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岛刚：通过自杀获得永恒的日本小说家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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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身边并没有什么轻生的故人，但与友人交谈间发觉，这世上还是有不少自寻短见的人。事实也的确如此，日本每年有3万几千人自杀，只不过是笔者狭窄的人际关系里并没有这样的遭遇罢了。然而，自杀小说家的作品，却又是自小就有所涉猎的。“写出如此文字的人为何要自我了结呢？”因始终怀抱着这份单纯的疑问，自杀于笔者而言似乎又很近。这也许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代表近代日本的小说家们是有多爱自杀了。
今年的6月19日，笔者曾到访位于东京三鹰的禅林寺，那里安葬着太宰治。这一天既是太宰治的忌日，又是他的生辰。这一天也取其小说之名，被称作为“樱桃忌”。据记载，太宰治13日投身玉川上水，19日才被人发现遗体。因此实际的死亡时间应当更早一些，只是后人习惯于将19日当作他的忌日。想想当年与他同赴镰仓跳海却只有那名女子独自香消玉殒的失败经历，先后5次寻死的太宰治也算是了了夙愿，享年38岁。
禅林寺的访客多是太宰的粉丝。笔者当天也是因为陪同一位自称太宰粉的法国友人而首次踏进这座寺院。数百名的悼念者中，年轻人之多着实让笔者颇为吃惊。能吸引如此多人固然是因为太宰笔下，人的脆弱、狡猾、烦恼等引起了大家的共鸣，但自杀所蕴含的悲剧性无疑也是牵动年轻人的一大因素。
笔者绝无意为自杀这一行为作赋，仅希望能去理解那些除自杀外别无他法的人的难处。然而，作家的自杀行为却又多少有别于常人。他们是为了贯彻美学而死。为美学而死，听起来何其可笑。另一面，人活于世，常言尊严二字，有人以死维护尊严。曾听闻受文革迫害的中国文人作家也有人选择了自杀。然而，日本作家却鲜见为尊严而死的人。基本都是为贯彻自己的美学而选择了死亡。笔者个人对此难以赞赏。
但整个社会似乎持有不同态度。不仅仅是太宰治，多数自杀作家的忌日都会有大批的拥趸缅怀纪念。川端康成的忌日被称为“康成忌”，芥川龙之介的忌日又称“河童忌”。仿佛通过自杀，作家便获得了永恒的生命。这对于拼命活下来继续书写的作家而言太不公平了。
归根结底，人类社会对于如何理解自杀行为的意见分歧本就大相径庭。自杀有罪，这在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中东起源的一神教社会是共有的观念。保持中立的基督教会会热心地挽救企图自杀的人。然而到了现代，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自杀是维护尊严的一种权利，法国思想家蒙田曾为“高贵的自杀”辩护。精神学者萨特说：“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可以通过自杀结束生命。”
越是接近现代，自杀愈发成为一种普遍。几乎所有的国家，因自杀造成的死亡率都已然占据继病死和事故死之后第三大死因的位置。每年3万人自杀的美国、日本，2万人的法国，6万人的俄国。如果算上自杀未遂只不过是徒增数量。总之，这地球上每年就有50万人亲手为自己画上了人生休止符。
姑且不论这到底是否正常，仅日本文学家自杀率高这一点，基本已达成世界共识，对全球研究自杀的学者而言，都是一个无法规避的研究主题。
世界知名的20世纪日本文豪中，芥川龙之介、太宰治、三岛由纪夫、川端康成四人均为自杀。再加上其他具有一定知名度的作家，估摸就有20人。这的确不是一个小数字。
当然，这些人选择自杀的理由不尽相同。
太宰的自杀是文学式的自杀。自杀已然成为太宰治生活中的一种惯常，是他人生的一种模式，自杀体验在他的文学中也有所表现。关于太宰的死，你很难找到任何非死不可的必然理由。自我了断这一极端行为的背后缺少了一些决定性的因素。生活中一旦碰了壁，太宰马上就想到了死，仿佛从来都是自杀在引诱他。硬要说的话，对太宰治而言，大概死亡本身就是一种主张。
而三岛由纪夫，在位于东京市谷的自卫队大楼的阳台上发表了15分钟的演说，一片奚落与怒声中深感自己不被理解，便结束了原定2小时的演讲。回到自卫队东部方面总监室的三岛，脱下军服上衣，端坐地毯之上，大喝一声后以短刀刺入腹中，三岛的亲信森田必胜当即为其断头。后来，森田也以同样的方式追随三岛而去。
