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秋水：天下苦人吴梅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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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五三年（清顺治十年），对吴梅村而言，是极不平常的一年。他亲眼目睹过刀剑寒光下的天地玄黄之后，又再次跃身政治的风波摇荡之中，这将是他生命中一个决定性的界限。
【一】
这年春天，吴梅村从家乡太仓来到苏州，参加帝制时代最后一次盛大的社集。这次，他是以复社前辈和诗坛盟主的尊贵身份，为互相攻讦的同声、慎交两社作调解。
结社是明末以来在知识人团体里兴起的一种学术、政治活动。历史学家谢国桢这样区别当时活跃的“党”与“社”：一般士大夫阶级活跃的运动就是党，一般读书青年人活跃的运动就是社。（《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
明代科考以八股取士，参加考试须知晓当时的风气才可以考中。于是，青年知识人集合起来，学习举业。十天半月，读书人会聚诗酒唱酬，或户外交游，选出同社的文章，是为“社稿”，以博取时人的景仰。
吴梅村所属的复社，鼎盛时结社会朋，动辄千人。崇祯六年，也就是一六三三年，复社在虎丘会盟。按照《复社纪略》里的说法，当日有数千文士参加这一文苑风流的盛会。这是因为在两年前，吴梅村高中会试一甲第二名，也就是所谓“榜眼”，他的老师张溥亦中举，同榜复社成员尚有数人。
于是以张溥为首的文人社团“复社”，声势煊赫，社员激增。虎丘大会重新登记各分社社员，并刊刻社稿，堪称是复社如日中天之际最后一次盛会。
二十载过去，山河易色，故国苍茫。江南文士们再次虎丘集会，声势倒也雄壮。聚会当日，大船载酒，名妓环列，伶人侑曲，江南文人们彻夜狂欢，船上燃点的烛火，宛如天上繁星点点。
吴梅村写了四首诗来歌咏这次盛会，既有“茂先往事风流在，重过兰亭意惘然”的往事悲怀，又难消“十年故国伤青史，四海新知笑白头”的历史哀伤。
大概吴梅村召集两文社，是想集合江南的人次，重建一个像复社那样的组织。然而世易时移，吴梅村自己不再是意气风发的大明榜眼、翰林编修。据说在大会上，有一少年投函梅村：“千人石上坐千人，一半清朝一半明，寄语娄东吴学士，两朝天子一朝臣。”而吴梅村只能默然无语，因为他确实无法为自己辩护什么。（出自刘献庭《广阳杂记》，有学者认为不可信）
更可怖的是，一个叫陆銮的杭州文士，因为被排斥社外，也未能参加这次大会，心怀怨愤，竟然上书当局，告密“复社余党”大会虎丘，意欲附逆（指响应郑成功北伐），将会不利于社稷。亏得“朝中有人”，以陆銮诬告反坐了结。吴梅村算是躲过一劫。
【二】
在清初的诗坛，吴梅村与钱谦益和龚鼎孳并称为“江左三大家”。乾隆间洪亮吉有《论诗绝句》，其中单道他们三人：“早年坛坫各相期，江左三家识力齐。山下蘼芜时感泣，息夫人笑夏王姬。”
诗中用汉乐府《上山采蘼芜》的典故，以“山下蘼芜”比喻故国旧君，又以春秋息夫人比拟吴梅村不忘旧君，而以翻覆无情的夏姬来讥讽钱、龚。
在当时人眼里，吴梅村最有理由为明朝“守节”。他受崇祯“厚恩”，年仅二十三岁即高中榜眼。当他的座师被政敌以梅村的试卷作为攻讦工具时，又是崇祯亲阅，朱笔批了八个字“正大博雅，足式诡靡”，一时名动天下。
尔后他更被御赐归家完婚，可谓锦上添花，人人钦羡，此后仕途顺利，春风得意。吴梅村被提拔极快，他亦有澄清天下的政治理想。当他被钦点湖广的考官时，与友人“酹酒江楼，谈天下事，江风吹面，流涕纵横，公慨然有当世意”，然而这种政治激情，很快在明末的混乱政局里消弭殆尽，紧接着就是天崩地解的大动乱。
当李自成率军攻入北京，崇祯帝在煤山自缢身亡，这消息南传至太仓，吴梅村试图自尽，被家人发现，母亲抱着他痛哭，以老人尚在求他不死。这一犹豫，此后他便再也没法去死。
当时士大夫们以气节砥砺，殉国自是题中之义，吴梅村未能勇敢赴死，被看作是顾念妻儿老小的软弱。他自己亦多次写诗自辩，“十年顾妻子，心力都成虚”，“故人往日焚妻子，我因亲在何敢死！憔悴而今困于此，欲往从之愧青史”。
有明一代，士大夫以“气节”为安身立命的存在方式，久而久之，士论严苛，一个读书人能否成为完美的道德实践者，决定了他的舆论形象。
如果说吴梅村未能为崇祯“死节”，尚可以以“忠孝不能两全”开解，那么在顺治十年，他因满清“诏起遗逸”，最终北上接受官职，则是把自己推入了万劫不复的道德深渊，此后就不得不成为被青史唾弃的“贰臣传”里的一员。
