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最善于选贤任能的王朝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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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慈禧与武则天，这两个充满权力欲的女人身上，很容易找出一些相似点。
首先，她们都凭借美色上位。其次，她们都粗通文墨，像武则天，少年时就阅读了《毛诗》《昭明文选》这些典籍，而慈禧，也是在娘家时，就读过一些经史子集，会写字，能断句，在那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年代，称得上“知识女性”了，与那些胸无点墨的后宫粉黛们自是划出了一条界限。第三，她们都曾垂帘听政，她们身前的傀儡，分别是唐高宗李治，还有清穆宗同治，同治不到20岁便死，那幕前的人偶又换成了他的弟弟、清德宗光绪。第四，也是更重要的，在她们主政之后，都干出了一些业迹。
武则天一生，果敢坚毅，知人善任，治国兴邦，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不仅维护了大唐王朝的统一和强盛，而且大大地拓展了疆土。她称帝后，面对骆宾王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声讨她“虺蜴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弑君鸩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她毫无怒色，居然说：“像这样有才能的人，竟然让他流落而不去重用，实乃宰相之过啊。”此等风度，男人未必能有。
当然，当大将军李孝逸将骆宾王的首级进献给她时，她仔细打量着那颗才华横溢的脑袋，一点也没有生出恻隐之心。能成为最高权力者，她心中的那一份凶狠，当然不输给任何一个男人。
谁也没有想到，懿贵妃，那个以貌得宠、让肃顺这样的权臣从来不屑于正眼相看的妇人，在咸丰死后，竟然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在辅佐儿子同治登上皇位之后，她重用了在咸丰时代靠边站的恭亲王奕訢。美国传教士何德兰在谈到慈禧太后的长处时说：“她能从众多中国官员中挑选出最杰出的政治家、最睿智的顾问、最不会出错的领导者和最出色的向导”。
【八】
道光本来就曾经把六子奕訢当作自己的继承人，后来在反复犹豫之下，把帝位传给了奕詝（咸丰），此时，在慈禧的声援下，27岁的奕訢终于登上大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在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恭亲王是除紫禁城之外的首要人物。”
正是由于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訢的远见卓识，这个王朝才开始大面积起用汉臣，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于是带着各自的抱负，有机会在19世纪60年代相继出场，仅这一项举措，在那个年代，就算得上石破天惊。更何况这些重臣，为大清帝国带来了全新的气象，在这个暮气沉沉的国度里，开始了学外语（办同文馆）、办外交（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开工厂、造机器、修铁路、建海军，大清的面貌，从此被刷新。
当然，这需要胆魄。以开办同文馆为例，这一设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相当于外交部）之下的第一所外国语学校，自兴办伊始，就受到如潮的攻击。因为这所学校，聘请的多为洋人作老师，监察官由总税务司赫德担任﹐实际操纵馆务，招生对象开始限于十四岁以下八旗子弟，不仅学习英、法、俄等外国语言文字，而且在李鸿章、左宗棠等官员的推动下，增设天文、算学等西方自然科学课程。
那是真正地“睁眼看世界”，也是中国近代化进程的核心环节。两次鸦片战争，西方人都是大清帝国的敌人。敢于向敌人学习，奕訢等人的远见卓识，即使今人也未必比得上。试想，在当下中日关系日趋紧张的形势之下，还有谁胆敢声言向日本学习？同治二年二月初十（公元1863年3月28日），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上疏道：
