客观的。
萨义德所称的专业，更多是和专业化相关的精神或生活态度，在他看来，专业化最终会让知识分子服从权力。他呼吁用一种“业余性”来对抗。“所谓的业余性就是，不为利益或奖赏所动，只是为了喜爱和不可抹煞的兴趣，而这些喜爱和兴趣在于更远大的景象，越过界限和障碍，拒绝被某个专长所束缚。”要做到这一点，不是假装专业化的冲击不存在或否认它的影响力，而是再现另一套不同的价值和特有的权利。
萨义德本人做到了这一点，他作为一位英美文学的教授，长期致力于揭示西方的文化霸权，并在现实中参与巴勒斯坦的解放运动。他属于雅各比所说的“最后的知识分子”，或专业化“谋杀”公知的漏网之鱼，身在学院而未被束缚，但像他这样的学者毕竟太少了。
美国的左派学者曾用“穿过院校的长征”来为自己的教授生涯辩护，意思是在大学的博弈中，总有胜利的一天，但至少现在看来，胜利的一方还是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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