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思磐：一百年前的女权行动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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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一百年前，1915年春天，同盟会的第一位女会员、中国妇女参政权运动领袖唐群英正好结束了她整整一年的海内外流亡，回到了湖南衡山下的老家。之前，她因为遭到袁世凯政府的通缉，而不得不离开北京。她的被通缉，是为“搞女权”。
【袁氏当国：兴女德，灭女权】
性别从来不是王朝统治的化外之地，性别统治是统治的核心。当女人们不再愿意仅仅扮演贤妻良母的角色，建立在国民奴性基础上的政治和社会一体的专制——家长专制和君主专制，就失去了根基。
当袁氏决定复辟帝制，妇女的家庭角色成为他的“王朝”需要着力的，而当时唐参与引领的女子参政、女子教育的热潮，必然成为复辟的障碍。因此，袁世凯政府的教育总长汤化龙曾经发表谈话：“或主张男女平权，或倡导女子参政，遂至有女子法政学校之设立……则实属可忧之事也！……余对于女子教育之方针，则务在使其将来足为良妻贤母，可以维持家庭而已。”
凡是要把女人禁锢在家庭中的政权，都是要把人民关在笼子里。袁氏政府借尊孔之名提倡复古，政府文件确定表彰节妇烈女。
1914年之后，明令禁止妇女参与政治活动，包括结社集会，1915年之后则限制男女同校。其中少不了写手助阵，“鸳鸯蝴蝶派”小说家李定夷因为在作品中宣扬传统女德，获颁教育部颁发的“甲种褒状”。1914年底创刊于上海的《女子世界》杂志，鼓吹“男子可以多妻，可以放纵”，要求妇女遵行“礼义廉耻”。这一年价值混乱可笑，袁世凯一边主持祭孔祭天，一边又庆祝武昌起义周年。
【她的历史】
所幸，尚未实现大一统的、年幼而脆弱的共和体制下，唐群英尚可返乡避祸，而不会遭遇北京差人跨省。
去年，我乘武广高铁，来到衡山脚下唐群英家族的三吉堂故居——那所大宅子地处集镇之外的美丽郊野，在百年间逐渐凋零，只剩下唐晚年读书的书房院落“是吾家”。后园中碑刻告诉人们一个事实：唐是现代中国第一场女权运动的领导者。
（唐群英故居“是吾家”）
长期以来，历史总是在被误读，认为中国妇女是“被解放”的。那是因为，女人的努力在“His story”中总是容易被惯性遮蔽。1979年，当“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编篡委员会”成立，邓颖超发表讲话时，她提到：“辛亥革命就有妇女参加，秋瑾就是搞武装斗争的，后来她牺牲了……有一个唐群英，也很知名，她们争取参政……到议会里当议员。”据说当时，多数研究者知秋瑾而不知唐群英。
在衡山高铁站，我想着以一百年前的交通条件，小时候裹过脚（家长因她的反抗而放弃）、脚部略有变形的唐群英，是怎样从华中行到东海边，两次赴日，数次赴京，留学、起义，奔走长江流域参战，为男女平等参政情愿，辗转外国逃亡？正是她那一代人的艰难跋涉，开启了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她身后世代中国女人的道路。
【从闺秀到女杰：参加辛亥革命】
唐群英的父亲唐星照早年是曾国藩部下一名武将，官至提督；唐成年之后嫁入曾国藩家族，其夫是曾国藩堂弟曾传纲。在夫家时，唐群英结识了两位乡邻，她们都是历史上留名的女人：秋瑾和葛健豪，她们成为闺阁中的诗友。葛健豪是中共领导人蔡和森和蔡畅之母，后来在年过五旬之后，与儿女和儿媳向警予一起去法国勤工俭学。近现代史上，湘籍女权人物辈出，这小小的闺蜜群就是一个缩影。
这群闺秀的历史性的巧遇决定了唐群英此后的道路。结婚六年后，唐群英的女儿和丈夫相继离世，按照旧俗，等待她的是守寡终身。她取得母亲和弟弟的支持，按照古礼“大归”娘家，并且获得一份家产。有接纳女儿的母亲，愿与姐妹分享财产的兄弟，但唐群英并没有像某些“成功女性”那样，认为“我过得很好，性别歧视就不存在”。她在后来一再提出，要造就一个新社会，跟女子的权利最相关的，就是财产制和妻妾制度的改变。
