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哲：地球环保者是三体人派来的间谍？
我刚开始参加环保工作时，曾迷上过大刘的科幻小说《三体》，故事中的外星文明三体人试图通过封锁地球的科技发展进而侵占地球，而机智的地球人一一予以了反击。哭笑不得的是，我发现我们环保工作者在书里成了坏人：三体人最初的策略之一，就是指使与利用地球上的环保团体，让他们以环保为名阻挠地球的科技发展。后来在工作中，我曾遭遇过许多针对环保的诘难——其中还真遇到过有人指责我们是三体人的间谍，要通过保护环境阻挠人类的发展！
一开始我自称“环保人”，以为这不过是和“媒体人”、“经济学人”一样，只是行业从业者的称号罢了。从业后才发现，不少人对“环保人”的误解与“野生捕捉”的环保人之间可能隔着一百个外星人。确实，对于普通人来说，真的很难理解为什么会有一小撮人以此为业，拿着卖白菜的钱却操着拯救地球的心，关心着很远很飘渺的一坨冰，另一个半球的不知名鱼类，以及闻所未闻的温室气体（是的，温室气体不止二氧化碳）。其实即使是作为从业者的我，有时也未能完全了解一些不熟悉的环保议题的重要性。于是不少人觉得，环保工作只是养个熊猫卖个萌，和人类的进步与发展离得很远。而另一边环保工作者也很不理解，我们为大家共同的家园而奋斗，为何却成了小圈子，甚至是反人类的事了？
这些普遍存在的误解，当然不能怪创造了三体人的大刘。那该怪谁呢？
这种认识方式，最远还真得算到推动了人类发展的启蒙运动头上。人类学家魏乐博（Robert Weller）在《发现自然》（Discovering Nature）一书中指出，一种不那么“自然”的自然环境观发端于西方的启蒙思潮，将自然环境和人类硬生生划分开来，变成了遥远的“野外”。所以你会看到西方典型的景观画往往只有雄伟的景色，而中国的水墨画里却总能找到那么几个小人儿。这种环境观与现代化一拍即合，成为席卷全球的意识形态，并自20世纪初开始成为中国管治环境的主要指导思想，且比其他各种城头变幻的大王旗都要持久。一旦把自然客体化之后，环境不过就是供人类开发利用的对象而已，其最大的作用及终极目标是使生产最大化。人类和自然的关系被简化成取与给的关系。剩下无法直接开发的就和我们没啥关系，或者只是度假用的“野外”或者“净土”。
在这样的环境观之下，环保工作也被异化——或者说是“仙化”了。人们传说，不食人间烟火的环保工作者让大家利用闪电、“用爱发电”。仿佛他们要保护的是与人类无关的“野外”部分，和人类日常的经济政治活动不相干，甚至不相容。
不可否认，始于西方的环保运动最初的确有这个倾向，例如设立无人自然保护区、离开英国的工业城市“回归自然”的运动等。但那早已经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的事情了。经过100多年，环保运动有了很多发展和反思，不少人意识到靠隔绝人类来保护“环境”是行不通的。因为这个思路并没有跳出二分的环境观，只不过是它的另一个反面而已。环境社会学家饭岛伸子就创见性地重新定义环境问题：“人类的、为了人类的、由于人类的行为的结果导致的自然的、物理的、化学的、环境的变化或恶化，对人类社会自身带来了各种各样的不良的影响，这就是所谓的环境问题。”如果我们把人放回到环境中来看，环境保护的对象就不再是“彼岸花”，而终究是每一个人如何在脚下这片土地永续且公平地发展的命题。
事实上，环保运动批评的并不是现代化本身，而是这种单一的、不可持续的现代化路径及其意识形态。它的主要问题并非利用自然资源发展经济，而是它的经济公式里把环境成本外部化了。现在对企业的征税往往不体现生产过程造成的环境和健康影响。这些不反映在市场价格上却真实发生的成本由谁来买单呢？——由吸着雾霾的我们的健康、政府的公共开支，甚至是GDP买单。
所以环保不只是道德和伦理问题，而首先是经济问题。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表研究指出现在的能源价格是扭曲的，特别是对环境、健康危害极大的煤炭的价格和征税并没有反映出它对环境和健康的危害。根据IMF的估算，如果在全球范围根据燃料的负面外部效应重新调整税收，能使其造成的空气污染死亡人数减少63%，并增加相当于GDP2.6%的财政收入。
