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书架 | 张丰：国师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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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当海德格尔背负着纳粹校长的可耻印记重返教席时，他的同事讥诮道：“君从叙拉古来？”
叙拉古是古希腊位于西西里岛上的一座城市。柏拉图曾三次到那里，希望年轻的、对哲学感兴趣的暴君戴奥尼素能依归哲学和正义，按照柏拉图的设想来打造一个“理想国”。当然，柏拉图失败了，戴奥尼素仍然是暴君，而柏拉图不得不狼狈逃走。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哲学家海德格尔在纳粹时期并不是半推半就，而是主动逢迎。海德格尔至少从1931年末起就公开表示对纳粹的支持，1933年4月，他离开在黑森林的小屋，就任弗莱堡大学校长的职位，并于5月加入纳粹党。获得任命之后，他不遗余力地投入了对大学的“改革”，并在德国各地举办宣传性的讲座，讲座结束之际，总不忘高呼“希特勒万岁”！
在写给纳粹官员的秘密信件中，海德格尔还利用自己的权势，以政治理由告发了自己的同事和从前的学生。卸任校长两年后的1936年，海德格尔在罗马邂逅学生卡尔·洛维特，这时的他别着纳粹的胸章，向自己的学生解释《存在与时间》中的观点何以激发了他对政治的参与。
以上爆料来自马克·里拉的《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如今，在大部分语境下，人们谈到知识分子，指的都是“公共知识分子”，但是马克·里拉所研究的并不是一般的“公知”，而是思想家，是知识分子中的知识分子，包括马丁·海德格尔、卡尔·施密特、瓦尔特·本雅明、亚历山大·科耶夫、米歇尔·福柯和雅克·德里达。在中文世界，这些都是响当当的大师，对他们的研究，养活了一批读书人。
（思想家，米歇尔·福柯）
马克·里拉搜集并展示海德格尔的种种劣迹，重点不是要对其进行道德指控。他力图证明的是，海德格尔的思想中有与纳粹契合的东西。比如，“世界”一词是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的核心哲学语词之一。
在该书中，海德格尔描述了人类被历史命运抛向由行动、语言和思想所组成的完整王国，他称之为“世界”。正如海德格尔所暗示的那样，如果“世界”是文化的乃至民族的体系，那么《存在与时间》就可以被看作民族复兴的蓝图。
民族复兴，正是《存在与时间》出版数年后，海德格尔对国家社会主义（纳粹）寄予的希望。（《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25页）在马克·里拉看来，当改变世界的强烈愿望和民族主义激情结合在一起时，就是知识分子最危险的时刻。这一点在海德格尔和卡尔·施密特身上表现的尤为明显。
施密特比海德格尔走得更远，报纸称他为“第三帝国的桂冠法学家”。加入纳粹党不久，他就写了为元首的理论、纳粹党的优越性和种族主义辩护的小册子，其理论基础是“一切权利都是特定民族的权利”。
1934年6月发生了“长刀之夜”事件，希特勒处死了恩斯特·罗姆和冲锋队的其他政敌（其中有一个是施密特的密友）。施密特发表了一篇臭名昭著的文章，声称希特勒的行为“自身就是最高的正义”。有关施密特的思想，最好的入门读物大概是《政治的概念》。
其中有一些神谕式的论断：“可化约政治行动和目的的、具体的区分，就是朋友与敌人的区分”，“告诉我你的敌人是谁，我将告诉你是谁”，“一个人的全部生活就是一场斗争”——尽管有关施密特的研究著作在中文世界仍是冷门读物，但我们仍然可以从这些最简单、直接的论断中来感受他的魔力，没错，他是真正的“魔”。事实上，对这些思想我们并不陌生，某些时期，我们也奉行过这种斗争哲学，甚至在没有敌人的时候，创造出敌人也要斗。
马克·里拉认为，和柏拉图在叙拉古的遭遇一样，海德格尔的错误也在于他相信哲学能够引导政治，尤其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粗鄙政治。人们常常从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引申出一个实际的教训：如果哲学家当国王，那么其结果是，要么哲学被败坏，要么政治被败坏，更大的可能是，两者都被败坏。
但是，对知识分子而言，叙拉古永远都是一种诱惑。在马克·里拉看来，《理想国》中苏格拉底所提出的“哲学王”概念，并不是现代意义上需要实现的某种合理的思想目标，而是苏格拉底所称的“梦境”，提醒我们哲学生活和政治需要要取得一致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
