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诗依：谁说香港大学生不愿到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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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大周末，睁开眼睛，一条“港大学生不愿意到内地交流”的新闻已在几大门户网站的首页蹿红。
新闻说的是，港大学生会17日晚举行本年度第一次高桌晚宴，邀得港大副校长何立仁担任嘉宾，席间何副校长向学生分享自己的教学理念及方向，并提出在全球经历及内地经历的计划上，期望由2022年起，所有学生需到内地及其他国家各参与最少一次交流。
闻听何副校长的话，有在场学生明言不愿意到中国内地交流，何立仁回应：“If you don't want to go to the mainland, don't come to HKU.”（如果你不想去内地，不要来港大。）这一番话，立时在出席这次高桌晚宴的港大学生中引发反响。港大学生会会长冯敬恩质疑：“为何要强迫同学去大陆（交流）？”
这就是新闻的全部。可以想见，这几百字的内容，已足够引燃愤怒的火焰。从海量新闻的回帖中看，自尊心受到伤害的内地同胞们，再度恶语汹汹相向。而我，也再一次困惑于今日媒体对香港的议程设置——它已不再乐道香港之善，相反，却瞪大了眼睛去从对方身上搜寻令自己并不快乐的任何蛛丝马迹，并在久久的瞪视下，生生把一粒花生米般大小的物事瞪成一头大象，然后与之展开风车大战。
面对这种居心难测的媒体议程设置，再来看如巨石下山般恶化的两地关系，只有无奈而已。不过，无奈之余，还是想根据有限的闻见，尽量做些弥合的工作。
先对“港大学生不愿意到内地交流”这一新闻补充一点背景。
首先，看看这一新闻在港大学生中的反应。事发的当天，香港大学学生会校园电视台在其脸书上发布了“学生会高桌晚宴，副校长何立仁言论引争议”的消息。这一新闻，在主要是港大学生的访问者中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三天来，仅有30余条评论。评论的主调，是猜测强制让学生到内地交流是曲线洗脑手段。
补充的第二点，与这条新闻中的当事人，即港大现任学生会主席冯敬恩有关。港大的学生会主席完全由学生自由选举产生。有趣的是，这位此次新闻中形象颇为负面的学生会主席，不久前在参加港大学生会主席竞选中，曾被爆料家庭背景与共产党有关系，而冯敬恩在追问之下，自承外公住在北京，是共产党员。
港大这一竞选新闻曾被港媒报道，不过，最终，冯敬恩成功当选，显示港大学生并不拘泥意识形态教条。至今，脸书上还有或许是竞选对手专为冯恩恩定做的“反对冯敬恩渗透港大学生会”页面，内容不多，只有几幅套用内地过去年代的政治宣传画丑化冯敬恩的画作，而访问者寥寥。
可见，港大学生，也包括许多香港大学生的心结，在于源远流长的恐共、惧共心理。其实，这也是影响一般港人国家认同的关键心理障碍。
对此，媒体是负有责任的。很长时间里，主流港媒热衷于报道内地的负面新闻，而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变化与进步则关注甚少。这与其新闻理念有关。另一方面，正如香港著名爱国人士、知名政论家吴康民先生所说，亲中央政府的舆论较为教条而缺乏生动活泼的语言。
不久前，有关部门曾经制作了面向全球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公共关系片，由于形式活泼，加之内容较为务实，评价不错。为何不可以考虑制作面向港人的此类片子呢？
当然，让港人看到一个锐意改革、诚意反腐，志在将国家引向民主、自由与法治轨道的执政党，才是增加港人国家认同的根本之道。
要补充的最后一点是，港人中，包括香港的大学生，并不乏愿意到内地交流者，其中一些有过交流体验的人，还留下过弥足珍贵的体会与记忆。手头上的《陆港对话》一书，可为佐证。
此书由香港今日出版社于去年8月出版，收录了15篇内地人在香港的故事和15篇香港人在内地的故事。其中的15个香港人中，大学生出身的占了多半。他们在内地的见闻、体会，他们对内地人的评价，友好而有建设性。
