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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映红:作为共同体,医生是愤怒的也是自私的

2016-05-09 唐映红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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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医学专业知识的病患、记者难以识破那些莆田系庸医的真相,但对于拥有专业知识的医生共同体来说,他们应该心知肚明。他们中的相当同行根本就卷入并参与到莆田系的医疗黑幕中。


我有一个发小,曾经有一次因为聊天的观点不合而彼此疏远,直到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科学奖,他才大度地原谅了我的“无知”。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数年前,在一次喝茶闲聊中,聊到了中药的问题。我的这位发小是毕业于香港大学的药学博士,在澳门科技大学的一家国家重点实验室从事药学研究。对我这种不懂装懂,半壶水响叮当的死硬“反中医药”的家伙可谓既哀又怒。他骄傲地列举了青蒿素,一种提自中草药在全世界受到广泛应用和赞誉的药物,以此来证明中药并不像我所说的那样“不科学”。我说,那有怎样,苹果启发了牛顿发现万有引力,难道苹果就在物理学领域登堂入室了。

于是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我的发小拂袖而去。我想,他再也无法容忍一个无知狂妄的家伙,竟然质疑到他所擅长的专业领域。直到发现青蒿素的屠呦呦女士荣膺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项,友谊的小船才又翻过来。屠呦呦的获奖对于药学领域的朋友来说,与有荣焉。中国第一个诺贝尔科学奖出现在药学领域,而不是物理、化学、生物或者经济学领域,这对于药学工作者来说是多么大的荣誉呀。

我完全能够理解一个药学工作者从屠呦呦的获奖中感受到的荣誉。人们很容易从所热爱和从事的职业中获得一种职业共同体的感受,颁发给同行的奖项,不啻是对所有的职业共同体成员的褒奖;同行遭受到的侮辱与伤害,也同样是对所有职业共同体成员的侮辱与伤害。从心理学的角度,职业是人们社会同一性满足的重要来源,而社会同一性又是每个人自我概念中不可或缺的组成成分。

举个例子,我们每个人的“自我概念”,简单地说就是关于“我是谁”的最重要的阐释,其中必然包含“我”的社会身份:我妈是谁?我哪里人?我干啥的?诸如此类,等等。我们对于自己所认同的重要的社会身份,都会连带地认同和接受相应群体普遍的情感和态度。

所以,我从事药学研究的发小会因为我对药学领域引以为自豪的成果不以为然而拂袖离去;也会因为同行荣膺诺贝尔科学奖项而感到与有荣焉。对他来说,自己所热爱的职业形成了一个职业共同体,对同行的毁誉,就如同对自己的毁誉。

因此,就不难理解这几天医生共同体对于广州市人民医院口腔科主任医师陈仲伟遇害的强烈愤慨之情。

5月5日,陈医生被一名25年前曾经治疗过的病人尾随并砍杀30多刀于自家门口。经过40多小时的抢救,因伤重不治于5月7日不幸逝世。陈医生之死激发了医生共同体普遍的愤怒,不仅陈医生的同事和家属在7号晚上自发地在英雄广场集体悼念陈医生;而且陈医生的许多同行都接受倡议,用黑丝带作为社交网络上的个人头像以表达哀思以及对医生安全问题的强烈不满。


▲ 广东省近千医护人员追掉陈仲伟



▲ 广东省近千医护人员追掉陈仲伟


10多年来,愈演愈烈的医患冲突对于大多数兢兢业业的医务工作者来说,令他们感到普遍的不安和处于威胁中。在别的社会里受到尊重和赞誉的医生职业,在中国社会里竟然如同在战地一样为安危而顾虑重重。10年前,深圳龙岗区山厦医院的医生和护士在发生伤医事件后,无奈地戴上钢盔工作,使一个具有国际化范的都市里的城市医院,宛然有了战地医院的感觉。10年过去了,医患冲突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治理,甚至还愈演愈烈。几乎每一家城市三甲医院工作的医护人员,都能够感受到在高压的打击医闹的维稳措施下面,病患对医院和医生的不信任,以及病情未得到所期望的治愈或好转后的质疑和敌意却并没有消弭,反而相比10年前愈加地强烈。