不过，《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中所提到的其余几位，明显缺乏说服力。本雅明尽管一度信奉过犹太复国主义和共产主义，但本质上是一个批评家，二战爆发后，脆弱的他很快就自杀了。
亚历山大·科耶夫二战后在法国从政，但所在并非要害部门，他主张的大欧洲（把欧洲统一成拉丁帝国，而法国作为核心），倒是以一种变体在逐渐实现，但目前看危害性也并不大。
米歇尔·福柯参与了法国1968年的学生运动，但不过是他内心苦闷的发泄罢了，他离经叛道的行为，最终损害的只是他自己（患上艾滋病），他的“反抗”，只是个人性的。至于雅克·德里达，有几个人搞得懂他在说什么呢？
马克·里拉到过中国，但很明显，他对中国的知识分子缺乏了解。在古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仅是知识分子（文人）的理想，还是行动指南。
古代，有“帝师”，而现代，也有形形色色的人做着“国师梦”，叙拉古的诱惑，一直强烈。不过，至少在现代，我们缺少海德格尔和施密特那样系统而有影响力的本土思想家，如果我们把马克·里拉对知识分子的标准降低一些，并以更宽泛的标准来看待他的命题，可以这样问：知识分子到底该不该亲近权力？或者如何与权力相处？我们的材料和教训，足够马克·里拉再写几本书。
当然，我们也有比较正面的例子。胡适早在1922年2月7日的日记里，就这样写道：
“梁任公吃亏在于他放弃了他的言论事业去做总长。我可以打定主意不做官，但我不能放弃我的言论冲动。”（周质平《光焰不熄》，333页）
1938年9月，胡适在国家危难之际出任驻美大使，10月，他在题给朋友的诗中写道：“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这说明，他是非常清楚与权力相处的界限的，他知道自己已经越界了，但是在民族危难的时候，他别无选择。
马克·里拉认为，改革暴政或许不是知识分子力所能及的事，但智识上的自我控制则是可能的。
“当知识分子发现自己陷于政治与智识上的腐败之际，智识上的自我控制就会引导他做出第一选择，即抽身而退。”
这是理想的境界，而事实是，太多的知识分子发现自己陷于“腐败”，但仍勇往直前。1947年，蒋介石一再延揽胡适，请他做“国府委员”，胡适恳辞再三，终于没有加入。
他在给傅斯年的信中说：
“若做了国府委员，或做了一部部长，……结果毁了我三十年养成的独立地位，而完全不能有所作为。‘用一句通行的话说，成了政府的尾巴’！”
这种抵抗诱惑的能力，在现在看来仍让人赞叹。叙拉古的诱惑，或者说“国师的诱惑”，之所以难以抵挡，在于它常常是一种社会共识。1960年，胡适的学生兼好友雷震因为《自由中国》案被蒋介石抓捕，胡适回到台湾，很多人都认为他出面必然能让蒋介石放人，这就是共识中的“国师形象”。胡适面见蒋介石，但最终一无所获。雷震的女儿雷德全一度对胡伯伯的“营救不力”感到生气，包括聂华玲等在内的朋友，也都认为胡适可以做得更多——这说明，在很多人心中，胡适是一个很接近“国师”的人，他们心中并无那条与权力相处的边界。
知识分子要有边界意识，并不是要像朱利安·班达在《知识分子的背叛》中所要求的那样远离激情和政治，专心钻研真理。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是另外一种形式。
或许爱德华·萨义德是对的，他说：
“知识分子显然是要在最能被听到的地方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要能影响正在进行的实际过程”，他的原则是独立，并坚持对权力“说真话”。
但是，萨义德自己的经历其实也有让人困惑的一面，作为一个美国公民，他批判以色列和西方世界对巴勒斯坦的种种压制，并在西方语境中成为知识分子的典范。
但是，他也介入了巴勒斯坦的“解放斗争”，但最终他和阿拉法特闹翻，在巴勒斯坦，他也成为一些人眼中的“麻烦”。或许，这种疏离感，恰恰成就了作为知识分子的他。
《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
作者：[美]马克·里拉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原作名：The Reckless Mind: Intellectuals in Politics
译者：邓晓菁、王笑红
出版年：2014-9
页数：240
定价：38.00元
装帧：精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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