中国与洋人交接，必先通其志，达其意，周知其虚实诚伪，而后有称物平施之效。互市二十年来，彼酋之习我语言文字者不少，其尤者能读我经史，于朝章宪典吏治民情言之历历，而我官员绅士中绝少通习外国语言文字之人。……我中华智巧聪明，岂出西从之下。果有精熟西文者转相传习，一切轮船火器等巧技，当可由渐通晓，于中国自强之道似有裨助。
对于这种“离经叛道”的做法，那些抱定“天朝大国”思维的顽固分子们绝不答应。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第一个站出来反对朝廷的改革，他在奏折中说：
臣愚以为朝廷命官必用科甲正途者，为其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也，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若以自强而论，而朝廷之强莫如整纲纪、明政刑，严赏罚，求贤养民，练兵筹饷诸大端；臣民之强则惟气节一端耳。
在他看来，天文学和算学不过是一种奇技淫巧，用优惠政策鼓励学子学习“机巧”之学，是重名利而轻气节。他尖锐地指出：“无气节安望其有事功哉？”
张盛藻上奏折的时间，是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正月二十九日。读《翁同龢日记》，可知那一年的年初，京城气象寒暖不定，自大年初四，就下了厚厚一层雪，初七、十二，皆“雪花菲微”，暖了几日，至二十五日，又“雪霰密洒”“雨雪并作”，二月里，又扬起了大风，初五、初六，皆大风，微寒，十一日，大风起，“扬尘蔽天”，十三日，“尘沙障天”，十五日，“尘沙涨天”，十七日，“大风扬尘”，十八日的景象更加可怕：“大风辰霾，几于昼晦，可惧也，黄沙漠漠者竟日，夜犹如虎吼焉”。
这种阴晴不定的景象，正是对改革初年政治气候的写照。有人说，破晓时分的图像总是朦胧不清的。这场来自帝国核心的变革，依旧被一层层的铁幕所围困，便使像奕訢、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这样处在权力中枢的时代精英，给这个铁屋子带来一缕新鲜气息，也是难而又难的。翁同龢在同治六年二月十三日（公元1867年3月18日）日记里记录了当时京城流传的一副对联：
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
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
“鬼”，指的就是奕訢，因为他建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力促朝廷以平等的礼节同各国往来，不再像乾隆当年那样因跪拜礼之争而将整个世界拒于门外，又办同文馆，系统化地学习西方，使他有了一个不太好听的外号：“鬼子六”。
像奕訢这样的改革者，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张盛藻，而几乎是整个以正统自诩的知识分子阶层。张盛藻的奏折，只是拉开了序幕，接下来登场的，全是重量级选手，其中包括同治皇帝的老师、内阁大学士、清代理学大师倭仁。张盛藻上折两天后，倭仁的奏折就接踵而至了。
一方面，他对西方人的奇技淫巧不屑一顾：
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而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学者诚学，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来未闻有持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读习，博求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
既然说到“夷人”，他接下来的文字里又充满民族主义的愤慨：
且夷人吾仇也，咸丰十年，称兵犯顺，凭陵我畿甸，震惊我宗社，焚毁我园囿，戕害我臣民。此我朝二百年来未有之辱，学士大夫无不痛心疾首，饮恨至今，朝廷亦不得已而与之和耳，能一日忘此仇耻哉？
对于这些反对之声，年轻的奕訢毫无退让之意。他策略地提出，西学源于中国，由于他们善于运思，遂能推陈出新，本朝的康熙皇帝就是一位西学高手，因此学习西学，不仅没有违背祖制，而且是在弘扬传统。
同时，他变防守为反击，一针见血地指出，靠保守派的精神胜利法，大清帝国非但不能胜利，相反只能由失败走向新的失败。在三月初二（公元1863年4月19日是）的奏折中，他丝毫没有避让倭仁的刀锋，而是反戈一击，一点没有给同治皇帝的这样老师留面子：
