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方萌：中国大学校园的三种师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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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片《启功》将在今年教师节上映！”这条消息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师生间迅速流传开来。启功生前是北京师范大学的中文系教授和著名书法家，在校史上有着特殊的功绩和地位。除师大校名由毛泽东题写外，校园内几乎所有标语、题词和匾额均出自启功笔下。其中最醒目的两句镌刻在南门口的巨碑上——“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据说启功先生的解释如下：“所学要为世人之师，所行应为世人之范。”
由于教育工作的性质，社会大众一般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道德要求。所谓“师道尊严”，教师之所以获得社会上的普遍尊重，不仅基于其秉持的学统，也来自其承载的道统。北师大作为师范类院校之翘楚，该校教师理应在求知和做人上，成为学生模仿的样板。综合考虑学问、技艺、人品和影响，启功似乎是北师大校史上的不二人选，他被追捧为大师也实属必然。不过，启功先生主要代表了一种传统意义上的“人师”，而今天的师生关系已经发生了本质上的巨大转变。
在北京电影学院举办的《启功》首映式上，表演专业的学生齐声朗诵了古文名篇《师说》。唐人韩愈开宗名义：“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他所传的“道”，是指儒家学说，今天我们可以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理解它。所谓“受业”，有人理解为讲授职业技能，其实误解了古人。韩愈在下文提到“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这些“匠人”才会探讨具体的技术问题。这里“受业”是指讲授学业，即与“道”有关的学习内容。教师要解的“惑”也是针对“道”的问题。若要问有关生产的知识，孔子早就说过：“吾不如老圃”，找干活的师傅好了。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传统教育的两个特点。一是强调理论，无涉具体的技能知识； 二是关注社会，超越个体的谋生手段。两者互为表里，正应了古话所说的“君子不器”。在今天的大学教育里，有上下两端比较接近传统教育的精神。下端是本科生的通识课。所谓“通识”，意指英语中的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旨在培养学生对宇宙人心的通达理解。上端是博士生的公共课，这类课程的设置是为了让学生通晓事理、数理和哲理，培养一种研究的趣味，为今后的学术生涯奠定知识基础。
在传统型的师生关系中，教师和学生都以求知为目的，虽然在实践中可能偏离这个目的。他们地位不同，只是因为“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教师作为学统的载体，与学生之间存在着单纯的传承关系。在理想化的情境中，前者的教学工作要将后者复制为自身，后者的学习目的就是要成为前者。用九十年代的一首流行歌曲来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因此，教师在本科教育中的任务主要是选材，将那些有学术潜力的好苗子挑选出来；而在博士教育中的任务则是训练，针对已经进入培养梯队的学员，强化其研究能力。
近二十年来，传统型的师生关系逐渐受到削弱，这主要与市场化的冲击有关。很多高校教师反映，现在的师生关系变得越来越像卖家和顾客，我称之为“消费型的师生关系”。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启动了高等教育的学费改革和扩招计划。无论教育部门的初衷如何，这两项政策在短时间内增加了学生家庭负担学费的比重，也大大降低了教师之于学生的比例。其后果便是学生在选择专业和学校时更注重经济理性，师生关系也因大班授课增多而疏远。很多老师讲完一学期几百人的大课后，甚至没有记住几个学生的名字，考试结束后更是形同路人。