某种程度上讲，是吴梅村自己把自己推向了这一仿如精神地狱般的境地。早在顺治八年，朝廷严申学臣考试及约束教官生员之法中就有一条：“生员不许聚众结社、纠党生事,及滥刻选文、窗稿”，顺治九年，“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违者听提调官治罪”，多次重申禁止结社、结党。
推其缘由，不外有二，一则吸取明亡由党争而引致政治乱局的教训；一则是绝不允许汉族知识人组织化的存在。如今走出古典兴亡观，我们有了更多的观察角度。可以说明末以来的结社风气，虽有诸多的弊病，却堪称是传统皇权体制下破茧蜕变的迹象。
“东南社事甚盛，士人往来投刺，无不称社盟者。后忽改称同学，其名较雅……”（王应奎：《柳南随笔续笔》）复社成立之后，讽议朝政，针砭时弊，裁量人物，释放出巨大的政治、社会能量，既是当时知识人阶层精神活力的展现，也是权力分割新需求下的历史先声。
如今吴梅村又频频出头，结社会盟，肯定会被清廷视为一种政治异动。此时，满清入主中原不过十载，采取了最佳策略，对“重点对象”拉拢征召。而吴梅村的亲家陈之遴，以及龚鼎孳这样的降清派，也很愿意拉吴伟业这样名声很大的旧友下水，既讨好了清帝，又多一人共蹈秽名。
一六五三年九月，吴梅村北上，出仕新朝。他后来自道“老亲惧祸，流涕催装”，而他本来蒙受先朝拔擢，于情于理都不应该再出来做官，然而“牵连骨肉，逡巡失身”，自觉“此吾万古惭愧”，不但死后无面目去见先皇崇祯和死节的旧友，也为后人所永远讥笑。
【三】
一六七一年底，吴梅村在病床上奄奄一息。他的遗命，要在墓前立一个圆石，上面题刻“诗人吴梅村之墓”。他以前朝榜眼的功名，又做了新朝的官，虽然时间短暂，终究是大节有亏；唯有诗歌，是他一生精神所寄，他用诗来描摹世运升降，探讨时政得失，也用诗来疗愈精神深处的伤痛。
吴梅村去世之年六十三岁，时为大清康熙十年。尽管他晚年自伤“失节”，一句一歌，“花落回头往事非，更残灯灺泪沾衣”、“块垒怎销医怎识，唯将痛苦付汍澜”、“忍死偷生廿载余，而今罪孽怎消除”，触目皆是缠绵入骨的痛悔。
然以某种角度来看，他其实堪称“幸运”——他在世之日，未曾刀锯加身，死后作品也不曾被禁毁。以他诗文展露的心灵深度，对故国的怀念和悲悼，主事者大可不必深文周纳，以文字之祸加其身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临终前，吴梅村曾说：“吾诗虽不足以传远，而是中之寄托良苦，后世读吾诗而知吾心，则吾不死矣。”也就是说他自觉将自己的精神生命寄托于诗歌，因为他很清楚自己将被埋葬在“贰臣传”里。
事实上，没有人的批评比他对自己的自愧自伤自毁更深刻。王国维评《红楼梦》是“自犯罪，自加罪，自忏悔，自解脱”，此评价完全可用于吴梅村。
以现代人的眼光，忠君、气节，皆不过是古人迂腐的地方；再说，清朝皇帝，倒可能是中国历朝皇帝里品质最上佳者。然而，历史不是这样一种现时眼光的现实考量。
吴梅村因着他曾入云端泥淖的精神上的巨大起伏，令他实现了个人视野的超越，最终用诗歌、戏剧的形式，以更人性的历史观，深刻地描摹了一代人的精神创伤。
自夸精于文治的乾隆，倒也算是吴梅村的“知己”。他写过一首诗，“梅村一卷吹风流，往复批寻未肯休。秋水精神香雪句，西昆幽思杜陵愁”，认为吴梅村继承了杜甫诗史的精神。
在文字祸端迭出的清初，如何叙述前朝，已不再可以自由书写。吴梅村自称是“天下大苦人”，以心传史。他抒写故明公主驸马的乱离故事，也为卑微的秦淮妓女立传；他塑造抗清诸士人孤魂泣血的悲剧形象，也鞭笞降清诸大员的觍颜苟且。他以个体生命体验，串联起无数时代悲歌。
明末一位志士叶尚高，曾为遗民们为提出几个“出路”：“故或赋诗以见志，或托物以寄情，或击柝于中宵，或持铎于长夜，无非提醒斯世，使人类不等于禽兽耳”。
吴梅村无疑实现了其中部分生命意义。他的政治理念或未出“君臣大义”的传统认知，他的诗史却已抵达人性的根基，成为理解那段历史的管道。
某种程度上说，他堪称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一如海登•怀特所言：“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总是着手分析他们文化历史中的‘精神创伤’性质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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