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布：美国校园枪击案原因并不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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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频繁发生的校园枪击事件已经成为另类的校园特色。
10月1日上午，美国西北部俄勒冈州一个偏远的社区学院再次传来阵阵枪声。一名26岁的男性枪手在乌姆普夸社区学院开枪杀人，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13人死亡，20人受伤。消息传来，朝野再次震动。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电视讲话，对枪击案表示悲痛与愤慨。他感叹道，美国枪击事件接连不断，大家开始出现麻木情绪。作为总统，他每隔一段时间都要为校园枪击案发表谈话，也成为一种“例行公事”。
的确，他的讲话也是例行公事般地老调重弹，再次呼吁民众支持立法管制枪支。他强调，作为总统，他的权力有限，无法一个人做到控枪，需要美国国会、各州议会及州长们与他一起共同努力。奥巴马最后说，修订法律后，即使有人想要伤害别人，也无法像现在这样很容易获取枪支。
听完奥巴马的讲话，我发现，不少美国人的表情已经由短暂的震惊转为无解的木讷。对媒体频繁报道的校园枪击惨剧，民众开始见怪不怪。而这次枪击案还是令我感到震惊，这并不是惨案的死伤人数，而是它已经成为美国今年的第45起校园枪击案，也是第17起发生在美国大学校园的枪击案。如果校园枪击案仅仅是偶发事件，也许可以从一些偶发因素寻找动机。但是高频率校园枪击案的发生一定有更深层次原因。那么，美国校园枪击案有什么新的趋势，其背后是否存在某些规律性的社会体制原因呢？
首先，美国近年来的校园枪击案开始转移到一些民风纯朴、人口较少、治安常年良好的偏远地区。校园枪击案在这样的地区出现，容易令当地居民感到错愕；同时突然失去了习以为常的安全感，身心受到极大创伤。例如，这次发生枪击案的乌姆普夸社区学院就位于俄勒冈州罗斯堡小镇的郊外。学院有3300名学生，师生之间彼此熟悉，所在的小镇也只有2万多居民，距离最近的大城市有数百公里。相反城市中的学校治安普遍加强，制定了包括发生枪击案在内突发事件的紧急预案。我儿子在学校也参加过多次这类演习。
第二，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校园枪击案将会给这一代美国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心灵创伤。校园枪击案也在世界其它国家发生，但频率远远低于美国。媒体报道的数据显示，自1991年11月1日中国留学生卢刚在爱荷华大学开枪打死四人（他的美国导师，一名教过他的美国副教授，他的中国室友及该校协理副校长）到2013年7月16日21年间，美国共有55起至少有一人死亡的校园枪击案。在此期间，世界上有21个国家出现了校园枪击案，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高于美国。
第三，美国是一个民众持枪比例很高的国家。据统计，美国民众手中有2.7亿支各类枪械。这个数字比出现过校园枪击案的21个国家的所有非军事人员的平民总数还高。与这21国相比，美国人不但持有枪支的绝对数量最高，人均持枪数也最高。更可怕的是，美国人所持枪支用于校园枪击案的比例也最高。其它21国民众持有枪支用于校园枪击案的人均比例为0.111，而美国的数据是它的五倍。
舆论普遍认为，导致这些校园枪击案的根源是因为缺乏严格的控枪法律及措施、枪手有精神疾病、媒体报道这类事件引来盲目模仿者、青少年出现偏激行为、网络及影视作品中的暴力宣传以及学校的安全防范措施薄弱等。这些因素反映了美国校园涉枪暴力的一些侧面，但并没有触及到本质。那么，持枪比例高是否必然推高校园枪击事件的发生率呢？
从全球来看，奥地利民众拥有的枪支也很多，但他们有更为严格的控枪法规。因此，只有责任感高，暴力倾向低的民众才可能获得枪支。这似乎可以解释为什么奥地利校园枪击案很少。不过，也门和泰国的民众持枪比例也很高，两国的枪支管制法规比美国还要宽松。但奇怪的是，两国在上述21年间分别只有一次校园枪击案。这说明，控枪法规的严格或宽松与校园枪击事件并不总是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
美国坊间有一个误解，认为精神疾病与暴力行为存在必然联系。盖洛普2013年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民众认为，枪击事件的主要因素是精神疾病人士的暴力倾向对公众造成了威胁。美国国会在1968年，1993年及2008年分别制定的控枪法及购买枪支背景调查等法案中都包含严禁患有精神疾病者购买枪支的条例。但这些法规并没有减少美国的校园枪击案。有专家认为，精神疾病在医学上定义宽泛，而美国又是一个注重保护个人隐私的国家。联邦政府花费大量财力物力去调查核实精神疾病往往事倍功半，很难界定哪些人会有暴力倾向。
研究表明，抑郁症，焦虑及注意力缺陷等精神疾病与普通暴力倾向几乎没有关联。根据美国现有的医学标准，美国人中超过3%的人群患有精神疾病，但美国犯罪案件中有精神疾病患者参与的比例远远低于3%。同时，精神疾病患者参与涉及枪支犯罪行为的比例，远远低于正常人的涉及同类案件的比例。
从传播学的视角来看，涉案校园枪击事件的个人常常缺乏正常的沟通及交际能力。由于缺乏与外界或他人的沟通，他们经常被所在的社区边缘化，成为游离于社区之外的独行客。无法与人沟通容易出现不稳定和不安全感，由此变得对外部世界异常敏感。如果这时出现任何“社会不公”，很容易引发他们的过激反应，如产生报复、破坏心理等。起初被边缘化的个人可能出现情绪偏激，无法与人相处，最终失去生活信念，甚至发展成为危害公众的“独狼”。
美国居高不下的校园枪击案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加强控枪立法的问题。它涉及人们的精神健康问题，校园安全措施，学生安全教育及如何处理社会不公现象等诸多方面。其中如何保持人们在社区内的良好沟通尤为重要。
德国当代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认为，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核扩散或全球变暖，而是“系统性的扭曲传播”。如果深入分析校园枪击案行凶者的沟通和互动能力，他们与社区出现扭曲传播的机率可能较大，最终被所在社区边缘化。如果尽早发现并采取干预，不仅有利于他们回归正常的社会生活也有利于社区的稳定。如何解决社会生活中的“扭曲传播”将成为减少校园枪击案的关键因素之一。
【注】本文原标题《美国校园枪击案中的“扭曲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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