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闪：为应对复杂世界，我们的身体做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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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人看来，五月最后的一个星期一不仅是联邦法定节日——阵亡将士纪念日（Memorial Day），还意味着一年夏季的真正开始。为了庆祝两天后的这个纪念日，1995年5月27日，克里斯托弗·里夫（Christopher Reeve）到弗吉尼亚的一个小镇，参加了一场马术比赛。
作为一个电影演员，里夫首度将一个超级英雄的形象嵌入了美国人的脑海。那一天，很多观众就是冲着“超人”而来。穿上马术服，戴上圆顶头盔，跨上快马，里夫娴熟而迅捷地跨越了两道障碍，奔向第三个栏杆。突然，他的伙伴，那匹东方纯种马奔至障碍前却刹住了脚步，巨大的惯性导致猝不及防的里夫从马鞍上飞了出去，脖子着地，顿时昏迷。
5天之后，当里夫醒来，才知道自己颈椎断裂，全身瘫痪。医生说，他没有立刻死亡，已属万幸。接下来要做颅骨与脊椎的复合手术，能不能活着离开手术室，还是未知数。
里夫万念俱灰，惟愿一死了之。他无法说话，只能用眼神告诉妻子：“请放我走。”妻子达娜明白他的意思，哭着说：“无论如何，我都会永远和你在一起。”
手术临近，里夫愈加恐惧，也愈加沮丧。这时候，3岁的儿子威尔问达娜：“妈妈，爸爸的手动不了？”达娜点点头。看着病床上的里夫，威尔又说：“爸爸的腿也不能动。”妈妈说是的。威尔有些难过，过了片刻，像宽慰自己似的，他对妈妈说：“但是爸爸还能笑呢。”
儿子的一句话给了里夫极大的勇气。手术很成功，他腰部以上的身体终于恢复了知觉。之后的里夫虽然离不开轮椅，却再没有丧失生活的热情。
如果说里夫的不幸昭示的是一个生命的脆弱性，那么他的孩子说出的，却是一个极易被人忽视的身体事实。“爸爸还能笑”，这说明，哪怕遭受大范围的损害，依靠残存的身体感觉（somatesthesia），我们依然能够感受（feeling）自己的情绪（emotions），并将它表达出来。
还记得电影《万有理论》里的情节吗？“渐冻人”史蒂芬·霍金因肺炎不能呼吸，不得不接受气管切开术。再也不能发声的他用眨眼和扬眉毛的方式来表达思想。随着病情发展，当这些方式也无力完成，他就用面部肌肉的运动来控制通讯设备，输出语音和文字。
恰是身有残疾的人，最能发掘身体的意义。感觉、情绪、感受，还有意识或思维，它们既是身体的基石，又是身体的要素。
让我们再次回顾一下何谓感觉吧，借此加深我们对身体的理解。
就像我之前说的那样，即使像变形虫一般原始的身体，也能对外界的刺激作出反应。这其中，已经蕴含着感觉的种子。但是，对于较复杂的身体而言，要产生一个“真正”的感觉没那么容易。为了适应更复杂的世界，这样的生命除了具备刺激-反应这一基本能力，还需要发展出更多应对环境的方式。
比如，它可能需要“回忆”，上一个刺激发生在哪儿，是什么样的刺激，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等等。最好，它还能把回顾的结果编码，变成一类指令，预先存放起来。当同样的刺激出现，就不必再去辨识，或者重新寻找对策，而只需用现成的指令去应对就行了。
另一方面，这个生命还可以通过观察不同指令的运行情况，来反推那个刺激所意味的诸多事实——不管这些事实发生在体外还是体内。这就像一个保安，他可以通过报警器来判断小区的安全状况，而不必时时刻刻到现场巡视。
感觉系统要达到以上目的，显然不能仅仅依靠信号的强弱变化。这一点，早在1920年，英国生理学家艾德里安（Edgar Douglas Adrian，1932年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就已经证实了。利用实验他发现，一个生命体的不同感觉，是因为传导信号的不同渠道而被感应为不同的。也就是说，感觉的本质和特性与电信号的强度、时间无关。我们之前谈到的幻肢现象也从侧面佐证了这一点。
那么，感觉系统究竟如何才能达致目标呢？至少，这个生命体要发展出一种在体内再现体外的关键能力。学者们把这个能力称为“表征”（representation），其实，就是一种生理上的符号化过程。
有了这个能力，身体就能对体表的刺激进行信息加工，将其抽象、编码、贴标签，以便识别、存储和提取。有了这个能力，身体就能区分什么叫触碰，什么叫光照，什么叫声音和气味。
要具备表征的能力，就像艾德里安发现的那样，传导信号的渠道就得增加，身体的复杂程度就得提高。更准确地说，身体的刺激端与动作端之间，就需要更多的神经元，更多的中间环节，继而实现更多的中间加工过程。
为了传递不同的信号，众多的神经元搭建起各种各样的桥梁。这些桥梁，用术语来讲，叫做神经回路。当它们高度集约化、专门化，就成了神经节、神经中枢、原脑、脑区，还有我们的整个大脑。
与这个复杂化的进程同步，过去原始的或基本的感觉就进一步扩展，分化出了视觉、听觉、嗅觉、味觉等感官感觉。
问题来了。显然，中间环节的增多必然降低感觉的速度，这难道不会降低生命的环境适应性吗？我们的身体为何不继续维系那种简单直接的刺激-反应呢？要知道，依靠这个能力，成千上万的微生物活了数亿年，并且看起来活得挺好。
如果真有一个造物主，说不定他会赞成这个极简主义的设计原则，然而大自然有它自己的思路。在这里，我无意将进化论的观点复述一遍。事实就是，地球上相当一部分生物“认为”，简单直接的反应未必能应对环境的变化。而更多的神经回路，可以带给它们更精确的感觉。而更精确的感觉能够指导它们做出更复杂的反应，以及更丰富的行为。
上世纪60年代，神经科学家琼斯（E.G.Jones）和鲍威尔（T.P.S.Powell）就做过这方面的研究。最终他们发现，无论视觉、听觉、味觉，还是嗅觉，只要一个生命体具备这些官能，大自然就不允许它们之间直接交流，也不允许它们与运动控制直接联系。相反，它们所接收的信息，必须经过许多中间区域的连接，才能像潮汐一般，一浪接一浪地接近大脑中的海马体或前额叶。
可是，如此复杂多样的感觉，如何统一在一个身体里呢？换句话说，这样的一个生命，怎么能够维持一种整体感呢？一如尼古拉斯·汉弗里所说，具有一种整全的此地感（hereness）、此刻感（nowness）和我感（meness）。难道每个拥有复杂感觉的生命，就根本而言都是“人格分裂”、“精神错乱”的吗？
在《感受发生的一切》这本书里，神经科学家达马西奥（Antonio R.Damasio）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观点。他认为，我们的情绪以及对情绪的感受，功能之一是引发我们对某种特定环境的特定反应。另一个功能则是为了整合或者隐藏众多身体感觉的碎片化与分裂感。准确的说，它是调节体内平衡的机制之一。身体依靠它来避免完整性的缺失——这种缺失往往是人格解体或死亡的预兆，甚至就是死亡本身。
从这个意义上讲，情绪不仅具有生物学上的意义，它还在调节体内平衡的过程中呈现出生存的“价值”：痛苦或愉悦，奖励或惩罚，有利或有害，前进或退缩，乃至美好或邪恶，没有情绪，我们都将无法辨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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