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远举：为什么打车软件很难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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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er（优步）广州分公司被查，让互联网专车又一次吸引了大众的目光。与以前执法更多地指向具体的车辆与司机不同，这一次，执法更严厉地指向了Uber公司本身，广州市工商、交委、公安联合行动，现场查扣上千台iPhone手机。
那么，为什么是Uber？
中国市场改革的推进，不是按公开透明的方式进行博弈，然后，再固化下来的方式进行。
正规的法制、政策制定程序对市场与社会的变化响应非常迟缓，甚至被有意识地抑制，因此，很多市场与社会的新兴变化，处于长时间的灰色状态之中。1978年小岗村村民签下的生死状，过了4年之后，才得到正式的认可，况且，现在回过头看，当年可谓一个激进的改革年代。
长期的灰色状态，加之执法者一贯享有较大的执法自由度，所以，没有任何“判例”可供参考，也没有任何第三者可以拿出来对比。Uber，没有任何改革红利可以分享。
滴滴快的艰苦积累下来的公关结果很难外化、固化、被分享。某些时候，这甚至成为一种独特的优势。不过，如果智能出行领域的点滴新兴变化不能被固化、法治化的话，必将是所有创新者的噩梦。
自从滴滴快的合并后，IPO就是最大的传言，虽然滴滴CEO柳青明确表示否定，称“公司上市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为了融资；二是公司或者股东有套现的需求。但是这两个诉求滴滴快的今天都没有”。
但是，上市成为传言，并非无风起浪。投资者的需求，是公司经营战略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快的打车与滴滴打车实现战略合并，也有投资者的动机，毕竟，烧钱对双方的投资来说，压力都太大。所以，投资者上市获利离场的动机，使上市成为滴滴快的将来一个不可避免的选项。
打车软件，随着补贴降低，用户粘性也会降低，而且，街边扬招始终存在，很难向司机或消费者收费。
第三方广告主、商家也很难提供大的收入现金流。相对而言，专车没有明显标示，只能通过打车软件进行，粘性很高。在此基础之上，滴滴快的公司能够向司机收取较高的服务费，维持现金流，才有一个好看的财务数据以实现上市。
但是，在广州Uber被开先河之后，资本市场很难想象与接受，一个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会时不时地被监管部门查封服务器。这种情况下，相关监管部门的一个处长甚至科长就能直接影响到股价。
不管是在有做空机制的纳斯达克，还是没有做空机制的A股市场，都有很大的操作空间，其寻租空间之大、之便利，可谓公司经营的噩梦。实际上，存在政策障碍的时候，很难获得上市。
即使退一步讲，不上市，公司也需要稳定的经营预期与法律保护，不然，缺乏谈判能力，永远是被掐着脖子经营。出租车行业的垄断者——出租车公司与监管部门，必然会企图利用自己独特优势，挤压、蚕食打车软件生态链上的包括广告在内的各种潜在的收益。
所以，这最终就意味着，任何可持续性经营，必须解决掉政策与法律障碍。更抽象的看，这是一场资本与僵化政策、既得利益的对决。
滴滴快的背后，有着巨额的资本投资。资本无非逐利，但逐利并非一个贬义词，通过公开、公平的市场，能赚取利润，那一定是向市场提供了更好、更多的商品与服务，带来了更多的消费者福利，消费者愿意掏钱，而消费者愿意掏钱，就意味着“消费者主权”。
所谓消费者主权（consumer sovereignty），是诠释市场上消费者和生产者关系的一个概念。具体的说，消费者根据自己意愿和偏好到市场上选购所需商品和服务，是在向商品投“货币选票”。
“货币选票”的投向和数量，把消费者意愿和偏好等信息通过市场传达给了生产者，生产者根据“货币选票”组织生产，确定生产的规模、方式，同时不断创新，改进技术、降低成本、增加品种等，以满足消费者的需要，获得最大利润。
从这个角度看，资本背后，站着消费者。原本一盘散沙的消费者，通过行使自己的消费者主权，通过市场、通过创新的商业模式集结起来，让资本代言，对现行的出租车乃至租赁车的数量管制说不。所以，换个角度，这是通过消费者主权集结起来的公民权利。
中国的出租车行业，乃至汽车租赁行业的所有问题，根本上是市场需求与数量管制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根本上是约束住基层政府之手，把权利还给市场。
不过，“把权利还给市场”，仍然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改革逻辑。这种逻辑的改革，从来不是体制长项。庙堂之上的改革意愿，层层下达到地方之后，已被无数地方基层官僚所化解。
正因为如此，李克强总理亲自呼吁降低宽带自费、降低银行服务费，甚至怒斥：“部长们参加的国务院常务会已经讨论通过的一些政策，现在却还‘卡’在那儿，难道让几个处长来‘把关’，这不在程序上完全颠倒了吗？”而前任总理温家宝，也叹息过政令不出中南海。
其实，与自上而下的放权相反，自下而上的“边缘改革”，从来都是推动中国过去30年重要改革的真正力量。
这种边缘改革，首先是底层个人、企业自发的进行改革，然后这种自下而上的，有利于改善劳动者和微观生产积极性的体制探索，得到中央认可，并自上而下地在全国范围的推动，土地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都是如此。
这就意味着，简政放权，不光在于由上而下的改革意愿，更在于由下而上的权利生长。所谓的边缘改革，换个角度，就是尊重市场的首创精神，更多地倾听民间的呼声，让民众更多地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来。
如今，消费者通过消费者主权，实现了这一过程。
从公共政策的产生机制角度观察，长久以来的出租车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一边是出租车司机的“暴力游说”，引发维稳模式，然后政府涨价、补贴、数量管制，维持牌照拥有者的利益，另一方面，在中国地方治理中，合理合法的民间游说受到严重抑制，政策自然倒向一边。
而市场的正义性则在于，消费者可以通过行使消费者主权，引发资本游说，从而达成一个更公平的市场与地方治理。
好消息是，虽然出租车问题是民生领域的痼疾，但相比其他垄断性行业，它毕竟是一个基层的、既得利益分散、缺乏权势的既得利益，是所有硬骨头中最软的一块。
所以，只要稍微放松抑制，通过消费者主权集聚起来的公民权利，或许缓慢，但必然能坚定地推进出租车领域的改革。
（本文原标题为《消费者主权、边缘改革与政治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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