倭仁谓夷为吾仇，自必亦有卧薪尝胆之志。然试问所为卧薪尝胆者，姑为其名乎？抑将求其实乎？……今阅倭仁所奏，似以此举断不可行。该大学士久著理学盛名，此论出而学士大夫从而和之者必众，臣等向来筹办洋务，总期集思广益，于时事有裨，从不敢稍存回护。惟是倭仁此奏，不特学者从此裹足不前，尤恐中外实心任事不尚空言者亦将为之心灰而气沮，则臣等与各疆臣谋之数载者，势且隳之崇朝，所系实非浅鲜！
这样的唇枪舌剑，在今天看来也无比过瘾。他们比的是口才，是眼界，是胆识，更是后台。奕訢之所以如此口气强硬，一步不让，是因为他的后台硬，那后台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同龄人、也是他嫂子的慈禧太后。
奕訢代同治小皇帝所拟圣旨，实际上代表了慈禧的意见：“朝廷设立同文馆，取用正途学习，原以天文算学为儒者所当知，不得目为机巧。”张盛藻这些反对派的意见，“毋庸议”，还批评杨廷熙受倭仁指派所呈奏折，“呶呶数千言，甚属荒谬”，“殊失大臣之体，其心固不可问”，让他们彻底闭嘴。
也就是说，他们此时奉行的政策，与20世纪中国的改革开放略有类似，是“不争论”政策，解放思想，求真务实。同治初年形成的开放格局，完全利益于这对叔嫂的强势组合，奕訢的胆识与气魄，也就是慈禧的胆识与气魄。
【九】
英国人寿尔在手记里记录了大清帝国的变迁：
在走过天津郊外时，人们指给我看，在李鸿章的衙门的对面、运河的沿岸上竖立着一些外国灯，这些灯的形状就是进步的标记。又人们看到，Oxford街的商店里外国货物充斥，不能不感到惊奇。买钟表的人很多，许多人从事钟表的制造与修理。外国针也很受人欢迎，火柴亦然。有一只美国制的濬泥机船，已经工作一些时候了；它正在打宽运河的一个支流。
还有一只汽艇已经多次带着总督出外巡视；当它初次出现在某些乡下地区的时候，老百姓很是惊慌。兵工厂和李的衙门之间安了一条电线，五英里长，雇用本地电报员担任工作。这条线是一位英国的电机师建立的。他现在主持鱼雷学堂。这条电线未曾碰到任何困难，虽然未曾出告示告诫老百姓，也未曾用卫兵去保护所雇佣的安装电线的外国人，可是电线所通过的土地的所有人未曾有任何敌意或反对的表示。
很难想象，这一切，都出自一位年轻太后的手笔。
经过了大约30年的快速发展，至甲午战前，帝国的经济已基本恢复到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战争以前的水平，在世界经济总量中也占有很大比例。历史学家马勇说：
“中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几乎超越了一个时代，跨越先前比较原始的冷兵器时代，构建了一支比较现代的新型军队，尤其是北洋海军，公认为亚洲第一、世界第六，足见‘中体西用’在推动发展上也不能说毫无功效。”
今日之国人，不应简单地把晚清统治者看成一团黑，而忘记了他们的历史功绩。
可以说，他们是开始中国近代化进程的破冰者。
在当时，有多少人为这样的进步而血脉偾张。
这位国家领导人，论眼界不出宫墙，论学历不到高中。
但历史经验早已证明，小看慈禧者死。
她的政治才能，是天生的。
两次鸦片战争、一次太平天国，彻底打垮了咸丰的自信，只能寄情声色，聊以自慰，连当时的野史作者都发出这样的感叹：“咸丰季年，天下糜烂，几于不可收拾，故文宗（指咸丰帝）以醇酒妇人自戕。”倒是他的未亡人，在内忧外患的危局中，站稳了阵脚，开启了长达三十多年的“同光中兴”时代，从这个角度上说，慈禧比她老公更像“纯爷们儿”。
慈禧就这样，隐匿在这个王朝的幕后，但如同当年的孝庄，这个年轻女人的一举一动，都决定着整个王朝的命运。伊莱扎·鲁哈马·西德摩在《中国，长寿帝国》一书中说：
“1861年以来的晚清历史应称为慈禧统治时期，这段时间的起伏跌宕比之前的244年来总和还要多。”何德兰说：“四十年间，她每天都是半夜起床，寒冬酷暑一无例外，来到黑暗、阴森、寒冷的大殿里，只有蜡烛照明，黄铜炭火盆取暖，坐在屏风后面，听着上朝的大臣们奏事。她谁也看不见，谁也看不见她。”
芮玛丽（Mary Wrihgt）在论及“中兴”时说：“不但一个王朝，而且一个文明看来已经崩溃了，但由于19世纪60年代的一些杰出人物的非凡努力，它们终于死里求生，再延续了60年。”
亚瑟﹒H．史密斯在《动荡中的中国》一书里这样评价慈禧：
“身为一个满族女人，想要掌握那些军国大事的知识，本来就机会渺茫，但是她却与只了解女红的东太后完全不同，处理大事的时候总能镇定自若，中国的门户面对敌对势力从来未被打开，这在中国半独裁统治的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要找一个原因，我想只能说是这位统治者本人拥有一种独特的品质和才能。”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