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内地人，我在香港遭遇的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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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段时间，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看朋友圈里的内地与香港关系，令人无奈甚至绝望。看《环球时报》上的内地与两岸关系，则令人感觉已经草木皆兵，简直到了需要操家伙的时候了。
然而，离开文字世界里的震天骂声，返回现实世界的香港，作为一个暂时工作、生活在香港的内地人，我必须说，在日常生活中，我从港人身上体会到的善意与礼貌，总量上要远远大于恶意与歧视。比如，在问路、下馆子、看病、到公共图书馆借书、到体育馆打球，等等生活细节中，特别是在与公立机构打交道的过程中，我的正面体验，要远多于负面体验。
而这个结论，是经过日积月累的“大数据”而来，并非偶尔的遭遇。正是因为这样，面对当下困难重重的两地关系，我仍然坚持认为，香港是一块值得珍惜、令人留恋之地，港人总体而言也堪称一个文明程度较高的群体。
举几个例子吧。去年占中运动如火如荼之际，一个傍晚，我与妻子到住在距离金钟很近的一个朋友家里去，这里距中环和特首梁振英的官邸都不远，因此是警察布防重地，警车和警察不时可见。由于地形不熟，中间四次向不同的警察问路，而我也很想乘此了解一下在形势胶着的情况下，此地的警察叔叔“情绪是否稳定”。
随机调查的结果令我们相当满意。被问到的警察无一例外地都耐心而和气，其中有的还拿出手机用地图来查找路线。如果说，作为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警察，在其眼中，操普通话的我，没有地域标签，而只是一个需要帮助的人，给予无差别的服务是其责任与义务。那么，其他时间里向一般港人问路而反复得到的同样体验，则只能用普通人的善意去解释了。
在香港，我们日常打交道最多的公共机构，是中央图书馆。近两年的时间里，体验堪称美好。印象最深刻的是第一次，当时我复印了台湾《传记文学》上的几页，由于没有零钱，妻子去楼下书店找换零钱，我拿着复印好的东西，跟馆员说，换钱去了，我在这里等着。结果馆员说，不用的，你可以先拿走，去办别的事，过一会儿再来交钱就好了。
从始至终，我都被两位年轻的馆员彬彬有礼地服务着，其中被信任的美好感觉尤令我难忘。后来的日子，我们不停地跑中央图书馆，有时是借书，有时是泡在那里看书，对这里服务之恒常的周到、细致，说起来总是异口同声地赞不绝口。
好了，接下来，言归正传，该说歧视了。
歧视是有的，有的甚至令人刻骨铭心，而且令我颇感意外的是，我所遭遇的歧视经历，竟都发生在我们给人家送钱的地方——小吃铺与茶餐厅。其中最令我不解的，是铜锣湾霎西街的一家小吃铺，两次了，那里的男主人一听到我的普通话，脸立刻就拉下来，语气也明显地很不耐烦。我对此种看似违反经济人理性的举动颇为好奇，一直想找个时机与他聊聊。
在没有一手答案的情况下，我猜想，原因或许是，要么他与内地顾客有过糟糕的互动，要么是因为，这里距铜锣湾的时代广场很近，也属黄金商业地段，内地人与本地人都是终日人潮涌动，本地人的生意就够他做了，而由于语言关系——这位男主人的普通话很差，与其与内地人交易时耗去比港人多得多的时间成本，不如不做内地人的生意，所以才不惜以恶声恶气的方式下逐客令。如果真是这样，他的目的已经完美地达到了，此后我再也没有光顾过这家小吃铺。
最令人难忘的一次歧视，发生在内地人较少光顾的上环的一家茶餐厅。当时是跟两位在港工作的朋友一道，与一位北京来的前同事聚餐。负责点餐的，是从台湾来港工作的朋友，在香港已工作近十年，据他自己说，其粤语水准已令港人听不出来他是外来人，所以，当餐厅那个扎小辫、文身的男服务生为我们提供了近乎粗暴的服务之后，听不懂粤语的我，起初还以为是我们这位点餐的朋友与服务生之间发生了问题，后来，这位朋友坚称，我们一进门，服务生就听出我们是内地人了，是我们的身份招致了无礼。