香港大学金融系毕业生珮姗说，她念的专业，80%的同学是内地人，她与她们同住一个宿舍，与许多人都成为了好朋友。在她眼中，这些内地同学都非常优秀，聪明，英文很棒，有国际视野。珮姗从初一至中六，曾四次到内地旅行，更代表香港女童军与内地的少先队员和亚太地区的青少年交流。对于自己在这些活动中接触到的内地人，珮姗评价非常正面，认为他们做事认真，待人有礼。
对于“与你交流的内地生都是经过严格选拔的，有没有想过，这只是内地美好的一部分”这一问题，珮姗如是回答：“我知道是有安排的，所以我才觉得教育重要。”
珮姗并不是不知道内地的阴暗面。她在贵州做公益，翻新小学，给当地的小学买了许多新桌子，在路上遇见一个村民，听说她们是去捐桌子的，就说物质捐给学校没多久全部被卖了。珮姗为此很难过，但是，她记住了内地朋友对她说过的话：“即使部分中国人还是自私自利，我们依旧要做好事去感动这个国家改变。”
因为工作关系经常往返于香港与内地的婉梨，大学时也有同学来自内地。她帮助她们讲粤语以便使其更快地投入本地生活，也偶尔到内地同学的宿舍，陪她们吃饭聊天。在婉梨看来，内地经历过太多天灾人祸，对内地人来说，活着就是首要的考验，而香港几乎是平步青云；香港只要肯吃苦就能兴家，而内地十三亿人口，一个人要出头很难。香港地小机会多，个人主义盛行，行行可出状元，内地人际关系千丝万缕，凡事很难一个人说了算。内地人有机会来港读书长长见识，自己应该尽力了解她们所遇到的困难。
婉梨遇到的一些内地人，让她难忘。她说，一位陈姓老师，让她真正知道什么是知识分子。陈老师精通文史哲，更熟悉西方古典音乐，他走到学生当中，培养他们的素质，教他们听古典音乐，陪他们看电影一起讨论人生，他更希望见到一代又一代有志之士能承担国家民族的需要。让她难忘的，还有每日为身边的小事与国家大事而长时间祈祷的高婆婆，有为流连街头的少年争取提供聚集和跳街舞场所的秦阿姨。婉梨反省说，她接触到的内地在港学生懂得感恩，她们和陈老师那样的有识之士一道，让自己意识到过去对内地、内地人的无知。
Anita在一个需要经常往返于香港内地的慈善机构工作，她说，未到内地前，对内地人确有偏见。十多次往返内地后，对内地人有了全新的认识。在广东，她认识了一班称为“爱心父母”的志愿者，这些人，用空闲的时间去照顾及关怀一些农村的留守儿童，或捐赠一些物质给他们。Anita曾跟一位“爱心父亲”去探望一个留守儿童家庭，他是一家大公司的总裁，但态度谦卑，对那位留守儿童爱护有加，有如亲生女儿，他教导留守儿童如何坚强及勇敢地生活，而女孩对“父亲”的照顾也感到无比的幸运与感恩。
内地农村的孩子们，在Anita眼中有如天使。这些孩子们，物质虽然匮乏，但当送礼物给他们时，既不抢也不嫌弃，甚至乐意分享给其他小朋友。因此，当访问者让Anita评论所谓“中港问题”时，她不予评论，“因为她眼见的，都是一无所有的慷慨”。
《陆港对话》中，也有港人对照内地青年而对香港年轻人发出的批评与反省。比如批评香港年轻人只顾自己吃喝玩乐，对家庭关心少。而内地来港年轻人的冲劲、勤劳、节约，正是大部分香港年轻人急缺的品质。
《陆港对话》由两位香港年轻人编辑出版，初衷是有感于2014年开年来两地关系的紧张。编者之一韩雨筱在前言中写道：
“分歧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个社会没有正确地引导它的民众进行换位思考。现在太多的主流媒体，由于各种原因，倾向于激化矛盾双方的愤怒情绪，攻击大于理解，使得本来便不了解彼此文化的矛盾双方更加关系恶劣。”
这些故事，这些声音，同样来自港人，它们对内地及内地人的观察与理解，未必正确，也未必准确，但体现了交流与理解的诚意。可惜，或许它们不够刺激，不足以滋养我们本已足够严重的集体受害心理，是不入如今媒体的法眼的。
仅仅是“港大学生不愿意到内地交流”之类新闻的畸形蹿红，只能让两地关系的前景更加黑暗。
(本文原标题《有感于“港大学生不愿意到内地交流”新闻的蹿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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