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正在夺走本属于农村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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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的最新小说《极花》，很有可能是受到郜艳敏的影响。2015年7月下旬，郜艳敏成为舆论的中心，7月27日，贾平凹改完了《极花》。贾平凹有一个几乎和郜艳敏相同的故事：在西安，他一个老乡的女儿被人贩子拐卖了，很多年之后，家里费尽心思找到她，这时，她已经有了孩子，不能适应城市的生活，重新回到了丈夫那里。
▲ 著名作家贾平凹
和公众对郜艳敏的争议一样，对作家来说，这个故事，最难的是如何处理被拐女孩对乡村生活的“认同”。去年7月，从公安部打拐办的陈士渠到不少媒体，都主张严惩人贩子，而郜艳敏则“通过”当地宣传部门表示，她只想过安静的生活。打击人贩子当然是正义的，但是把郜艳敏的丈夫抓起来，有可能对郜艳敏造成第二次伤害，郜艳敏的选择，当然应该尊重。
很多人又进一步追问，郜艳敏的选择，是她真正发自内心的选择吗？还有人宣称要解决郜艳敏“自由”之后的工作问题。这种不断的追问和讨论，正是这一类事件的复杂所在。
贾平凹的探索更进一步：被拐女孩，会不会最终爱上那个买了她的丈夫？在有些村庄，光棍很多，“如果这个村子永远不买媳妇，这个村庄就消亡了”——这句话是最近贾平凹接受采访时说的，估计会受到很多人的抨击。贾平凹经常去农村采风，他发现在有些村庄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他在这部小说的后记中感叹：
“谁理会城市夺去去了农村的财富，夺去了农村的劳力，也夺去了农村女人。谁理会窝在农村的那些男人在残山剩水中的瓜蔓上，成了一层开着不结果的谎花。或许，他们就是中国最后的农村，或许，他们就是最后的光棍。”
对公众来说，郜艳敏自己怎么想永远是个谜，人们只能猜测。《极花》以第一人称的女性视角叙事，多少有点怪异，但是贾平凹决心给出一个小说家的猜测。被拐女主人公胡蝶本来也是一个农村女孩，跟随母亲来到城市生活，她爱上高跟鞋，爱上城市女孩“有点内八字”的走路姿势，为此即使睡觉时也在苦练。她年轻漂亮，和房东家的大学生男孩眉来眼去，正常情况下，她可能会嫁给城市。但是，从相反的角度看，她来自农村，本来应该属于农村的一位男子，她是被城市“夺去”的，因此，她也存在着重新嫁给农村的合理性。
买她的人叫黑亮，住在窑洞里。贾平凹把黑家设想为农村的精英：黑亮开着一个小卖部，还有村里唯一一辆手扶拖拉机；父亲黑老爹是个石匠，他还是个道德楷模，从来不到儿媳妇住的窑里；有一个盲人叔叔，虽然看不见，但是内心透亮，懂得关心人；有一条非常忠诚的狗，还有一头温顺而有幽默感的毛驴。乡村的精英家庭与胡蝶这种出身农村的姑娘，还是很般配的，这可以让胡蝶更好地接纳被拐卖后的生活。
贾平凹是中国最优秀的农村题材小说家，或许没有之一。胡蝶刚被拐卖到村子里，每天都想着逃走，这一部分显得比较牵强和观念化，不得不借助一些荒诞的内心独白，但是当他写胡蝶开始接受农村时，他的笔法就显得浑然天成。贾平凹是热爱农村的，因此胡蝶爱起农村来，就非常自然。有一个细节是这样的，胡蝶端了簸箕拣豆子，但是坏豆子太多了，她怎么都拣不完。她突然悟道，如果从坏豆子中把好豆子拣出来，就会容易很多。“那个晌午我都在想，这村子里有没有好豆子，黑亮是好豆子还是坏豆子？”贾平凹对农村生活非常熟悉，当他写农村的草木山水，写农民的衣食住行时，有一种自然的魅力。当胡蝶以慢慢打量起周围的世界时，就必然会被同化。
当然，胡蝶开始必须是刚烈的，她试图逃跑，被抓了回来，村里的男人们痛打了他一顿，衣服撕得稀烂。她顽强地守护住自己，几个月后，几个男人把她绑在长凳上，他的“丈夫”强奸了她，并让她怀孕。要让胡蝶彻底认同周围的一切，怀孕还不够，她还需要认识到这是自己的命。
小说中的这个村子，除了黑家和隔壁窑洞的老爷爷，都是极可怕可恶之人。贾平凹喜欢那种农村的文化，这位老爷爷就是他最理想的那种人物：每天写字，看星象，他似乎懂得一切，并可以解释一切，事实上是这个村子的绝对权威，地位远远高于作为政治权威的村长。胡蝶喜欢找老爷爷聊天，老爷爷告诉她，每个人在天上都有一颗属于自己的星。胡蝶每晚看天，在怀孕后，她看到了属于自己的星，而且还是两颗。她认识到，一颗是自己，另一颗是自己肚子中的孩子——这时，她就认命了，她知道，自己属于这个村子。那天晚上，她把丈夫骑到身下，但是本质上她却归顺了这片土地。
