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云飞：不整人为何值得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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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文家、编辑出版家曾彦修先生辞世，看到很多人表达敬意，亦有人写《平生六记》的书评，但我却并没有要写篇文章的打算。直到两件与我有点关联的事，触动了我的写作兴趣。
杂文家黄一龙、曾伯炎二位前辈在曾先生辞世不久就发来一信一联，信中对曾先生有极好的概括，因为他们三人都毕业于今石室中学，故他们说“我们以他为荣，力求配作他的学弟”。其挽联为：“坚拒整人自划右派入苦海 不倦诲世甘为孺子做老牛”。
以我与黄、曾二先生的多年往来和了解，知道他们当然配作曾彦修先生的学弟，且联文是对曾先生一生很好的注释。
（曾彦修先生）
因曾彦修先生是名杂文家，且对后辈多有提携，故他与写杂文的人交往尤多。曾先生世去两天后的2015年3月5日，杂文家杨学武在一篇名为《难得有个曾彦修》的文章里，写曾彦修先生2001年回到他的家乡四川参加一次杂文笔会：“在笔会期间，《四川文学》编辑冉云飞先生发言时言辞激烈，加之他年轻气盛，又剃着光头，俨然一副‘愤青’形象，曾老不免有点‘忧心忡忡’，几次问我对其他与会者的情况是否了解？还‘紧张兮兮’地担心会议室有无窃听器？
我还纳闷铁骨铮铮的曾老何以如此‘胆小如鼠’？可他的一番悄悄话让我恍然大悟了，他对我附耳低言：‘杂文家们要学会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我们这些老家伙无所谓了，可你们年轻人路还长，不能图一时痛快而招惹麻烦。’”
若不是杨学武先生回忆曾老时齿及在下，我几乎把这次与会的事给忘记了。我不是个善于与名家打交道的人，因为自己不知与他们说什么好：一怕自己说得不得体开罪他们，二来不喜欢莫明其妙“久仰久仰”的无聊寒喧，更怕说违心话委屈自己，故至今还不曾主动结交任何一位名家。
这倒不是我要矫情到名家降尊纡贵来“教导”我，硬要装出一副托大的、冷若冰霜的样子，虽不至受宠若惊，但难免有吃了鸡蛋见到了母鸡的庆幸。
这次会上我不曾记得是否与曾先生交谈过，但其实我对他并不陌生，甚至比与会中的一些人更了解他，因为我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就读过他一些杂文及书。
那书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八十年代初群众出版社出的，名之曰《审干杂谈》。当时记得最深的就是审干中曾有那么多栽赃陷害、无中生有的事——其实这还不最离谱的做法，当然前提是你读过1944年康生在陕北领导编的《审查学》，以后我会花些篇幅来说一下这本稀有的奇书——而曾先生的能耐，就是秉乎良心与常识来做事，使得许多人免受无妄之灾。
尤其令人感佩的是，在他自己都还遭受厄运与不公平对待之时，他却施展手中仅有的一点权力去做善事。对四九年后身处厄运却又想要自救的人来说，最实惠而方便的做法就是：只要自己手中有一点权力，有的人就会紧紧抓住这根稻草，把它变成一根打人的铁棍，踩着那些被打趴下的人之脊背，以便上岸乃至高升。
1986年，曾先生修订《审干杂谈》并附录与其主旨相同的三篇《人民日报》报道，由岳麓书社收入彼时著名的“骆驼丛书”（我记得其中有黄裳的《晚春的行旅》、舒芜的《周作人的是非功过》等）再版。曾先生收入三篇与其主旨相同的《人民日报》的文章，以证其与主流合拍而不诬，这便是他教导杨学武先生要学会“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老方子”。
我无意指责这“老方子”高明的实用性，也许与曾先生有着相似看法的，特别是写杂文的朋友们喜欢运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写作方法，便是对此种“老方子”最为精炼性的概括。想给烈马上络头，而给它挠痒痒的想法，无疑颇具实用性，但实际效果怎么样，恐怕不容乐观。只要我们不忘记历史，我们就会知道一句话不说，一个字不写而被打成右派的也并非孤例。
