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映红：最后一届文学社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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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的8月底，在父母陪同下我离开家乡小城，乘船顺岷江、长江而下，到重庆大学报到。作为第一次离开家乡的小城文学青年，从中学的文学旮旯置身在大学的文学广场，就像一条从溪沟游到江河的野鱼，满怀憧憬、兴奋不已同时又自视甚高。
当时的重庆大学是一所纯粹的工科院校，光凭学校最大的几个系名就可见一斑：机械系、冶金系、采矿系、热力系、自动化系等等。可是，就是这所偏居西南腹地的工科院校，却有着浓厚的文学氛围。学校的蓝语诗社在全国高校文学圈里颇有知名度；不仅学校有校文学社，每个系都有系文学社，而且每个系的文学爱好者们都有定期发行的文学刊物。像我所在的冶金系，我和小伙伴们编辑和发行被命名为《太阳城》的油印文学刊物。
学校的学生社团纳新时，我选择了校文学社。记得当时我凭借高中时写的几首诗受到了文学社学长们的青睐，也因此很快就成为了文学社的骨干之一。当时学生社团要搞什么活动，自由度相当地大。像我们要举办文学讲座、作品赏析会之类的活动，印象中从来不需要向校方什么部门申请，直接找一个空教室，把广告满校园地贴出去就行了。当时的学校似乎也并不干预学生社团的活动。
文学社与蓝语诗社经常一起举办诗歌朗诵活动，有时候一起赏析成名诗人们的作品；有时候就分享学长们自己的诗作。记得当时朗诵、赏析最多的当代诗人是海子和骆一禾；国外的诗人是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和狄兰·托马斯（Dylan Thomas）。
在活动中，学长们除了分享诗歌之外，常常痛心疾首地批评当时的一些流行诗人。我加入文学社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很困惑，不明白学长们的痛心疾首以及私底下经常流露出的那种时不我与的悲观和沮丧从何而来。这种悲观和沮丧无论从诗作还是谈吐中都不难感觉到，特别是他们在批判那些“烂透了”的诗人时。
在活动中被学长们批评最多的两个“烂透了”的诗人，其中之一是席慕蓉。这让我很是不以为然。在我看来，席慕蓉的诗歌谈不上好诗，但也绝非“烂透了”；何况高中时我抄送给初恋女友的就是席慕蓉的几首诗。另一名“烂透了”的诗人是汪国真，我是从学长们的批评中才第一次知道他的。
汪国真的诗歌我读不下去，但也谈不上讨厌。但在当时他的诗集却异乎寻常地受到读者的热捧；据说他当年的诗集正版发行量超过200万册；算上盗版，总发行量估计达到千万册。
我的印象中，1980年代是中国诗人风起云涌的黄金时代。10年前《南方人物周刊》在采访诗人柏桦时曾经写道：
……“如果把20世纪的中国诗歌比作一趟百年列车，那么1980年代，必是最拥挤最嘈杂最具革命色彩塞进了最多‘怪物’的一节车厢。座位是限量的，乘客是超载的，很多人甚至坐在了行李架上。”（《南方人物周刊》2005年第24期）……
我在高中时就订阅了《诗歌报》、《星星诗刊》等诗歌报刊，对1980年代那些活跃的诗人多少都有些印象。那是诗歌最为蓬勃发展的时代，不同诗歌流派之间宛若一个喧嚣的江湖。像四川就涌现了整体主义、莽汉主义、非非主义，等诗歌流派。但之前的江湖却没有汪国真的名字，我对他也毫无印象。他仿佛天外飞仙，突然就成为最炙手可热的诗人。
在文学社的活动中，我基本上没有附和学长们对席慕蓉和汪国真的批评。我不像文学社的学长们那样对文学有种使命感，文学对我来说就是消遣的文字游戏。欣赏史蒂文斯和狄兰·托马斯，并不必一定要批评席慕蓉和汪国真。汪国真的诗歌我不喜欢，不读就是；而且他的诗歌与我喜欢的诗歌完全是两个互不交融的范畴。