三岛的自杀在日本社会是毁誉参半的。但总的说来，三岛的自杀在另一种层面上与太宰一致，都是一种文学式的死。当时的朝日新闻曾有过这样的一段评论，笔者深以为然：
“三岛由纪夫的演出以剖腹自杀宣告谢幕。他自身实际上就是其最后的创作。”
思想与现实通常是分离的。但三岛却试图将思想付诸现实。对三岛而言，思想与现实的区别极为暧昧，他是那种让现实生活充满紧张感以获得文学能量的作家。这种人，最后的作品无疑是戏剧化的死亡。
从这两位的自杀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的是，他们选择死亡以远离身处的社会逻辑。太宰通过逃避，三岛通过反抗，实现了各自对他们所生存的“日本”的拒绝。
笔者浅见，日本社会是一个集体性、组织性极高的社会。人们通过确认自己是组织的一员来获得身份认同。然而作家是一个极为个人的职业，常常与孤独为伴。因此，他们逃离的最终目的地不是与组织内的人发泄不满，只能是为了保持自身崇高的“死亡”。
自杀，一如其字面，抹杀自我的行为，加之想死的意图，其结果是可预想的死。
杜尔凯姆在《自杀论》中谈到自杀的主要动机有“精神的崩溃”、“肉体的痛苦”、“家庭的不幸”等，文学家的自杀动机也基本可以从这三个方面来解释。其中，“精神的奔溃”无疑是小说家自杀的最大原因。
本文开头就曾提到，日本人十分尊敬自杀的文学家。这多半源自对“精神崩溃”所带来悲剧意味的同情。这背后有一种奇妙的想法：文学家与自杀十分相配。
然而对中国人来说，困境和怀才不遇才是文学开花的最大机遇。甚至可以说，文学家内心深处多少期盼着那一瞬间。中国的历史长河中，但凡在文学上成就大业的多半是官场失意之人。仅列出李白、杜甫、苏轼三人便可见一斑。
中国文学研究者竹内实曾说过一段话，大抵是这样的意思：
比起中国人，日本人不抵抗，只随波逐流。抵抗的人被认作顽固分子受人排挤，遭人嫌弃。日本人最恐惧的就是身处集体却被孤立。
在这样一个日本社会里，作家也栖身其中。既不反抗也不转向，仅仅通过自断性命以期获得永恒的存在。这便是日本作家多自绝的理由之一吧。
关于自杀，中日间也有共同之处，那便是“神的缺失”。由神支配的世界中，自杀在原则上是不被允许的。生命来自于神的恩赐，人类无法自由支配。然而，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都并不存在一神教式的神灵，人理所应当地可以自我处理。换言之，“人类至上”是肯定自杀行为的。
在中国的历史上，畏罪自杀的高官数不胜数。一旦被赐罪，皇帝的使者便会带着毒药前来，饮毒而亡成了一种固定模式。古时候有一个词“罪死即死”，说的是一旦被定罪便立即自杀，也因此，实际上即便是死罪之人也鲜有遭处刑而死的。
在日本，面临处刑人往往自行剖腹，再由被称为“介错”的行刑人为其断首。这究竟算是自杀还是处刑，似乎都沾边，反倒难以判定。对本人来说是自杀，对掌权的一方来说算是处刑，不过互为表里罢了。
自杀前，人总会留下一些话，日语称之为“辞世诗”。日本人的辞世诗往往富于感情，包含日式美学特有的“物哀”，鲜有怨恨之词，而中国人的辞世则多含诅咒。战国时代吴国名臣伍子胥因被吴王怀疑有异心，自刎前曾叫喊道：
“必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以为器；而抉吾眼县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
若没自己，吴国便也完了。到那时，自己的双眼将见证国家的灭亡。何其“人性”的死。日本人做不到如此。无论是人的世界还是自然世界都是“物哀”的世界。
织田信长在本能寺之变中被部下烧死前是否当真吟诵过“人生五十年，去事恍如梦”仍是一桩悬案，但这样一种退一步回望世事的辞世诗的确很“日本”。
话题似乎扯远了，回到日本人小说家的自杀癖好。不知为何进入平成年间颓然骤减，其理由尚未有定论。难道说是因为小说家的“精神崩溃”已经失去了现实感？
试想，如果村上春树因为无缘诺奖而绝望自杀的话，大概会带来巨大的冲击吧。笔者偶或会有这样轻率失敬的想象，不过这样的事大概不会发生。对村上春树式的“我”而言，与其自杀，肯定不如选择逃去世界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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