因此当你看到环保组织发布经济学分析，或者经济学家谈论环保的时候不要惊讶。保护环境甚至还“谈生意”，因为企业既是环境问题的制造者，亦可成为其终结者。环保组织除了给企业施压，还会主动和企业协商合作，尝试从生产方式上根本地解决环境问题。例如“可持续棕榈油圆桌倡议组织（RSPO）”就是一个由棕榈油行业和非政府组织组成的多利益相关方机制，以推广有助于减少森林砍伐、保护生物多样性、尊重生产国农村民生棕榈油生产方式。而环保组织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RSPO最初是由环保组织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探索建立的。
环保本身也可以而且应该是一门生意。很多环境问题的解决不但依靠科技创新还需要应用推广。全球增长迅速、创新不断的可再生能源产业就是在巨大的利益推动下蓬勃发展。苹果公司之所以在绿色和平的倡议下承诺其数据中心逐步实现100%可再生能源，可不是因为苹果公司被环保人的情怀给忽悠了，而是考虑到数据中心极其依赖大量且稳定的能源，从长远的供给安全和价格上实实在在地算了笔账。
有时环保人还自己“下海”弄潮。80年代绿色和平呼吁禁止使用制冷技术采用的CFCs（氟氯碳化物）和HCFCs(氯氟烃)，因为前者破坏臭氧层，后者则是超级温室气体。制冷行业坚持“臣妾办不到”，于是绿色和平自己动手与科学家一起研发使用天然冷媒的环保制冷技术，并生产了第一台不需要使用碳氢化合物的冰箱Greenfreeze。然后用预购的方式向“天使们”众筹，最后成功商品化，为冷藏产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革命。今天，市面上有超过7亿台使用“绿色和平制造”技术的冰箱。绿色和平因为发明冰箱并免费推广该技术，获得了联合国的臭氧大奖。当然了，新技术总会遭遇旧势力的抵抗。这个过程中，为了应对传统制冷行业的强烈抵抗，绿色和平在环保运动中积累的宣传和动员技能协助推动了这场革命，使得作为利益垄断者的传统制冷商不得不进行技术革新。
除了从经济角度切入外，环保运动的另一个方向是制度化，把环保议题带回到政治版图上。正如前面提到的，很多环境问题需要政府进行宏观规划和管理，并利用法律、财税等手段进行调控。像气候变化等议题还涉及到全球公平发展，需要在国际政治的层面上协商，欧洲一体化与环保运动的互动就是政治与环保结合的好例子。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欧洲环境运动风起云涌并逐渐制度化转型。一方面一些大型环保组织逐渐大型化和国际化，成长为重要的环境游说组织，与欧盟保持着紧密和交互的财政和游说关系。例如广泛代表欧洲各国环境组织的“伞形体”欧洲环境局，是在欧洲共同体积极鼓励下创立的，长期以来欧盟是其核心支持者。另一方面，一些环境运动组织则直接参加地方和全国竞选并发展成政党——也就是我们熟知的绿党——成为九十年代以来欧洲政治版图中最为活跃的新兴政治力量。参与政党政治的好处不仅是更大范围的动员，更将街头和议会联通起来，直接影响决策。到上世纪末，德、法、意三个欧盟主要成员国均由绿党籍政客出任环境部长，并参加欧盟理事会的环境部长会议，左右着欧盟的环境政策。环境议题因此得以成为最近十年欧洲政治的核心政策。而在这个过程中，几乎所有绿党都修正了原来的欧洲怀疑主义政策，转而支持欧洲一体化。更重要的是，在推动更高的环境标准的同时，欧盟国家间的环境政策差异也缩小，也因此减小了自由贸易的壁垒，带动其他方面的欧洲一体化。七十年代还争吵不休的汽车排放标准的通过就是一例。
中国最近在环保的制度化方面亦有长足进展。新的《环境保护法》正式为环境公益诉讼提供法律基础，且最终承认了非政府环保组织的诉讼主体资格。于是自然之友这样的本土环保组织已频频“以身试法”，与专业律师一起将阵地延伸到法庭。而《环保法》历经四稿最终迈出这积极的一步，本身又是民间组织推动的结果。
所以你可以看出，一个环保人和另一个环保人之间，其实往往隔着九十九个不同的环保人：有政客、有环境律师、有公司老板。“环保人”和地球人的分野，其实本就不存在。即使是环保NGO里，也是个宽广的光谱，有的所谓激进有的所谓温和，有专注传播教育的，有主力政策倡导的，有以科研为主的，亦有专注种树的。当今环境问题如此严峻复杂也更隐蔽，需要不同的人在各个位置上运用不同的策略。既需要潜心科研，也需要在前线取证，更需要将声音传达出去，紧急状况下甚至要“短兵相接”，由环保人直接去阻止环境破坏的发生。
环保林子很大，什么“鸟”都有，但独独不存在所谓“正确的”环保姿势。相信有很多环保人不同意我对环保的理解，事实上大家经常吵得面红耳赤，但这种多元和开放又互相监督的有机体正是环保运动健康发展的根基。
点击↙↙↙【阅读原文】查看作者更多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