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立明：当环保事业沦为一门生意
1971年，12名年轻人乘着一艘小渔船，从加拿大温哥华启航，驶往安奇卡岛，以环保之名，去阻止美国在那里进行的核试验。他们中有记者，有医生，有工程师，还有科学家。虽然这艘小船在半路上遭到了美国海军的拦截，不得不打道回府，但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喇叭裤年代，这样的英雄主义举动足以吸引媒体的关注。这艘船的一个横幅被世人所铭记——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它成为今后环保运动的一面旗帜、甚至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国际NGO之一。
以上的片段，已被绿色和平组织的工作人员反复宣讲，很多读者对此都耳熟能详。在这12个年轻人中唯一的科学家，帕特里克·摩尔（Patrick Moore），一个伐木工的儿子，一个知识渊博、口才出众的生态学博士，后来成为绿色和平组织的主席。他一度成为绿色和平的图腾式人物、媒体的宠儿。但是，绿色和平组织未必会告诉你：他最后“叛逃”了（或者说，被流放了）。在一场绿色和平抵制PVC的社会运动中，他出人意料地站到了对手那一方。他坚持认为PVC不该被禁用，“这是一场基于错误的科学数据的误导”。
在辩论环节中，帕特里克是难以打败的。虽然环保主义者都占据着道德制高点，但这位生态学博士拥有足够详实数据与科学知识，为PVC进行了有说服力的辩护。帕特里克更令人震惊的发言还在后头，他公开批评那些绿和工作者是反工业化的卢德分子，他们正在利用环境问题进行政治投机，“那些人用绿色词汇来掩饰自己的政治野心……”他认为，环保运动到最后已经变味，已经从争取公共善的斗争变成一场极端主义的暴行，甚至变为“生态恐怖主义”。
他的批评如此尖锐，使得他成为了“犹大”。环保主义者开始声称，说他收了能源企业的巨额资金，从而改变了立场。反对者说：“这个撒谎的胖子，显然收了核电集团的钱。”绿色和平的一位老同事骂他：“一个工业界雇佣的娼妓，环境人士中的犹大，他靠牺牲环原则牟利。”后来，还有绿色和平组织的人说，帕特里克只是绿色和平早期的成员，并非创立者。
帕特里克是否收钱，至今还是环保组织中难以说清的谜团。但需要说明的是，如果涉及商业贿赂，在加拿大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但帕特里克却一直“逍遥法外”。他的经历就是一则人类的寓言：从美好愿望出发的社会运动，总是走向了对立面，他一手“划亮了环保运动的火柴”，却引来了熊熊烈火，火势如此迅猛地吞没着一切。狂热而极端的理想主义者看到冲天的火光，他们欢呼雀跃；而帕特里克却开始心惊胆战，开始灭火——这一方面来自他丰富的专业背景，他的环保主义理念是建立在科学常识之上，而不是依靠道德优势；另一方面来自他性格上的保守与胆怯，有环保主义者称这是“知识分子的局限性”。
后来，绿色和平组织开始了狂飙突进之路，他们的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组织不断扩大，在全球多个国家都成立了分部。不可否定，他们为环保事业作出了巨大的努力。翻开绿色和平的项目簿，密密麻麻都是他们取得的各项成就。他们在其中一些环节更是扮演关键角色：禁止输出有毒物质到发展中国家；阻止商业性捕鲸；制订一项联合国公约，为世界渔业发展提供更好的环境；50年内禁止在南极洲开采矿物；禁止向海洋倾倒放射性物质、工业废物和废弃的采油设备；停止使用大型拖网捕鱼；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等等。
但是，绿色和平组织的问题却越来越多。由于一种自我标榜的傲慢姿态，他们与多个国家政府间的关系都弄得很僵。就在不久前，澳大利亚就声称要审查绿色和平组织，因为后者经常公然触犯法律、使用暴力，还经常吹嘘就这样干。此前，绿和成员破坏了联邦科学与工业在堪培拉的转基因实验基地，却声称是为了公共利益。姑且不论转基因食品的对与错，绿和的举止显然是政府不能容忍的。此外，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如缅甸、越南、马来西亚等，需要砍伐森林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也遭到了绿色和平组织的制止和反对，他们更是发起当地市民进行示威活动，让政府陷入被动之中。此外，绿色和平组织成员得了一种“曝光上瘾症”，热衷利用媒体制造景观，有人形容他们，“媒体一日不在头版头条报道他们，他们就会浑身不自在”。他们已被自己名声所累。