1904年初，唐群英的弟弟唐乾一和秋瑾都已经留学日本，在他们的影响之下，33岁的唐群英也东渡日本留学，她还结识了首批官派女留学生中的张汉英和王昌国，三人后来成为妇女参政运动的同盟军。
学者下田歌子曾经如此描述当年这批中国女留学生：伶俐聪明，锐意进取，善娴交际，巧遇应对，性情气质与美国妇女类似，不是追求温顺贞婉的日本妇女所能比拟的。
在日本，唐群英和何香凝成为同盟会最早的两名女会员；她与黄兴和孙中山有不少交往，黄兴更是她的“革命领路人”。“欲展平均新世界，安排先自把躯捐”“愿身化作丰城剑，斩尽奴根死也暝”，是这一时期唐群英的诗。在创立民国的理想中，唐和她同时代的女革命党人走出了闺秀的身份，而选择了另一种性别角色——“女杰”。
当时，一些西方的革命女性被介绍到中国，譬如，1881年指挥炸死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索菲亚·佩罗夫斯卡娅；“苏菲亚式女杰”是当时进步女性的自我期许。
伴随着革命尚武的风气，暗杀被公认是暴力革命的手段之一，且被认为最适合女性。留日清朝女生的《新女界杂志》，就宣扬妇女应该以暗杀手段参与革命。蔡元培主持爱国女校，就不仅教俄、法革命史，还教制造炸弹。1905年，黄兴在日本横滨开设弹药制造机构，请俄国虚无党（无政府主义政团）人授课，唐和同时期的女革命党人都有参与。
“女杰”们走过了类似的道路：越过半个中国，乘船去了日本，然后回来办杂志，开学堂，做炸弹，习枪法，搞暗杀，组队伍，搞起义——然后继续搞女权。
民国建立，中国女人并未坐享其成。女性对于辛亥革命的贡献，孙中山曾一再肯定：“女界多才，其人同盟会奔走国事百折不回者已与各省志士媲美。”纽约时报当时报道，数千女性参与了武昌起义前后的战役，武昌军械库主要依靠女性私运囤积。
武昌首义之后，年入不惑的唐群英与同乡的同盟会同志张汉英一起在上海发起“女子后援会”，奔走于长江流域，发动女界名流募款筹集军饷，送至各省革命军，并到战地救护伤兵。后来，唐又组织一支女性“北伐军救济队”，参与了北伐军南京会战的救护。唐后来因此与女军统帅们一起获孙中山接见，并被授予民国二等嘉禾奖章。
【女人的二次革命：争取参政权】
1911年，唐群英主编的《留日女学会杂志》发刊词中，就以英国妇女争取选举权的斗争为例，号召中国妇女“奋其雄心，急起直追”，“今日义务，即他日权利之张本，可断言也。”
广东光复之后，形势让人鼓舞。广东省临时省议会，同盟会代表20人，男女各半，10位女代议士赫然在列，领先亚洲地区。然而，就在同时，女权领袖林宗素与孙中山会晤，孙的男女平权承诺被保守人士的“中华民国联合会”质疑，孙因此而收回承诺，隔空舆论交战中，女革命者纷纷组建女子参政团体。2月，唐群英等人组建的5个女性参政群体合并为“女子参政同盟会”，当务之急，是得到参政权。
唐群英等向参议院和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提出请愿书，要求临时约法纳入男女平等原则。3月11日，《临时约法》公布，“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仅仅是“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对于女人来说，这真是“所有动物都是平等的，只是有些动物更平等”啊！
此后，唐群英等女界人士不断要求进入临时参议院，当时的媒体有“踢翻警卫、打碎门窗”的“大闹参议院”的报道。诉求一再被否定之后，女子参政同盟会通电表达立场：“所有南京参议院所布之临时约法，我女界决不承认。”
随后，政府北迁，参政同盟会的女权者们，不顾袁世凯的阻挠，联袂北上“上访”。8月10日，《参议院议员选举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公布，妇女没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唐群英等联合北京当地女子参政团一再请愿，都没有丝毫改变。唐群英对于参政权的理由的论述，平实而雄辩：欲保障身体、家宅、财产、言论、书信、居住、信教等自由权不被破坏，要依靠法律上的公权保障，选举权被选举权尤其重要。