有朋自远方来，却在这座国际大都市里遭遇粗暴的服务，无疑是一桩令人扫兴的事。好在大家都是走南闯北的人，对各种各样的人性举动都能理解，所以，聊天的愉悦很快就压过了短暂的不快。
我们还经历过以赞扬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歧视。在我们住处附近，有一家小小的日本料理店，第一次去的时候，与女服务生聊了一会儿之后，她说：你们两位像香港夫妇。闻听此言，我们会心一笑。我知道，在其恭维、赞扬的背后，潜台词是对我们所属的那个群体的负面评价。
“香港夫妇”是什么样的夫妇？女服务生没有定义，我们也不知道具体的内涵。但毫无疑问，这是一句“你不像上海人”式的表扬，是会让被赞美者啼笑皆非的一句赞语。在这句赞语背后，包含对上海人诸如“过于精明”“小气”“能算计”之类其实未必多有道理的偏见。
这就是近两年中我在香港所遭遇的歧视事件。盘点起来，由于在善意与歧视这道算式中，前者的数量目前还远远大于后者，所以我们还保持着对这座城市的极大好感。这一结算结果，来自自己内心。每每，在微风吹拂、榕树婆娑的夜晚，走在喧闹了一天后平静下来的大街小巷里，游弋在中央图书馆斯文弥漫而充满便利的空间中，一想到有一天会离开这个地方，惆怅便丝丝缕缕地爬上心头。这时候，我知道，内心在明白无误地发出通知：你是喜欢这座城市的。
喜欢一个城市的理由，未必需要什么标准答案。深究起来，我们对香港最感留恋的，是它良善的公共服务体系。我觉得，公共服务体系的品质如何，是一座城市良善与否的基本盘，检验的尺度，则是它对普通人的温度。一座拥有良善的公共服务体系的城市，会让人感到亲切，有安全感，而公共服务体系对普通人的傲慢、冷漠乃至暴戾，才是一个城市里最丑陋的系统性歧视。
读到这里，可能有人要问：难道，香港最近频频发生的反水货客事件，不是对内地人赤裸裸的歧视吗？在这些事实面前，大谈香港公共服务体系之善有何意义？
（2015年2月23日，香港，大陆游客。香港特首梁振英24日表示，三月初到北京参加全国“两会”时，他会与中央商讨能否收紧现行政策，控制内地旅客自然增长。CFP供图）
对此，我的回答是，没错，香港有歧视内地人的行为，但反水货客事件不是。所谓歧视，我把它定义为基于身份、种族的不友善与恶意，它不管你的行为与品行如何，仅仅因为你非我族类便施以恶意。而反水货客事件，显系由具体的利益冲突行为所引发，是利益冲突，无关歧视。对于这类利益冲突事件，要遵循最基本的逻辑去寻找化解之道，而不是诉诸道德的义愤。
具体说来，最基本该做的，是耐心地了解每个利益冲突当事方的内心世界与诉求，将他们的恐惧、压力、希望、期待，充分地揭示出来，在全面、平衡地了解全部的事实之后，再做评判不迟，而这个时候的答案，相信不再会是简单的快意杀伐。
遗憾的是，看不到这样耐心而平衡的报道，几百字的消息已足够引燃愤怒的火焰，写出义正辞严的社评。在真理在握与敌我思维的惯性中，对立面的声音是不需要被倾听的，矛盾冲突方的感受同样无足轻重。在这种思维指导下的行为，倾向于压服与宰制，而不是利益冲突思维下的妥协与讨价还价。
依我之见，两地民众间的冲突，很大程度上，源于数量与规模的巨大落差。内地如辽阔汪洋，香港像汪洋边的一只碗，汪洋中溢出一朵浪花，都会将碗打得摇摇晃晃。因此，解决冲突的根本之道，只能寄望于内地的公共服务体系尽快走上良善的轨道，内地的市场环境尽快健康起来，从而让民众在家门口就能吃上安全的食品，享受优质的医疗服务与健全的教育体系。
作为个体，应该努力推动这一天的早日到来，而这，无疑比在微信朋友圈中随手转发那些“断水断电”的怒吼要靠谱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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