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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禁欲来对抗艾滋病是逃避责任

2015-03-14 姚遥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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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欲能极大地减小艾滋病感染率的分子,直至为零。但发根于宗教的禁欲,更适合个人的修行和坚守,无法成为大众推广的根基,很难用作大众动员和全面推广。


国内男同性恋群体本应告别了艾滋病高风险人群。

然而,宁波市疾控中心发布的最新消息显示,到2014年年底,宁波在校学生中已经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30多例,大部分是高校学生,80%以上是通过男男性接触传播。类似的数据,国内比比皆是,男同的艾滋病威胁又回来了,而且青少年是重灾区。

1981年,美国正式记载的人类第一例艾滋病人,是一个男性同性恋者。到1985年,北京协和医院首先报告中国境内第一例艾滋病病人之后,与外国人接触紧密的同性恋人群中即开始流传艾滋病的恐慌。在1989年,一位男同成为国内首例有记载的艾滋病人。

此后,不仅世界上男同是艾滋病防治工作中的重要人群,在中国也成为了艾滋病防治领域的先锋人群。而且基于中国的特殊历史阶段,在艾滋病的防治工作中有三类人群,包括了输血卖血、血友病、吸毒等的血液传播人群,异性性交(尤其是卖淫)与男同的性传播人群,以及母婴传播人群。在三类人群之中,卖血输血因特殊历史导致的政治敏感而难以得到关注,吸毒与卖淫嫖娼本身就是国内社会管理中严厉打击的范畴,比较下来,相对而言更为强势也更与主流社会贴近的就是男同群体。

随着世界男同运动的发展与国内意识的开放,中国男同的血泪史在过去,男同正在逐步的告别地下社会与歧视,而且男同人群中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同样有着合法身份、但由于历史问题引起的输血卖血与血友病感染人群,正随着时间无情的流逝而萎缩。最终,逐步壮大的男同社群成为艾滋病人群中最能接受阳光的群体。正因为如此,中国男同群体一直是艾滋病防治工作中的先锋和主力。

然而,从各种渠道的统计来看,新增艾滋病案例中,性传播尤其是青少年男同的比例增高很快。根据河北省卫计委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青年学生感染增幅高达51.4%。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中心副主任汪宁表示,15~19岁的学生每年新报告感染人数都在上升,以男孩为主。

同志防艾有着国家和社会在艾滋病议题上的高强度投入,也有着多年积累下来的高危人群中最成熟的经验,却要面对青少年男同群体艾滋病增长的现实。在全国艾滋病保持低流行状态的局面下,那么,这里的问题究竟出在了哪里?

青少年群体和社会组织接触有限,最有效的渠道就是国家政策和学校教育。

参考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中学和大学需要按照规定要求开展艾滋病综合防治知识专题教育或宣传教育活动,同时高危行为人群安全套使用率达到90%以上。

可是,查阅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的基本知识和内容,高中阶段完全回避了安全套包括同性恋,而着重强调避免婚前性行为。大学阶段的教育,也首先强调拒绝婚前性行为,之后才提及需要了解安全套的作用。国家的行动计划比较粗放,但学校防艾教育中首推禁欲主义的指导思想旗帜鲜明。

面对宁波在校生艾滋病感染,发布数据的宁波疾控中心,如同大多数主流专业人士一样,首先呼吁学生们洁身自好。这类常见的意见,无外乎抵制婚前性行为,呼吁专一,避免多性伴。

道德层面对于性欲的讨论一直左右艾滋病防治的历史,世界人民都对肉体禁欲和精神禁欲治理艾滋病问题都产生过浓厚的兴趣。艾滋病感染率世界第一的斯威士兰,国王曾下令全国人民禁欲5年对抗艾滋,还草拟提案为保持处女身的少女发放补助。不过,这位国王颁布禁欲令不久,就迫不及待的迎娶了17岁的中学生,以及更多的少女。即便看着比较靠谱的美国国会,也曾决定将三分之一对抗艾滋病的资金用于鼓励禁欲。

在道德和宗教的推动下,禁欲对抗艾滋病的浪潮一直凶猛。为此,前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主任皮奥任期内曾警告说,提倡用禁欲来对抗艾滋病是不科学的。