但我的看法是，即便没这么倒霉，也别低估思想审查官“明察秋毫”的能力。你说点云山雾罩的批评，虽然他一时半会儿不会让灾难降临到你，但爱整人的机构和人似乎都有爱记仇的特性，且关于你的档案繁复而健全，不表明他在想整你的时候不算你的总账，因此不可对“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技巧过于自信。
再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话语模式，大陆人也许身处其间，见惯不怪，没感觉到其间的别扭和逻辑上不少扞格难通处。但龙应台一次在西安开《美文》杂志的会，就批评这样的言说方式。
在她看来，如果不是出于婉词运用的美学效果，而是因为发表时躲避审查的需要或是因为害怕，虽可理解，但无疑对文章的说服力与美学效果有相当的损伤。
但结合曾先生宁愿自划右派也不整人——我研究右派多年，有领导抵制划某人为右派，但像曾先生这样的人恐怕没有第二位——在高压下保护了著名编辑出版家戴文葆先生免受进一步打压与伤害的“壮举”，实在让人感到他宅心仁厚，而心存大勇。看到我在杂文会上说得过于直白激烈，又不认识我，不能犯交浅言深之病，而将此点说给与他交情较深的杨学武，自是有深意藏焉。
这说明他爱及晚辈，不愿年轻人受无辜之灾。我虽不免一直有点“一意孤行”，没得着他这个教诲的恩惠与精髓，没能很好地“保存自己”，更遑论“消灭敌人”？但曾先生的好意，我觉得还是不能拂逆的。公平地说，像曾先生这样经历不少磨难的老前辈，依旧有较为强旺的求真精神，实堪敬佩。
去年出版的《平生六记》把《审干杂谈》里的内容移植了进来，虽然不无重复之嫌，但我觉得这依旧是必要的。因为前两版的《审干杂谈》销量不大，且印行已久，不容易买到。
《平生六记》一开篇便是“土改记异”，写他在广东云浮县参与土改的经历。文中说到他反对翻烙饼、煮夹生饭的搞土改方法，字里行间也比较平静，但对比当年所写的《斗争前应该做些什么？》，无论在语气还是在内容上都有些不同。
这篇文章是曾先生在中共西江地委联席会上的发言报告，1952年4月15日得到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的批示，于同年5月13日在《南方日报》刊发，紧接着印成12页的小册子由华南人民出版社5月出版。批示里完全接受曾彦修的观点，即不能将访贫问苦静态化，要密切联系群众，要加强攻势，大力宣传镇反，以震慑敌人。
显然此前的做法更加教条且还可能稍显温和，他这做法更雷厉风行，于推进土改极见成效。多年后的回忆里，曾彦修已经对土改有一定的反省性评价，而当时觉得所做是正确的，自然就会呈现出不同的面向。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读一个人的回忆录，应该尽量找到他当日所写的东西来加以对比，这样才能更立体更全面地看待一个人。
我听有的朋友说曾先生晚岁所著自印的《天堂往事略》（上下），是对苏联垮台一个很好的反思。但我在孔夫子旧书网上去寻找，连复印本都腾贵逾百，却已售罄无货。因此翻出一册以前买却未曾读的《京沪竹枝词》（东方出版社2010年版）来，以便对他做更多的了解。他的诗词参差不齐，多有打油色彩，和他的文章一样，有不少官方意识形态浸淫的痕迹，而且他歌咏的一些人，也正是给他带来苦难的人。
不必讳言，这说明曾先生在精神的解放上有相当的局限，与大家常看见的“两头真”人物中的大部分，有相似之处。其中《咏胡适》一首：“胡适先生胡所思，终身探索胡适之。至死不干名与位，犹是红楼考证痴”，不仅是持平之论，还充满谐趣。
《悼张学良将军》一诗有句“阅读古今中外史，何人曾有此奇勋”，放在历史长河以及超越党派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张实在不配这样的评价。虽然曾先生的人品令人钦佩，但人品与思考深度之间很有些时候是不能划等号的。
不过，曾先生所有诗作中流传最广的便是他的《九十自励》：“碌碌庸庸度此生，八千里路月和云。夜半扪心曾问否，微觉此生未整人”。四九年后一个人若是官员，却没有整过人，实属稀罕，可谓凤毛麟角。这才使得大家对没有整过人的官员有格外的好感，曾彦修亦正是因此赢得了几乎一致的好评。
从这个角度来看，曾先生的《九十自励》不无自得且应该自得，堪作他自己的墓志铭而无愧。但我们是否可以换个角度来思考，不整人，不是一个人包括官员做人的起码底线么？可是在我们这里却成了一个人人品的上线，且只有非常少的人能承受得起这样的表扬，这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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