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成了语言的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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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成了语言的俘虏
by 张丰
2015年1月12日，周国平的一条微博引发很大的争议。他说：“我的意思不是要女人回到家庭里。妇女解放，男女平权，我都赞成。女子才华出众，成就非凡，我更欣赏。但是，一个女人才华再高，成就再大，倘若她不肯或不会做一个温柔的情人，体贴的妻子，慈爱的母亲，她给我的美感就要大打折扣。”
批评者注意到他形容女性的词汇，温柔、体贴、慈爱，这些不仅让女权主义者不爽，即使放在鲁迅的时代，也会被当时的启蒙者批得体无完肤。人们注意到这几个词背后隐含的男权中心主义，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周国平对这些词的用法，形容词和名词的搭配，“温柔”的“情人”，“体贴”的“妻子”，“慈爱”的“母亲”，这些不正是所谓传统文化中的固定搭配吗？作为一个曾经的尼采著作翻译者，周国平对这些词汇的使用和一个中学生并无什么不同，这才是让人大跌眼镜的事。这显示出语言对他的束缚之深，在这种情况下，谈哲学和知识的创新就成为奢侈的事情。
以上看法，并不是故意嘲笑周国平。事实上，绝大多数人都深受语词的控制而不自知。11日晚，王小山在微博上做了一个实验，就把很多网友耍得团团转。他的微博是这样的：“试验：每次到成都玩，都是学习麻将的过程，在街边任何一个茶馆或者露天广场，随便找几个大妈玩几圈就能提高不少，然后到北京或者上海，分分钟把@共和国裁缝 @朱威廉 等打到内伤。智商不足的去成都吧，成都人是世界上按城市论平均智商最高的。”成都以外的网友对王小山群起而攻之，全然不顾这条微博的开头有“试验”二字。那些网友更不会发现，在此之前，王小山故意发一条微博讽刺成都人智商低，也引来了部分成都网友的攻击。对他来说，发这样的微博不过是行为艺术而已，他要讽刺的，恰恰是那些地域歧视者。
有人会用微博时代受众对信息的接受是破碎的来解释网友的激动。确实，除了别有目的，很少有人会对另一人的系列微博进行完整的分析，但不能否认的是，对大多数人来说，总是很容易鉴别出“地域歧视”等方面的词汇，然后对号入座，被词语捕获。被王小山耍弄于股掌之间的网友并不值得同情，因为生气反击之前，仔细辨识一下语境并不困难。这种被耍本质上是由于网友自己的用词习惯，那些容易引起他们愤怒的词语或许早已内化在他们的思维习惯之中。
面对这些被激怒的网友，我并不敢幸灾乐祸，也没有一丝智力上的优越感。也许更隐蔽，但我仍不能摆脱被语言控制的命运。最近读双语版牛津通识读物《大众经济学》，就有一个震惊的发现。作者帕萨·达斯古普塔讲述了同样是10岁大的美国女孩贝基和埃塞俄比亚女孩德丝塔的故事，通过她们的故事，让当今流行的经济学原理一一出场，来对她们的境遇进行分析。我吃惊的地方在于，在我读英文部分时，贝基的故事浅白流畅，而德丝塔的故事则充满了不认识的生词。同一个作者，同一个读者，不同篇章为何会有这样的差异？仔细比对会发现，贝基的故事，所用到的经济术语，比如stock（股票），bond（证券），mortgage（抵押），saving account（储蓄账户），property law（财产法）等，都比较熟悉，不仅在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词汇表中，在大街上，在生活中，我也会时常碰到。而要讲述德丝塔的故事，则更多要用到比如subtropical（亚热带的），malaria（疟疾），diarrhoea（腹泻），这些词汇对我来说就很陌生。我的词汇量当然有限得可怜，但问题却并不在我，这种感受的差别，根源在于作者在处理不同的主题。贝基生活在美国，描述她生活的词，通过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全球化过程，最终成为我必须掌握的词汇。而德丝塔生活的环境，在我的角度看则是前现代的，要知道，即使是在中文环境，“疟疾”也不是一个常用的词了。为了混个大学毕业，我不知不觉间被一些全球化词汇所掌控，而我要了解一个英语作家所写的埃塞俄比亚女孩生活，不得不一次次求助于词典。词语对我的这种控制，是隐性的，如果我只读这本书的中文，就不会发现这种控制。
人类对这种被语言控制的命运早有觉察。1922年，赫尔曼·黑塞就在《悉达多》中写到了这种困境。古印度青年悉达多最初和自己的朋友乔文达一起求道，他们听说乔达摩已经成佛并在讲法，就前去拜访。乔文达成为佛祖乔达摩的信徒，而悉达多则选择了告别佛祖，继续流浪之旅，因为他不想被教义所束缚。此后经历种种磨难，悉达多在一个河边待了近20年，终于从船夫和河流那里得到了真谛：爱一块石头，就是爱那块石头的物，而不是关于这块石头的语词、意义或传说。“任一石头皆佛”，他终于明白，困住他一生的，不是必须丢弃的“自我”，而是种种由语词形成的观念。比黑塞还要早几年，语言学家索绪尔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对语言的“所指”与“能指”进行了区分，指出语言符号联系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他用“能指”和“所指”这两个术语来分别指称符号的“两面”，并进一步提出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联系是不可分割的。
对“词与物”“能指与所指”的思索与拷问，往往会把人逼到发疯的境地，但是后来法国崛起了一批热衷于此的思想家。罗兰·巴特、米歇尔·福柯等，都是这方面的高手。批评家罗兰·巴特的《S/Z》把巴尔扎克不知名的短篇小说《萨拉辛》切割成561个基本语言单位，翻译成中文，简直不知所云，不知道他要表达什么意义，事实上他根本就没想表达意义，而是纯粹的从符号到符号。在《词与物》中，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则发展出一种知识考古学，他认为，在不同时代的知识论述中，事物是有一定秩序的，而“秩序又是只存在于由注视、检验和语言所创造的网络中”。80年代以来，至少从在中文世界引进的法国思想家看，把符号和词语从人们日常使用的语境剥离开来，成为一种流行的学术游戏。这被称为“解构”，或一种“解放”。
（资料图：米歇尔·福柯（1926—1984））
《查理周刊》遭遇恐怖袭击，显示出这批法国思想家走得太远了。对恐怖分子而言，词与物是不可分割的，也是不可亵渎的。蒙着面纱的恐怖分子，被语词（教义）所控制的程度超出上文所述的任何人。在他们看来，教义只能有一种解释，而世界也只有一种解释。他们是一个极端，而完全不把语言当回事的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们，则是另一个极端。从文化的角度看，《查理周刊》被袭击，让人们必须审视自己与语言的关系，我们在何种程度上被它控制，在何种程度上又可以玩弄它？
（注：本文原标题为《周国平到查理周刊：我们如何成为语词的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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