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早：我的青春不用汪国真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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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6日当天初闻消息，我说了不会写汪国真，因为对他无感。没想到后来会写下多条朋友圈与微博谈这个话题。现在写这篇文章，仍然不是想谈汪国真。
我个人的确谈不上“羞于承认”汪国真的影响什么的。1990年，汪国真出版第一本诗集《年轻的潮》，从而全面占领中学生手抄本、留言册与贺卡时，我的读书生活里排在前面的作者是鲁迅、汪曾祺、金庸和余秋雨。说到诗歌，留在印象里的，一是厚厚一册的《新诗选》（收录1919到1949年的中国现代诗），一是流沙河主编的《台湾诗人十二家》。
这不能证明少年的我，比读汪国真的同龄人高明多少。某位前辈说，谁的青春不需要鸡汤浇灌？我认同。1991年1月，三毛辞世。我也确实在作业本认真地写了一篇文字，纪念《撒哈拉的故事》对我的影响，还鄙夷那些将三毛与琼瑶并提的人，认为她俩并非同一类，虽然我那时已经不读三毛（读三毛最多是在初一）。
人总是珍惜自己的青春，比起童年的懵懂，青春是自我意识觉醒的前哨战，所以青春是该叛逆，要在成人话语体系里拓出自己的天地，建立自己的标准，才能纾解各种“影响的焦虑”，慢慢走入成熟。我天然地反感《弟子规》，就是因为如张志公先生所说，它的目的不外“将儿童教成一个小大人”。它符合成人的利益，却罔顾儿童的自我。
现在问题来了：当青春逝去多年，我们要以什么样的方式追忆它？
同龄人，咱们中的大部分人已经结婚生子，不少人的孩子都已上大学。大多数人的工作已经非常稳定，人生的可能性变得很少。中年人，除了挣钱养家，上孝下慈，在既定轨道上实现自我价值（不管以何种导向），还有什么可以追求？在功利色彩浓厚的中国社会，如果没有了“上进”的空间与动力，似乎也就没有了“变得更好”的冲动与行动。倒是多年打拼不易，怀旧大潮适足抚慰大家疲惫的灵魂，同时投射当年未满的欲望。
一个人的逝去，触发了许多人的青春记忆。这本身没什么可以批评的。但是首先，不要将你自己的感受放大成时代的感受，即使你放眼望去，皆是同道，众多媒体也在为你们站脚助威，大谈“一代人的青春记忆”。每一个大词，每一种概括后面，都意味着对被隐藏的个体的遮蔽、改写与碾压。
所以我们必须警惕这种宏大叙事，把感受规限在个体范围，尽量使用“我”如何如何，当你的发言范围内确定都是同道，才好说“我们”如何如何。或许一个二三百人的群里，只有一个人是异端，但即使只有一个人，当你说“我们70后谁没抄过汪国真”，都是对那一个人的冒犯与不敬。
更何况对着全社会喊这种话，本身就构成了对那些不抄汪国真、青春记忆不包含汪国真的人的遮蔽。以这种姿态纪念任何人，都意味着对不欲参与者的剥夺，当然会激起反感与反弹。然后你反过来，像世相君那样款款地倒打一耙：“在一些完全是个人化的事务上，为什么我们总是不肯只做到表达自己，而非要做到干涉别人呢？”喂，是谁先“不肯只做到表达自己”？
我觉得，四十岁上下的人，受过高等教育，阅世多年，历尽沧桑，现在还担负着教育下一代的职责，应该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亦勿施于人”的道理。如果不懂，就太遗憾了。
至于众多媒体和商家，起哄是他们的天性，看热闹不怕事大。他们一定会蛊惑你，煽动你，多细微的事情都能炒得比天还大。从窦唯怎么活，到汪国真怎么逝，从烤肉图片，到点翠头面，他们的习惯手法就是：先设置对立的双方，从里面各挑出几个极端的代表，把他们的言论放大，放大成普遍的观点，再给双方贴上标签，如“精英/大众”、“主流/民间”、“70后/90后”，反正哪个最能挑事儿引怒就用哪个。在他们的煽乎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于是一切的分歧，都不再是“个人化的事务”，都不再限于“表达自己”，而是演化成一场双重的刻奇。不惮用这个略生僻的词，是因为它真的精炼概括了这一类型的话语狂欢。普及一下刻奇（Kitsch）是什么：