如果脑子里只有环保主义一种思维模式，就会陷入死循环之中。绿色和平组织的一个问题是，将环保主义看作是“压倒一切的正义”。不可否认，不少绿和组织者都是虔诚的、有理想的，但却是危险的。那么，发展呢？法制呢？科学呢？都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列。他们中很多人，活在自己的理念里，成为“原教旨主义者”。有媒体评论说，绿色和平暴力的根源在于极端左翼的意识形态，“把原始落后的生存状态理想化，认为保持原始才是高尚的，进而反对一切大型经济开发项目”。
关于对核电、转基因等问题，绿和组织一直采取激进态度。在G7峰会、WTO谈判、欧盟峰会、APEC会议等国际大型会议上，绿和组织的抗议运动如影随形。不仅政府部门，壳牌、孟山都、核能集团等跨国巨头，在绿和的抗议面前不得不妥协。在几年之后，多个国家发生绿和成员盗取、破坏转基因庄稼的案例，包括中国和澳大利亚。帕特里克当时评价说：“环保主义者反对生物技术，特别是反对基因工程的运动，很显然使他们的智能和道德破产……环保运动将走向反科学、反技术、反人类。”
与此同时，绿色和平组织内部也出了不少问题。奥利维尔•佛蒙特（Olivier Vermont），一位法国记者，曾在绿合组织任职，写了一本书，叫《绿色和平隐藏的面目》（The Hidden Face of Greenpeace）。他表示在工作中，他不断发现该组织中存在的不当行为，佛蒙特称，他获取的机密资料显示，该组织一年仅支付董事会和员工薪水就要花掉180万欧元，占了年收入的一大半。
而一位曾在绿色和平组织短暂任职的青年也告诉我，组织内的高层拿着相当于跨国公司管理层的高额年薪，住在高端社区。而基层员工的薪水却很低，低于同等毕业生水平，仅靠一腔热情支撑。但是，薪酬体制的不公，这与公正平等左翼理念格格不入。因此很多基层员工工作了仅仅两三年就选择离开。这位青年说：“绿和已经变味，它已经将它的主要工作用于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它背叛了自己当初的理想。”
更有批评者怀疑，像绿和这样有影响力的环保组织是否与能源巨头有幕后交易？在国际组织缺乏监督、一家独大的时候，腐败有可能乘虚而入。就在不久前爆出的国际足联贪腐案，就暴露了国际组织内部的重重黑幕及利益交换，几位足协官员涉案金额达到1.5亿美元之巨。这说明，国际组织确实有可能成为“独立王国”，甚至要挟跨国企业或主权国家，某一国的司法制度难以承受。如果帕特里克受贿属实，那其他人是否有嫌疑？在佛蒙特的书里，他透露，“绿和同排污大户达成非正式协议，后者付钱以避免公司形象受到损害”。尽管，佛蒙特和他的出版商被一并告上法庭，但绿和名声的损害已经不可挽回。
如今，绿色和平组织依然活跃在环保斗争的前线。类似彩虹骑士号的故事，森林抗争的故事，他们依然挂在嘴边。他们如今仍是国际上最有影响力的环保组织之一。但是，这也反映了左翼运动的悖论：革命党人不可能永远年轻，激情也会慢慢消退，理想主义的火种也会熄灭。抛头颅洒热血的事业最后难免会变成一种生计、一门生意。左翼运动总是如烈火燎原一样蓬勃兴起，却在混乱中洗牌，伴随着背叛、权斗、路线之争，最后山头林立，或形成了利益集团。
当然，伟大的事业不容否定，理想主义是人类永恒之光。环保运动当然代表人类福祉和公共利益，但类似帕里斯特·摩尔这样对立面的存在，提示着正义运动随时有可能变成邪恶的渊薮。历史反复证明，所谓的“理想国”，有可能是灾难之国。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农庄》就描写了这个残酷的故事。在这个过程中，善良的理想主义者会被排挤，擅长权术的阴谋家在伺机而动。最后，还会有圣殿吗？还会有圣徒吗？
在法国大革命时代，面对摧枯拉朽的激进浪潮，埃德蒙·伯克对雅各宾人说，“你们可能发动了一场革命，但并非改革。你们推翻了君主政体，但并未获得自由。”实际上，这话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环保主义者点燃了一把火，但不一定获得了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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