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也退：苏文茂，成败皆在文哏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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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有个“维纳斯村”，到现在我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也许真有吧，似乎某个课本里提到过一句，也许曾经有过，也许压根就不存在。都不要紧，有一段相声叫《维纳斯的遗憾》，它就存在这段相声里。
作者王鸣禄，最了不起的相声作家之一，成就了多少名家的高光之作。本子交给了苏文茂、于世猷来演，一位是文哏名家，另一位，是相声界最令人痛惜的捧哏浪子，搭档过很多高人，如马季、马志明、侯长喜、侯跃文，而且佳作不少，逝世时却无比落寞。我总感觉，晚期的他就像一个救火员，谁临时缺搭档了就找他，一两次合作后又没了下文；他演得越卖力气，落寞感就越强。
事先知道了节目单，就对《维纳斯的遗憾》很好奇。即使是新创编的相声，也极少有这么高端的、富有隐喻色彩的名字的。看了演出，才知道原来“遗憾”仍不过就是乱丢垃圾、邻里不和这种，相声最擅长处理的蒜皮小事。苏于二位的演出，也相当有功夫。于世猷一贯方正，规劝起人来语重心长，又很嫌无力；苏文茂呢，他安静，慢条斯理，拉长着音，显露剧中人——典型的“坏人变老”——之顽固，怙小恶而不悛。
他其实是戏路子很宽的人，可惜，“文哏”之名，于他不是嘉奖，而是牵累。文质彬彬、出口儒雅的人，怎么能演一个乱扔垃圾的低级市民呢？错，正因为他斯文，同其行为形成的反差才强烈，无赖的味道才更足。《维纳斯的遗憾》来得晚了点，我替苏先生遗憾。
其实，至少在公开的亮相里，苏文茂自己也说不清文哏是什么，依稀记得他只是强调过“语言美”，让人很跌眼镜。要说语言，他没有美到哪里去。至今被人常提的“文活”，翻来覆去不过就是那么四五个代表作，即便这四五个，演来也十分拘谨。
像《论捧逗》就很保守，温了好几个包袱，到尾声，苏要对马来一记先捧后摔，赞美他的种种成绩，最后归结到“要不了多久你就赶上我了”，本来这里是大做文章的机会，甚至可以来一小段贯口，可苏先生却软绵绵地铺垫了几句：“现在您的成就就这么高，您要是很好地肯定了优点克服了缺点，甭多了，要不了三年……”
他的致命伤，就在这种乏味的套话上。中国语文的大败坏，对相声名家的冲击，在苏先生身上似乎体现得最明显。《戏剧与科学》，可谓虎头蛇尾，连唱带说漫谈失空斩，谈着谈着，辩证唯物主义那套话语阑入，马谡“有严重的自由主义思想”，诸葛亮“善于分析矛盾利用矛盾”，听来反胃。至于《批三国》与《红楼百科》，其实也受害不浅，“文哏”只能是风格，而不能干涉内容。
苏文茂明明有书卷气，还有一条亮嗓，他只要不故意之乎者也，只要不拿腔作调，就能出好作品，因为书卷之人一方面易于示人以清高，另一方面，又容易给人以老实可欺之感，古来爱嘲笑秀才，就是因为他们既弱又陈腐，受欺负后的反应比较可笑。
身为常宝堃高足，苏文茂是常家人，在常家的群口《酒令》里担任乙，被一干人挨个欺骗过来，一点没有违和感，因为常家人大多也是文雅端正、语言入味的。当他清高时，《选队长》、《财神爷》这样的佳作就问世了，这两个故事，苏文茂的角色都不是什么文化人，但事实上，他却以文化人的清高姿态发表各种议论，论标格之高，风姿之雅，他真不愧为常派的门下。
也是听了《选队长》和《财神爷》之类，我对苏文茂有了新认识。他找到了一条自己的路，但这是一条险途，很可能两头不讨好：对观众来说他太高，似乎不屑于老抖包袱，对有点文化的人而言，他又俗了，语言也太过平庸。《批三国》这么俗的“文哏”，在农村演出，观众竟还听不懂；而《红楼百科》是在一场红学研究大会上助兴的，连说五六分钟没有一个像样的包袱，普通观众没耐心听，而红学研究者们，会买他的账吗？
没有机智的演员，很难长存人心。苏文茂不但不机智，而且六十多岁的时候，他演出就每每靠王佩元来补救。苏文茂和马志明、王佩元合演《扒马褂》，两位老先生背后多半有了什么芥蒂，那一场，马的表情特别冷漠，而苏也力不从心，一次次忘词，全仗着王佩元居中串联，一会儿找马，一会儿找苏，忙得不亦乐乎。一台演出，台上的人若是不齐心，既煎熬观众，更消耗他们自己。
《维纳斯的遗憾》里有一句台词，是“侯大爷”对主角说的：“将来你们怎么教育孩子啊？”听时忽略过去，后来算一算，那年苏文茂六十岁出头，我竟没觉得别扭，想来，实在是因为书卷气救了他。是这股气质，帮助他在演绎《文章会》、《全德报》这些传统相声时步入巅峰，也帮助他跌跌撞撞地进入晚境：他的缓慢，他的忘词，于是都有了解释；老夫子老夫子，不老何来夫子。
虽说相声人，至少过去的那些相声人，四五十岁出精品是常事，但人，毕竟还是年轻的好啊！《维纳斯的遗憾》之后，苏先生好像一下子松懈了，特别疲惫，特别缓慢，不复早岁的清高与傲气。他的功力传给了崔金泉、赵伟洲、刘俊杰这三大高徒，三人之中，台风最有苏门模样的，是崔金泉。
师父盛年时的潇洒和激情，“文哏”带来的追求雅致的台风，在崔身上留下了大半，只是他也早就淡出了一线，去当领导了。当领导，对一个有才的演员而言，绝对是一种惩罚。
在我眼里，苏文茂始终是个有点别扭的人，他有七分能力，却被拔高了去做十分的工作：替一种“有文化的相声”站台。这真难为他了。
不只是他，跟他平辈或晚辈的干上了这一行的人，多多少少，都得忍受类似的别扭。他们操着不属于自己的语言，承担不该自己承担的责任，当他们老去，急性子的年轻人便用参观博物馆展品的眼光看他们：咦，这些相声，怎么一点都不好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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