一、自我感动及感伤；
二，难以拒绝的自我感动和感伤；
三、与别人一道分享的自我感动与感伤；
四、因为意识到与别人一道，感伤变得越发加倍；
五、滔滔不绝的汹涌感伤最终上升到了崇高的地步，体验感伤也就是体验崇高；
六、这种崇高是虚假的，附加含义大过实际含义；
七、当赋予感伤崇高的意义之后，容不得别人不被感动与感伤。谁要是不加入这个感伤的洪流，就是居心叵测。
八、这是最主要的，刻奇是一种自我愚弄。
如果悼念汪国真，只是静静自己在表达，那就只是第一、第二步，即使在汪国真吧、汪国真论坛、汪国真群里洪水泛滥，也只是第三、第四步，直到“滔滔不绝的汹涌感伤最终上升到了崇高的地步”，才把个人化事务上升到了公共议题，此时如果你持有异议，就会被归类为居心叵测或全无心肝，如果你不说话，也便接受了被代言的命运：你是不是70后？那你怎么会无动于衷？汪国真难道不是咱们一代人的青春记忆？装，还在装，我们都已经放下了面具，勇敢面对自己，你还在装！
你天真地问：有这么夸张吗？呵呵，在一个豆花吃甜吃咸都会打起来，都会变成一场刻奇的国度，发生什么事情都不奇怪不是吗？
我以为的正常的讨论，应该是（一）我们都承认并尊重个体独异，不把自己感受放大成群体感受；（二）我们再来谈，面对共同记忆，我们各自用什么方式追思。
汪国真不一定是共同记忆，但于同龄人而言，共同记忆肯定存在。以我这一拨儿而言（1971~1975年生人），八九十年代之交确实是一段奇诡的岁月。其实我不知道别人的印象里是如何的图景，我自己感觉，是被从一段吵吵嚷嚷里，突然拖进了一场迷梦。仿佛全民都吞吃了某种药丸，本来就不牢靠的记忆被洗得更加干净。
后来我听到了一种说法，说那是一个“独语”时期，就是有一个声音在说话，可是听众们似听非听，但也没有别的声音可听，所以就游魂般四处乱走。经济是银根紧缩，文化是乏善可陈，整个社会活力缺乏，一切按部就班，欲语还休。
所以留在记忆里的全民读物，大都是早已有之的东西，金庸的武侠，琼瑶的言情，各种三四流的港台文学，连早已有之的柏杨李敖，似乎都悄悄收回了。现在想来，汪国真好像还真是那段空白期里有些新鲜的食物。
匮乏与蒙昧，这是我比较有把握的对那一时段的描述。既然从汪国真之逝挑起了对那个时段的回忆，怎么面对、怎么处理那段回忆，就成了一个问题。
是用记忆的相机给它镀上怀旧的光，把匮乏也变成一种可资抚舐的珍藏？还是试图用现在的目光穿透迷梦，去想想为什么我们的少年时代，要在这种一种古怪的氛围中成长？
我想很多人会选择前者，媒体与商家也希望更多人选择前者。他们炮制出那么多青春片，又是致青春又是匆匆那年，还有合伙人，不都是在向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前后那段岁月致敬吗？微博上，我看到好多人在缅怀汪国真，顺使缅怀“那时的人多么纯朴、淳真”——这调调跟我们许多父辈回忆知青岁月标榜“青春无悔”多么相似！时代是贫瘠的，而人性率真，社会和谐，然后反过来问，都是谁？谁把中国搞成现在这个鬼样子——容我武断地说一句，这也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了。
两者相比，“怀旧”比“反思”要轻松自在得多。前一种是“我们那样走过不容易，现在不也挺好的”，后一种是“我们本来可以更好，谁蒙住了我们的耳朵和眼睛”？
好吧，你们说这是“个人化的事务”，我不想强分高下，轻与重，各自掂量。我只想说，选择追忆的轻或重，本身就意味了同代人的分裂。从今往后，咱们都别再使用“70后一代人”这种词儿了好吗？你们，是那些记得汪国真、怀念汪国真，感谢他的顺口溜帮你们追求与被追求，励志与被励志，但不记得匮乏、不痛恨蒙昧的同龄人。我们，和你们，已经走在不一样的路上，彼此道一声珍重吧。
（本文原标题为《以不同的方式追忆青春——致我的同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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