【未完成的共和：党内的背叛】
除了国家宪法不承认男女平等，对于女子参政同盟会的成员，更大的打击，莫过于党内同志的背叛。同盟会男会员其实相当保守，譬如同盟会员王宠惠，后来是中国第一位国际法庭大法官，就认为“女子参政，男子进德，国家将亡，必有妖孽”。
相比秋瑾，唐群英等女性参政运动活动家的人生，更能够体现女性在公共领域的困境。男性愿意接受的女性角色，要么以身殉道，成为一个伟大的象征，要么甘当配角，满足于象征性的褒扬而非实质地给予权力。他们有数千年的知识积累来歌颂女性无私的牺牲或殉道，但是他们却没有作好准备，与女性分享民主共和。
8月中，同盟会与其他政党一起改组为国民党的谈判已经告一段落，新的党纲将同盟会章程中“男女平权”删去。8月25日，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成立大会进行。唐群英等人赶到大会，要求政纲中加入男女平权。动议应者寥寥，于是，就上演了著名的一幕：宋教仁和林森都吃了唐群英的耳光；接着，王昌国也抽了她们俩的老乡宋教仁的耳光。
宋教仁和同盟会在政纲上的退却，跟当时的局势有关。民国根基不稳，在仿照西方政体的政治体制下，统治阶级的多数仍然是旧的：军阀和旧的官僚士绅；在临时参议院中，同盟会会员也仅有不到三分之一的议席。革命领袖们事实上并不控制有效率的政党组织，也难以对地方政治发挥影响。即便男性革命领袖，在新政府文武官员的位置上，也常常是席不暇暖即辞职。
革命党唯一能够与旧的官僚集团抗衡的方式，就是组织有力的政党，成为国会多数，以制衡袁世凯的行政权。这是宋教仁主导同盟会改组合并的初衷。为此，国民党改组放弃的不仅仅是男女平权的纲领，还有孙中山的平均地权，而“力谋国际平等”也被改为“维持国际和平”。
因此，这是阶级、民族与性别三方面的倒退。改组后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胜利；接下来宋教仁被暗杀、二次革命失败，也很快证明，议会路线是无效的，中国仍然是枪杆子里出政权。
（An Unfinished Republic，David Str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封面即唐群英。）
【素质不够不能参政？】
孙中山曾给唐她们回信：男女平权固然是同盟会政纲，但是为了组织强大的政党，这一条“可置为缓图”，因为国家强大才是根本；否则国家不固，“男子且将为人奴隶，况女子乎？”这一百年来，类似的“主旋律”总是萦绕不散—一方面，“国家”召唤现代公民的崛起，另一方面，“国家”又成为压倒一切的前提，让公民放弃或搁置自己的权利。
孙中山确实支持女权，只是他也无法影响当时政坛主流。民国元年，女性参政也成为报章的争议话题。在这场大辩论中，反对派的理由主要是：一，妇女知识贫乏见识短浅，没有参政能力。二，女性天职是主内，因此不适合参政。三，女子参政导致家庭无人维持，进而破坏社会秩序。四，男女做一样的事情是与自由平等背道而驰，“各司其职”才是“真正的”“自由平等”。
这些理由听着很耳熟。尽管已经过去了一百年，性别歧视、剥夺妇女权利的论证逻辑却没有多少新花样：以“素质”辩护特权，用差异掩护不平等。唐群英认为，这是“不以人类待女子”。谁说不是呢？
“女之不振，实由权之不张。”这是唐群英的回答。1912年秋天，为了反对国民党抛弃男女平权理想和要求女子选举法，女子参政同盟会在北京成立本部，唐群英为总理。唐同时创办《女子白话报》和《亚东丛报》（刚挨过打的宋教仁也题词祝贺），她们还设立中央女学校，开设中央女子工艺厂，并筹办女子法政大学。在她们看来，这些“提高妇女素质”的行动，只是为了“想再剥夺女子的参政权也就没得借口了”。
“素质”永远只是一个借口，直到今天，拥有大专学历的年轻女性超过男性，她们受到的就业和教育歧视比以往却更加明目张胆。唐群英早早看到了这一点，素质不够，是人权缺乏保障的结果，而不是理由；只有赋予权利，配备资源，人们才可能提高素质，而不是相反。