更令医生群体感到不安的是媒体在报道时,对病患受到的不公正对待的“过度”渲染,而对医生遭受到袭击的“漠视”,令他们觉得对医患冲突有推波助澜之势。

确实,在陈医生遇袭前不久,确切地说是5天前,一名癌症患者魏则西因不治而身亡的消息被曝光后,迅速得到网络媒体和纸媒的关注,网媒制作滚动专题,纸媒用整版整版来深入报道,自媒体从各个角度评论,一时间魏则西事件成为这个社会最为重磅的新闻。不仅如此,另一则安徽患者发现2年前手术后“右肾消失”而怀疑被医院“偷割”的新闻报道也比陈医生在家门口被尾随的前病人残忍袭击所获得的报道多。


罹患癌症的大学生魏则西不治去世


尽管根据陆续所披露的讯息来看,陈医生遇袭不治逝世的事件,并不是一件典型意义上的医患冲突,行凶的歹徒有精神病史,在袭击时完全可能处于发病期。通常的医患冲突发生在病患不治身亡或者致残的结果发生后,随即遭到病患家属对医生“渎职”的质疑和不满而发生。袭击陈医生的歹徒在25年前被治疗过牙齿,无论从事件的起因、动机还是因果链的时间,都难以用寻常的医患冲突来解释。它更像是一起精神病患者发病期的无端袭击,这种小概率事件难以通过寻常的预案来予以防范。这种飞来横祸其实根本就无法承载医生共同体所欲表达的诸多诉求。

从情感上,医生共同体对于一名即将退休并享有一定声誉的同行的惨死而感同身受,激发他们压抑已久的情绪,并将这些怨怼和愤怒宣泄出来,哪怕这件事情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由头,无可厚非。但是,仅仅是医生共同体的愤怒表达是远远不够的,将其归咎于媒体更是对医生职业的公关形象雪上加霜。关键是,医生共同体的愤怒是否能令更多的民众认可和支持?


▲ 对魏则西实施细胞免疫疗法的医院


平心而论,在通常发生医患冲突的医患关系中,往往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即容易发生医患冲突的病患一般来说都处于社会的低层甚至底层为主,鲜见社会中高层的病患与医生发生公开的冲突。事实上,那些社会低底层的病患同时也是享有医疗资源以及医疗保障最为匮乏的群体,他们在医生面前几乎是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而且医患之间信息的严重不对称使他们对医生能不能尽心尽责充满着怀疑。

关键是,他们的怀疑是有根据的。罹患绝症的魏则西极其家属通过网络推荐到某三甲医院接受所谓的细胞免疫疗法,事实证明确实是涉嫌“临终掠夺”的医疗诈骗。事发后,在媒体的深入调查中,那些“临终诈骗”的所谓医生甚至不具有行医资格,其简历和荣誉悉数系伪造。更令人感到不安的是,这些以承包科室或干脆医院的所谓莆田系,在全国上百家大中城市的近千家医院里布下了无数的诈骗陷阱。

缺乏医学专业知识的病患、记者难以识破那些莆田系庸医的真相,但对于拥有专业知识的医生共同体来说,他们应该心知肚明。他们中的相当同行根本就卷入并参与到莆田系的医疗黑幕中。问题是,当魏则西事件被曝光,并引发了舆论风潮的整个过程中,医生共同体选择了集体缄默。

当医生共同体集体用黑丝带来表达对陈仲伟医生的不幸逝世的愤慨时,我不知道他们对于魏则西一家被医疗诈骗而家财散尽又作何感想。荣誉和委屈是医生共同体愿意接受和表达的,而莆田系多年来在多家三甲医院的“临终掠夺”的罪恶医生共同体不仅有同行参与其中,而且缄默本身就意味着与罪恶的合谋。

而作为患者,我们更多的人只能作为患者,又能如何?

【注】本文原标题为《医生共同体的选择:从魏则西到陈仲伟》



作者:唐映红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高校心理学教师,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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