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成林：印度“好人”更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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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四点过从北印小镇Gorakhpur开出的火车，晚上十点过才到恒河边的圣城瓦腊纳西。一弯上弦月挂在雾蒙蒙的天上，湿热让人难受。走出乱哄哄的火车站，我直接来到站前的三轮摩托售票亭。
这是预付车资的载客服务，你只要告诉职员想去哪里，按照距离付费，出示车票，三轮摩托司机就会载你；到了目的地，你再把车票给他。没有漫天要价的宰客，也不用担心中途被人甩卖。我要去的地方，是河滨旧城最南端的阿西码头（AssiGhat）。只是这么晚了，我不知道那里的旅馆是否还有空房。
坐上三轮摩托，大约二十分钟过去，道路愈来愈窄，路灯愈来愈暗，行人愈来愈少，我到了阿西码头。上弦月依然雾蒙，十店九闭，远处一群野狗吠得凄惶。司机二十来岁，一路不怎么出声。他把车停在黑黑的小路上，我要投宿的某家廉价客栈就在近旁。然后，像在应验我的预感，司机终于开口：“这家旅馆很贵，我带你去另一家。”“不，我不要去另一家，我就住贵的。”
我不为所动，他固执己见。等我下车，把车票给他，这家伙开始变招：“你没给车钱。”“我给了，刚才给了。”我不睬他，一边点烟：幸好我在老挝北部吃过类似的亏，没有提前交出车票。“给我一支烟。”他随即下令，不像请求，更像威胁。昏黑中，我不出声，一脸轻蔑，给了他一支烟。
“给我一支烟。”在钦奈（马德拉斯）机场外，在钦奈市区的Egmore火车站对面，在佛陀圆寂的Kushinagar路旁，都有陌生人跟我讨一支烟：中年人、年轻人、靠墙而坐的老者。
幸好，印度烟民远没天朝多。印度人多不吸烟，或许不单考虑健康，也有宗教禁忌（在濒临阿拉伯海的南印小镇Varkala，一位年轻的杂货店主告诉我，他是穆斯林，卖烟却不吸烟）。不少中下阶层即便有嗜好，大多只嚼槟榔和小包烟草，或抽粗糙价廉的本土香烟（beedi）。
因为贫穷，印度烟摊的香烟甚至可以拆开论支卖。只有在德里和加尔各答这些地方，你才看到商业区烟摊周围吞云吐雾的男女烟民，不过多半也买一支，站在一旁吸完走人。
但在这类大城，你同样也会遇到找你讨烟的陌生人。更多时候，远远不只一支烟。“给我十卢比！”在德里我住的客栈外，背着书包四肢瘦弱的小学生突然朝你吼着，仿佛这是老师布置的课外活动。
“每个印度人都是乞丐：就算不以此为业，只要机会一来，都不忌惮伸手。”一九六一年，去过印度的意大利电影导演帕索里尼这样写道。这一刻毒，换成今天肯定政治不正确。然而帕索里尼的话，几十年后依然精准。
在佛陀转法轮的Sarnath鹿野苑，一个蹲在草地拔草、裹着莎丽的中年女人跟我四目相对，彼此的微笑尚未消失，她一只手攥着青草，另一只手已经伸出（这一次，我没一脸轻蔑，而是像印度人那样晃晃脑袋不置可否）。
在瓦腊纳西远郊的Manduadih火车站外，我刚在一个简陋烟摊买完烟，卖烟小子也伸出一只手：“我是穷人。”“我也是穷人。”我没好气，不过讲的也是真话。在拉贾斯坦的斋普尔，粉红城（PinkCity）内一处“景点”外，两个青年跟我兜售工艺品。见我死也不上钩，他俩一边讨烟，一边调侃像我这样的独行者：“真不明白你们这些人，总是一个人旅行，总是独来独往，为啥不跟一帮朋友一起……”
比起职业或非职业“乞丐”，防不胜防的“好人”更可怕。我读过的英文版印度旅行指南，不论Lonely Planet这类大部头，还是常居印度的美国女子J. D.Viharini（笔名）所著Enjoying India: The EssentialHandbook（《享受印度》），都会再三告诫外国独行者，不管坐火车，还是在街头，绝对不要接受“友好的”陌生人递给你的饮料、食物或香烟，哪怕这些东西貌似刚刚开封，因为这是迷药党的招牌诱饵。
刚到印度不久，在南印小城Trichy，酒店附近的街边，一个六十来岁的老头夜里跟我搭话。他很热情，也很纠缠：我去过哪些国家，我会几种语言，我觉得印度怎样。我胡乱应付，他则顺着我的答案挖根刨底，像是要用一个接一个的问题把我粘住。最后，就像瓦腊纳西那位“给我一支烟”的三轮摩托司机，老头亮出底牌：“你抽过beedi没？要不要跟我去那边的酒吧试试？”
“你在印度没安全感。所有人都想骗你。”我在德里某家垃圾快餐厅遇到的一个年轻法国人这样说。危机到处都有。你是明处猎物，猎人远远就会嗅到你。
九月中旬，我又来到德里。白日依旧火热，黄昏却已凉爽。夜里，我坐在RajivChowk一处草坪，望着前方公园高悬旗杆上大得可笑的那面印度国旗。我的周围零散坐着纳凉歇息的印度男女，卖茶水零食和给人采耳的小商小贩窜来窜去。一个瘦瘦的中年印度人突然坐到我的身旁，仍是一见如故让你警惕的友好，仍是喋喋不休挖根刨底的盘问。
这一次，我说自己是中国人。中国？这里很多中国产品。他兴致勃勃讲起天朝经济。大约十分钟的“前戏”过去，“猎人”亮出底牌：“你喝啤酒不？”“谢谢，我不喝。”“你想喝的话，我去那边买。”“我不喝，你喝。”“那你给我五十卢比买酒。”“公共场所不得饮酒，这是政府规定。”我笑着警告他，总算想到堂皇理由，不单为了节省五十卢比（不足一美元）。
我的戒心有时也会草木皆兵，但它起码让我一路平安。即使这样，我的不良嗜好还是给我惹来麻烦。从瓦腊纳西坐夜班火车回德里，我很早就来到远郊的Manduadih火车站候车，这个小站几乎没有外国人。想要抽一支烟，想着印度公共场所的禁烟远比天朝严格，我特意走到火车站外的路边。
抽完烟，背起大小行囊，路灯已亮。刚刚走进车站外的昏暗空地，一个印度警察把我拽住：“这是非吸烟区，你要给罚金。”“对不起。”我连忙道歉，想着息事宁人赶紧脱身，虽然知道他在敲诈，因为路旁并无相关标志。“两千卢比。”警察不依不饶，一直不让我走。“那你给我收据。”我几乎要投降了。
“五百卢比。”他立刻改口，不再理直气壮，仿佛五百卢比就是他的底线，就像瓦腊纳西那位三轮摩托司机的“给我一支烟”，或像德里草地上那位中年男子的“给我五十卢比买酒”。老天有眼。看来他真的没有收据。我不再求饶，而是挣开他的一只犹豫黑手，大步走回车站，一脸轻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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