如果我们以一种启蒙主义以来的理性来观察，这种逻辑是荒唐的，也是应该批判的，但是作为小说，这种逻辑却是成立的。最后，唯一的悬念就是如何处理来自警方的解救。这一点是小说的败笔，在贾平凹的笔下，代表着正义的城市派出所所长和戴眼镜的记者，成了十足的反面人物。警察的解救行为，通常需要受害者出钱，现实中贾平凹丢掉女儿的老乡，就是一时筹借不到足够的钱，警方迟迟不愿出手。这种对警察的不满，渗透到小说中，到村里解救胡蝶的所长，看上去就像土匪。而胡蝶在被解救后，像苍蝇一样飞来的媒体记者，不断拷问胡蝶的痛苦，让人想起郜艳敏事件中最后公众对好事记者的厌倦。
这样的情节不是不可以，但是却非常仓促和概念化，或许贾平凹自己也不满意，他加了一笔：这场解救行为不过是胡蝶的一场梦，并没有什么人来解救，等待胡蝶的，只有她的孩子。但是，在之前的叙述中，胡蝶不仅给城里打了电话，村里也看到有城里人来打听胡蝶，简单处理成一场梦，不太符合叙事的逻辑。或许，这样的结尾，正是受到了当时媒体热炒郜艳敏的影响。
城乡之间越来越深的裂痕，是中国社会必须面对的问题。如何看待这一问题？我们可以用城市的视角，农村是落后的，是等待反哺的，是急需要摆脱和处理的麻烦；我们也可以用一种貌似客观而中立的视角，讨论如何才能在农村实现公平正义，如何解决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的问题；事实上还有第三种视角，那就是纯粹农村的视角，采用这一视角的观察，几乎不可见，现实中的农村永远是被调研，被叙述，它已经失去了表达能力。
贾平凹采用的就是这一视角，至少他是在努力这样做。他不是替农村说话，他的小说，就是农村在说话。那些粗俗的语言，那些方言，那些在城里人看来很荒唐但是在他笔下却津津有味的习俗（比如，吃血葱能提高性能力），都是自然的流淌，是非常可信的。正是采用了这种农村内部的视角，贾平凹提出的这个问题才显得很重要：买媳妇是否是合理的？城市是否正在夺走农村的女人？农村的光棍，注定要悲惨地度过一生？
▲ 图片源自腾讯《活着》栏目，村里的老光棍
在贾平凹看来，光棍是城乡裂痕中最严重的问题，他上升到了村庄生死存亡的高度，因此，他在感情上是同情那些买媳妇的人的。从法律和现代文明的角度，这个问题并没有争议，买卖妇女，绝对应该禁止。因此，在贾平凹那篇访谈的后面，有网友评论：这样的村庄，就让它消亡吧。即使是小说中的人物，也都知道买媳妇是违法的，但他们仍然乐此不疲。
农村的光棍问题，是否和城市的掠夺有关，需要数据支撑。在我看来，造成这一问题的，更重要的原因是计划生育造成的农村男女比例失调。虽然法律上禁止，但是在乡镇一级，农民总是有办法来通过B超来确认胎儿的性别，如果第二胎仍是女孩，选择流掉的可能性很大。
▲ 图片源自腾讯《活着》栏目，农民工老了
90年代开始的进城务工潮，让青年男女进了工厂，相比较而言，男青年城市买房落脚的可能性，要低于女孩子通过嫁人留在城市的可能，这样，就把原本存在的性别失调问题又放大了，这可能会给农村造成更多的光棍。
贾平凹老乡的故事，以及郜艳敏被拐卖的经历，都发生在十年以前。《极花》中所写的村子，很多男子都是通过人贩子买到媳妇，应该也是十年以前的事。最近几年，随着农村交通的改善和手机的广泛普及，拐卖妇女的案例明显减少（拐卖儿童则不是），因为技术的进步，已经让过去那种禁锢的办法很难奏效。妇女真的想走，大多数情况下，她都可以通过手机报警。这是社会的进步，但对贾平凹笔下那些农村的光棍来说，却是彻底的灾难，他们或许真的要面临贾平凹所说的“最后的村庄，最后的光棍”那样的处境。
《极花》是一部现实题材的小说，它的意义，不仅在于提供一个可供阅读的故事，而且在于，贾平凹证明了被拐卖妇女认同农村、爱上买她的男人，在感情上是成立的。这有助于我们在面对被拐卖妇女这样让人痛心的问题时，能够设身处地为当事人考虑。如果她选择和应该自己的丈夫在一起，我们应该尊重她的选择——就这个角度讲，《极花》是对郜艳敏事件最长也是最好的评论。
▲ 贾平凹/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
【注】本文原标题为《贾平凹证明，买媳妇也能买来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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