硕士阶段的职业教育进一步推动了消费型的师生关系。中国的职业硕士项目在九十年代涌现后，很快成为众多学院的创收来源，以各大高校的商学院、法学院和公共管理学院为代表。供给方解决了自己的资金困难，需求方则可以在短期内修完学业，以至于有“花钱买文凭”之讥。最近一些年，各种“MXA”大有取代传统硕士项目之势，有些学院逐渐压缩甚至取消了后者，迫使教师转而开发职业硕士课程。
教育市场化迅速导致了高校内部的收入差异，并使办学理念散发出一股商业气息。忙于办班培训的院系曾被保守势力认为“不务正业”，然而后者一有机会也常常步其后尘，如历史系和中文系开办的“国学集训班”等。最近北京大学的国际项目“燕京学堂”开学，招致众多非议，也隐含着象牙塔内部的价值冲突。学生群体也产生了新的社会分化——职业硕士的“含金量”普遍被认为不如学术型硕士，虽然前者有时开着豪车来上课。
在我看来，消费型师生关系的主要影响还不在于校园内部的结构和地位变化，而在于它巅覆了传统的师道尊严。韩愈说：“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在传统教育中，“师”和“道”是不能分开的，“重道”必然“尊师”。而在消费型的师生关系中，学生只需要获得教师提供的具有针对性的教学服务，教师也只在特定的时空内提供这种服务。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学统的传承关系，教师在正职工作之外也不必充当学生效法的道德模范。
消费型关系中的学生既然交了高额学费，对教学内容就变得越来越挑剔。学生作为一个群体，所需求的知识产品很少是广博的学识或深刻的学理，更多是有助于职业发展的实用知识和技能。因此说故事比讲道理更重要，案例教学正在取代传统的理论学习。道之不存，师将附焉？今天校园里名声较大的教授们，或是能够针对市场变化及时提供信息，或是长于包装学问成功吸引眼球。如北师大的于丹老师，在校外被尊为“文化名人”，在校内被评为“最佳教师”，她比启功更能代表我们这个时代。
除了传统型和消费型，至少在研究型大学内，合作性的知识生产逐渐主导了教师和学生的日常关系。近年来，由于宏观教育评价体系变革，中国高校纷纷推行量化考核式的激励体系，重科研产出，轻教学成果。在很多大学教师看来，他们的工作重心并不是教学，而在于研究。如清华大学生物学院院长施一公教授，其杰出成就不在于培养了多少生物学家，而在于那些发表在《自然》等顶尖期刊上的论文。一些志在育人的教师对这种评价偏向极为不满。去年年底，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讲师周鼎发出这样的哀叹：“一个相信讲好一门课比写好一篇论文更重要的人，今夜死去了。”
由于中国大学由教学主导向科研主导转型，学生之于教师作为科研助理的角色，就变得比教学对象更重要了。笔者听说某学院计划缩减普通硕士数量，该院教师最担心无人充当实验助手，课程减少还在其次。在今天的大学里，研究生常常称其科研团队的带队老师为“老板”，后者也确实和前者存在着雇佣关系。这种关系同传统的师生关系并不一定矛盾——学生在同教师的合作中可以获得研究技能的训练——却因牵涉到利益而变得复杂。当存在大笔经费而分配不公时，利益纠纷尤其可能出现。媒体近几年报导的好几起科研腐败案，大都是因学生助理痛感“分赃不均”而曝光的。
传统型、消费型和生产型三种师生关系同时存在于今天的大学校园中。一般来说，人文类院系以传统型为主，社科类院系以消费型为主，而理工类院系以生产型为主。在高校转型的过程中，人文类院系大都被边缘化，因此这类学者的牢骚最多，要求“重振人文精神”的呼声也最高。对此，我们一方面应当肯定传统价值，另一方面也应看到高等教育转型的主要趋势。消费型和生产型的师生关系，都是中国大学在应对社会变革的过程中，为求生存和发展而出现的。面对这三种关系的对抗和冲突，我们不可能回到传统型居主导地位的时代，而应积极寻求它们的共处之道。
作为一名教龄刚满三年的老师，我常常需要同时处理传统型、消费型和生产型三种师生关系。我有时刚通过邮件指导了学生论文，便在办公室同助理讨论下一步研究计划，之后便赶去为职业硕士上课。每种关系对教师都提出了不同的角色要求，我也在教学实践中努力地适应角色转换，并避免角色冲突。有时顾此失彼，有时相得宜彰。如传统型关系每每渗透在消费型关系中，而生产型关系有时也会强化传统型关系。
在我看来，今天的大学师生之间已经建立了新型关系，但与之相应的伦理准则还没有得到发展和完善。在大学校园的利益相关方中，学生往往属于势力较弱的一方。由于传统型关系仍然存在，学生在另两种关系中有所不满，时常也不会表达出来。我们不能依靠旧道德来协调新关系。对于消费型和生产型的师生关系，教育部门需要及时制订新的规范准则，并以保护学生利益为根本原则。这并不是树立以启功为代表的传统教师模范就可以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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