从传染病学而言,艾滋病的传播必须具备三个缺一不可的要素,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暴露强度,迄今为止的艾滋病预防手段也基于此而来。

禁欲虽然不直接对应任何一个要素,但一定程度能够影响到传播途径。简单的看来,禁欲能极大地减小艾滋病感染率的分子,直至为零。但发根于宗教的禁欲,更适合个人的修行和坚守,无法成为大众推广的根基,很难用作大众动员和全面推广。2005年几位女大学生联名签署了《青春无瑕同盟协议》,拒绝性行为坚守贞操的壮举轰动全国,把禁欲推向高潮,引来无数女子的模仿和男子的点赞。就在全国舆论的热议和关注下,当媒体回访之时,首倡者却早已悄然拆毁了贞节牌坊。如果人的自觉不可靠,即便用强有力的法律和惩罚来约束人的性欲,不仅无济于事,反而节外生枝。斯威士兰关于禁欲的禁令,最终没有改善该国艾滋病的状况,反而推动了猖獗的嫖妓行为、低结婚率,以及堕胎和杀婴行为的上升。

不仅如此,从传染病角度而言,性生活不是一个人的,只要有了不戴套的性生活,再贞烈的男女都有可能暴露在传染源中,是否安全并不取决于性伴的数量,而在于性伴的安全或者是否做了保护措施。挑战禁欲控制艾滋病的问题在于,一个开放的社会中,只要有一个人携带了病毒,那么其他人即便能够做到禁欲,但在无保护的情况下也无法避免接触到病毒。

不过禁欲主义的道德诱惑是如此的强烈,不仅预设了性伴的数量增加会带来道德的贬值,还预设了控制性伴就能控制艾滋病的携带与传播。为此,在禁欲主义有一定效力影响艾滋病传播的同时,却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

禁欲主义让人错误相信情感的可靠背后会有安全的性伴,从而回避了采取保护措施。更隐蔽的是,禁欲主义以抬高禁欲者道德形象的模式,对艾滋病人进行负面评价。从国外的“艾滋病是上帝对男同性恋者的惩罚”,到国内的“艾滋病是西方飞进来的苍蝇”,从早期的“艾滋病是道德败坏者咎由自取”,到如今的禁欲主义预防艾滋病,种种说辞都不过是植根于心底的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与无知,换着不同的马甲露头。天然的认为青少年可以通过禁欲主义控制艾滋病的蔓延,不如说是放纵那些所谓不道德的青年感染艾滋病。而道德上所谓健康的行为,完全不等于科学上健康的行为。青少年是否需要性爱,包括同性爱,指导不了如何预防艾滋病。科学预防艾滋病,青少年需要积累的是艾滋病相关的知识、对待预防艾滋病的态度、对正确保护方法的信念、能付诸行动的实践。我国的校园防艾教育仅仅触及了第一点,后面的三点都在禁欲主义的大旗下一笔带过。

可怜的中国青少年男同们,在一个开放、宽容的时代,比第一代男同艾滋病感染者多了知识,却因为缺乏正确的态度和信念来指导安全的实践,爆发出第二轮艾滋病感染高峰。

我愿意相信禁欲主义者们也在忏悔,他们忏悔禁欲的工作做得还不到位,还有那么多青少年陷入性欲的魔障,他们也在诅咒那些宣传带套的人,万恶不赦,鼓励行淫,教坏了小孩子感染艾滋病。

无人能够阻挡禁欲和带套之争的持续,而青少年艾滋病,尤其是青少年男同艾滋病问题已经迫在眉睫。个体行为差异导致的艾滋病感染不可避免,但如果特定人群在统计上艾滋病感染率上升,那么这不是个体认知的问题,而是社会干预的失败。如果以后的学校教育还要如鸵鸟一样举着禁欲主义的大旗,就以为负责任的预防了艾滋病的蔓延,那将是对一代人的不负责,中国的艾滋病将在血液感染引起的第一轮爆发之后,迎来新的一轮爆发。中国的艾滋病问题,也是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艾滋病问题,科学的面对防艾教育,这才是最大的道德。


作者:姚遥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法律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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