【激进派的国际同盟】
“修我茅戈，整我甲兵，凭我一腔血与诸男子相见。”唐群英、王昌国和沈佩贞为首的参政同盟会被视为激进派，她们的作为确实很有画面感：包围议场、痛斥、哭骂、打碎玻璃、踢翻警卫、打闻人耳光（当时宋教仁是民国“宪法之父”、国民党代理理事长，林森是临时参议院议长）。
但正是因为不够优雅，一群闺秀做出“悍妇”行径，当时的报章不得不报道而被迫留下“历史的底稿”，而没法如前面数千年一样，对女性的作为选择无视。正是这些“激进”行动，让女权议题“浮出历史地表”。
采取激进模式，与当时欧美的妇女选举权运动有关。20世纪转折中，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已经给予女性参政权，而英美妇女的选举权运动正处在黎明前的黑暗。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后期，出现“战斗的参政派”，演讲闹场、质问政客、放火、砸玻璃、监狱绝食、暗杀和自杀的激烈方式不断，也发生了妇女参政权运动活动家艾米莉•戴维森冲向王子的赛马，“死于众前”的惨烈事件。
日本学者小野和子认为，唐群英们闹议场的行为，很明显是在向英国妇女学习。
中国女权者的作为，当时引起国际女权运动的关注。英国激进派参政团体曾经通电鼓励，而1912年9月，妇女参政的国际组织——国际妇女选举权同盟主席嘉德夫人（Carrie Chapman Catt）一行来华访问。
嘉德在其中国考察报告中，对中国妇女运动与欧美齐头并进、领先亚洲各国有很多描述。她提及雄辩有趣的演讲者中有一位妇女“非常出众”，“她是一名高级军官，成功地训练和指挥了好几个连的女兵。她本人也曾为革命私运枪械弹药，武装了她的大部分女兵。”这位演讲者，有可能就是代表团体致辞的唐群英。
这次跟中国女权领袖的接触，让嘉德夫人对中国充满惊喜和敬畏，她预言：“伟大的中国女性将赢得她们的光明未来，并在中国社会生活中获得史无前例的重要地位。在未来，溺死的女婴将会越来越少。”
（嘉德夫人）
【女权前浪推后浪】
民国元年的参政运动，以林宗素向孙中山要参政权开始，以北京参议院公布国会选举法之后，广东省议会褫夺10名女议员议席、否认女子参政权结束。
1912年底，唐群英和湘籍女国民党人就准备进入地方活动，随即成立湖南支部，并办了《女权日报》。1913年11月，女子参政同盟会被袁氏下令解散，希望以浅显语言向女界传达政治知识的《女子白话报》也被查封。唐被通缉，辗转了一年才回到家乡。
全国性的女权运动退潮，唐群英主要在地方活动，是培养男女平权的社会基础：女子教育和女子职业。她一生先后办了五种报刊宣扬女子参政，传达时政知识，前后办了十所学校，进行不同程度的女子教育。
1922年，湖南率先实行省宪，在当地女权团体类似十年前“大闹参议院”的一再主张之下，省宪法确定了女子在参政、教育、职业、婚姻自决、财产继承权五方面的权利。
唐群英的好友王昌国成为全国第一位女性民选省议员，邀请唐再次到省会，恢复了女界联合会。而当湖南省议会开始有了女议员，政府机关里的女员工也出现了，女子外出工作逐渐形成风气。不过省宪仅仅维持6年，中国女性获得宪法赋予的平等政治权利，要到1947；共产党根据地实施政治权利男女平等则更早，始于1931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
向警予，晚唐群英一辈的女权者，中共妇女理论的奠基人，曾经如此回忆唐群英在湖南的工作：
记得民国元年唐群英、张汉英等所领袖的女子参政同盟会，她们最肯替女界打抱不平，长沙妇女或受丈夫蹂躏，或被别人侮辱，都哭哭啼啼告在唐张跟前，她们居然成为女界的裁判官，替女界判了不少的案件，激励了不少群众。
向在肯定和批判唐群英一代的女权经验基础上，进行她自己的女工运动理论和实践。中国女权的历史，就是这样一代代接续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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