随着学长们毕业，我在大二时被推举为文学社长。我主持下的文学社活动对汪国真的诗歌没有任何兴趣，当然也就没有批评或诟病的必要。接手文学社时，我曾想学长们或许选错了人，因为我对文学完全不狂热，而且对他们所坚持的文学理念也多有保留。
事实上，最终我也成为当时文学社的最后一任社长。1992年当我卸任社长时，新进的学生们已经对文学没什么兴趣；连我对之也意兴阑珊。1989年我刚进大学时，校园的广告几乎都是各种社团的活动；而在文学社解散的1992年底，校园的广告不仅没有文学社的活动；其他社团的活动也寥寥无几，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兼职招聘和英语培训的讯息。
有意思的是，当文学社难以为继时，汪国真的诗歌热潮也逐渐退去。1992年以后，围绕汪国真的聚光灯熄灭了，虽然他的诗歌后来持续地影响了75后、80后的青年人二十几年，但他也不再有机会以诗人的身份影响世人。
无论世人对汪国真的臧否如何，他从1989年后突然爆红，其诗集创下空前的畅销纪录；其中的诗句也成为无数青年人争相摘抄的对象，成为激励他们前行的心灵鸡汤。如果说，汪国真的诗歌开创了一种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毫不为过，此后20多年来的成功学、心灵鸡汤、正能量等等一系列社会和文化热潮无不与汪国真当年的诗歌走红一脉相承。
多年以后我也渐渐明白，文学社学长们时不我与的悲观和沮丧从何而来。他们对汪国真的批评和诟病从某种意义上是对一个逝去时代的徒劳与绝望的宣泄和表达。我少年时曾经迷恋过的许多诗人们，在汪国真诗歌成为一种流行时尚的同时，纷纷封笔，停止诗歌创作。
与汪国真同龄的四川诗人柏桦，曾经是1980年代最为出色的抒情诗人之一。他也是在汪国真突然蹿红的几乎同时，停止了诗歌创作。他在解释自己面临的诗歌创作困难时，坦言道：
“89年以后，对我个人来说，是一种损害。激情、幻觉早就没有了。也就是说，89年后，诗歌应该在更本真的意义上超越一切，并和世界范围的诗歌接轨。也就在这个时候，这个节骨眼上，我的写作变得困难了。我觉得应该出现新的诗人，因为现实是新的了，经过了偷偷的置换。这个时代来了一个急转弯。我的话还不能说明我的复杂感受。我想，原先我赖以写作的背景一下子打碎了，被拆掉了。我的苦难变成了戏剧中的游魂。苦难一下子显得不真实了。现在写作对我来说，只意味着困难！困难！”（《柏桦诗歌中的快与慢》）
汪国真的诗歌爆红恰好发生在时代的“急转弯”，置于两个时代的夹缝中。1980年代，文学代表了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图腾；1992年之后，创富成了人们新的精神图腾。在前一个时代崩坍，而另一个时代尚未来临的缝隙中，汪国真的诗歌正逢其时。浅显、直白的励志诗句能给那些无所适从、茫然四顾的读者以光亮，哪怕是虚假的光亮。
又或者，汪国真的诗歌就像精神洗涤剂，把1980年代人们精神世界里不合时宜的理想主义色彩、忧患意识、使命感、艺术气质，等等清涤殆尽；然后方便接下来为1992年之后年代的人们精神世界里灌入创富、成功、心灵鸡汤、正能量。
尽管从来没有喜欢过汪国真的诗歌，但他作为诗人最为耀眼的那几年，也正好是我大学生涯的那几年。1989年我踏进大学校园时，伴随着整个1980年代精神世界的废墟，我面对的是86年到88年入学的学长；而当我离开校园时，新的创富时代又开启了，我背对的是从90年到92年入学的后进。
也因此，我对汪国真的溘然离世深有感喟。我哀悼他，也哀悼造就他的那个缝隙里的小时代；同时也缅怀自己在废墟夹缝中的青春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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