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猫：交通冲突，上千年没解决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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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唐玄宗天宝年间，正是朝廷上下最嘚瑟的年代。《明皇杂录》载，当时兴公主们向皇宫进献美食，类似于现在的美食大赛。“水陆珍馐数千，一盘之费，盖中人十家之产”，朝廷还特意任命太监袁思艺为“检校进食使”，就是评委会主任。
好吃的罗列道旁，盛况空前，显摆呗。然后有个下朝的中书舍人窦华，特别作，不知道怎么就闯进了街上的美食阵。按说走错路了，麻溜下马绕行呗，他不。继续走，还吆喝，那态度就把太监们惹恼了。大伙一人抄起一棍子，数百人向窦华打过去。窦华狼狈逃窜，“仅以身免”。
不打馋的，不打懒的，专打不长眼的。
这是文字记载的著名的交通冲突，但不是后果最严重的。
最严重的那一次，在南宋，把皇太子给吓死了。
主角是宋孝宗的大儿子赵愭，当过右监门卫大将军、荣州刺史、蕲州防御使、永兴军节度使、少保，封了王，后来立为太子。才二十多岁，风华正茂的年纪。那天朝廷举办活动，回来要走贡院路——可那天也是太学生考试，贡院路上人山人海。宰相陈俊卿就比较聪明，走了小路。这太子不知道啊，直奔贡院路而去，就堵了。
南宋的太学生都是很牛的，动不动就去皇宫门口跪着，要么要求换宰相，要么要求各种待遇，谁都让三分。这回一帮太学生横在太子车前，走不动了，太子拿着金吾杖“呵止之”。学生们恼了，这叫什么态度啊？于是大伙一拥而上，把太子的金吾杖给撅了，“围车发喊雷动”。这一闹，彻底把太子镇住。回到家，“庄文（太子谥号）惊愕，得疾薨，上甚痛之”。
这是《四朝闻见录》说的，交通冲突，吓死太子。
交通冲突，源自道路资源少，要是一人一条道，就没冲突了，可这是不可能的。避免冲突，需要讲秩序。古时候没交通法，秩序是按等级定的。谁是皇亲国戚，谁是高官巨贾，占有的资源就多，别人就得让着。这种秩序的规定看上去很细致，谁能骑马谁能坐轿，是坐四抬的还是八抬的，轿子是什么颜色，车马伞盖是什么颜色，都有规定，不可僭越。
但其实并不细致，打擦边球行不行？级别相同了谁让着谁？心里不服气了还让不让？人要嘚瑟了就不想让怎么办？……诸如此类，都是引发矛盾冲突的诱因。
还是南宋，嘉定年间，言官郑昭先提了条建议，内容是整顿交通：在首都乘辇车，除了大臣外不能用青盖——这条建议纯粹是为提而提，仅仅是因为轮到他提了，他又不敢指摘别人，想想交通上不会出问题吧？就提了，还被皇帝批准执行了。
万万没想到，就这么个不疼不痒的交规，惹了个大麻烦。都说了太学生很牛了，一瞧这新规，不成，得叛逆。于是想出个办法，用黑绢做成小伞，在街上打着走。
这种小伞实际上是卖冰水小贩搁在担子上用的，太学生一打出来，非常吸引眼球，据说笑果十足。执法的官府衙役一瞧，违规了啊，连打伞的仆役加小黑伞，全带到市政府（京兆）去了。
当时任市长（京兆尹）的程覃二话没说，打了仆役的板子。这下捅马蜂窝了，太学生们第二天到处上访告状，害的程覃四处辩解，越辩解，舆论压力就越大。
太学生们还给程覃写了个小传：程覃，字会元，一字不识，湖徽人也。程覃老家徽州，住在湖州，所以是湖徽人，而湖徽与“胡挥”同音，“胡挥”是当时俗话，大意是啥都不懂还强词夺理。
汹汹舆论之下，朝廷官员们死死压住状子不上报，心说了，上任京兆尹就是你们这帮人给弄下去的，总不能连罢两届市长吧？
结果，学生们来了个大罢课，“学为之空”。
终于，这事还是惊动了皇帝，程覃还是免职，去搞农业了，太学生们复课。
所以说，交通上的事，还真没不疼不痒的。对交通资源的争夺随时都存在，只不过是以不同方式表现出来——而且，这种表现往往不由自主、欲罢不能。
比如说明朝嘉靖年间，皇帝的办公地点主要在西苑（现在的中南海附近）。出入不便，重要的大臣们被允许骑马入内。偏偏翟銮、夏言两位，觉得自己资格老，每人弄了个“腰舆”，坐着出入，舒服多了，可却是特权，而且还是皇上没给的特权。“上大不懌”。《万历野获编》说，后来这两位一个被削籍，一个被杀，在这儿就埋下伏笔了。
严嵩当权期间，内阁权势很重，不把政府六部的尚书们放在眼里，坐着肩舆相遇了，六部首长必须让着内阁大学士。结果，在路上六部让内阁成了规矩，即使严嵩倒台了也没改变。后来吏部尚书陆光祖“改正之”，六部的人不用避让了，改成躲了——陆光祖吩咐自己的舆夫，见着内阁的人立刻拐弯绕道，根本不给相遇的机会。这样一来，不就没冲突了吗？
可后来的尚书孙丕扬不知道啊，没跟舆夫叮嘱到位，路上迎面遇到了内阁官员张位。孙丕扬还算知道官场潜规则，赶紧下来作揖，手还没抬起来呢，就见张位拿扇子把脸一遮，假装谁都没瞧见，扬长而去。这可把孙丕扬气坏了，就此和张位成仇。
后来内阁由叶向高独揽权柄，又被孙丕扬遇到了。孙丕扬想起前事，立刻叫舆夫回避。他这么一躲，给叶向高留下了特别好的印象，从此以后，孙丕扬的事在叶向高那里一路绿灯，官运也亨通起来。到后来，孙丕扬官职显赫，连叶向高也得求他，打算送条玉带给他，又怕他不要，还得先托人去问问。孙丕扬答应了，这才把玉带送过去。
说来说去，在传统的社会里，交通资源的分割都是按照权势与社会地位来的，交通工具则是权势级别的标志，解决交通冲突的办法，也基本需要动用权力，也正因为如此，一直没解决好，要解决也得付出更大的代价。
到了现代社会，从理论上来说，资源不靠这个划分了，有交通法在那里摆着。只是原先的习性，依旧还流淌在血液里。车大一点，品牌好一些，车牌牛一些，或者有个特殊的标志和通行证——甚至什么都不需要，驾驶者自己优越感强点，觉得自己比别人更金贵更值钱，这特权的底子就出来了。至少，在我们这里，这是交通冲突的重要根源，和男女无关。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执法不严。只要不出大事，一般的路权争夺和违规，没人举报，也没人处理，这会让冲突加剧——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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