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遥：李光耀的新加坡模式终将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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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走了。而满眼的评论，充斥着功利主义的暧昧，弥漫着成王败寇的胭脂。
李光耀和新加坡，因为成功而被人关注，因为成功而变成模式，因为成功而被反复研究。而所谓的新加坡模式，并没有逃离出冷战带给国际社会的过渡产物，即将政治话题与社会话题拆分，除了政治上的民主与自由在政治的对话以外，还将社会发展另辟一个领域。
在这样的情境下，争霸的巨头国家可以在政治领域的争斗以外，也通过社会治理的框架与不同国家开辟关于人类发展的对话。不同背景的国家，不必一坐下来就陷入政治讨论的尴尬僵局中，也有空间讨论人类发展的问题。这也就给了政治家另一种成功的可能，他可以在民主与自由上有争议，但是可以因为其卓著的社会治理能力而融入国际社会。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李光耀与新加坡的另类成功脱颖而出。新加坡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以富庶的社会、有序的管理，在世界舞台脱颖而出。尽管该国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状况持续的遭到批评，但并不会导致他们成为国际社会的边缘。
李光耀是幸运的，作为有着良好英国教育背景的精英，他继承了英国式官僚的勤勉与专业，并且建立了一整套系统而有效地社会管理机制。从治理机制上而言，新加坡更接近一个超级公司，而非国家。
李光耀可以通过他的管理机制将整个公司管理的高效而公平，也给予普通员工分享到公司成长效益的机会，但绝对避免普通员工染指权力。
李光耀作为掌权长达32年的领导人，成功的塑造了一代威权政治家形象，并建立了政府清廉、社会文明、经济繁荣、人民幸福和谐、环境优美的国度。
（新加坡夜景）
诸多其他也同样政治民主发展不足的国家，希望从新加坡发展的结果中倒推出可以取巧的方法，然而单方面的学习新加坡的经济政策、社会福利政策，或许可以短期内促进经济发展或者社会公平，最终并不能保证社会治理的有效推进，无法在效率与公平之间持续的把握平衡。
新加坡建立起的治理体系，需要执政者了解公众的需求从而能有效地了解发展目标，需要公众参与从而制定可行的决策，需要有效率的官僚系统执行和落实决策，需要内部的监督问责机制保证纠错，还需要信息透明保证外部监督的可行，以及法治的健全作为社会纠错机制的保障与公平制度的支撑。
这一套复杂的系统环环相扣，互相支撑，精细的维持着社会的平衡发展。在民主制度不健全和政治自由缺乏的情况下，每个环节的效果都有制衡不足而被打折扣的可能，当然有一个强人的铁腕治理也能基本保证系统的有效运作。
最终，良好的治理结果有望得到实现，无论是历史上的君王辖下的帝国，或者斗志昂扬的企业家开创的公司，还是李光耀统治的新加坡。对一个励精图治的统治者而言，李光耀成功的结果值得认可。
然而，如同这一机制本身的健全与发展也指向政治民主以外，依靠政治强人去平衡民主不足对于这一系统的影响，也让社会发展如履薄冰。在发展的过程中，新加坡也在不断地尝试用技术手段而非暴力压制去填补漏洞，新加坡用骚扰性诉讼控制新闻自由，用改变选举程序确保选举的结果，小心的避免扼杀社会空间但又延续专制。
但这样踩钢丝的平衡技法能够持续多久，无人能够准确回答。以参与为例，新加坡借用选举的机制扩大普通公众的政治参与空间，吸纳新鲜血液促进系统的活力，保证治理体系的有效运转，同时又用骚扰性诉讼精确的打垮那些彻底的反对者，限制更多的公共参与，封闭了执政党的进化。
对一个相当于北京四环大小、拥有五百万人口的国家而言，做一个勤勉的统治者并且能够清晰的遴选最合适的精英，在一段时间内维系住有效地官僚系统在实践上还是可能的。然而这种选择机制对精英的压制，也不可避免的要面对因缺乏充分的竞争而影响社会的活力。
在冷战的背景下，新加坡可以回避民主发展，通过强化社会治理带动社会发展而争取话语权。在工业文明的尾巴上，新加坡抓住了传统工业的尾巴而强大起来，并通过李光耀建立了一套全新但也传统的社会治理话语，对抗民主的话语。
但是，在后工业时代，社会越来越独立于政府，新加坡建立的依靠半封闭的精英官僚体系维系的发展话语，不仅仅遇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以及国际社会呼吁开放政治权力的批评，也将受到越来越多社会期待开放的挑战。
李光耀的去世，不仅是一个政治强人向世界的告别，也是威权政治家的告别，政治发展与社会发展脱钩的历史的谢幕。在开放世界的挑战面前，新加坡终将告别李光耀和新加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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