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云飞：沈从文自己也未必清楚的高级粉丝们
我是个对乡邦文献极为重视的人，倒不是爱故乡那么简单，因为一个人总是要深耕自己所栖身的土地，否则难免有悬空飘浮之感。由于与沈从文先生的故乡毗邻接壤，同属大武陵文化区，因此阅读与了解他的作品，就有一层许多人不曾有过的亲切感。也就是说，在共同欣赏大家都注意到的他的文学之美以外，更加注重他人物活动的土地，藉以认知自己的生活与文化血脉之所由来。
虽然藉此读了他不少东西，但近来比较热的张新颖《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沈从文九讲》二书，买了却一直未得暇拜读，故远说不上有系统的了解。但近来搜读到一些零星的史料，或许是邵华强编《沈从文研究资料》（上下）、刘洪涛、杨瑞仁编《沈从文研究资料》（上下）里，不曾收录的。这些资料不是沈从文本人所写，只是直接或间接与他有关，或许未能引起研究者的注意。且由于这些零星资料有一定排他性，故公布出来，以便对沈从文年谱及研究资料，做些补充。
▲ 沈从文
▍一
巫宁坤先生是有名的翻译家，译了不少东西，其所译美国小说名家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被识者称为名译。但他更被传播的身份是著名右派，读者众多的回忆录《一滴泪》，让人们了解了他多难而丰富的一生。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从漫长的炼狱走出来，稍微宽松后，巫宁坤先生频繁出访英美各地，做一系列的文化交流。在行旅访学美国加州的间隙，还应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之请，给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的同事沈从文先生写信，介绍他们前去拜访。
从文老师：
年初首上一函，想早已收到。
现有友人伊斯顿教授应社科院政治所之邀请来京讲学，因为从《天安门》一书中得悉先生经历，欲求一晤，特请我爱人李怡楷同志陪同前来，请在百忙之中抽暇接见为祷。
伊斯顿教授系加拿大藉，多年来在我的母校芝加哥大学任功勋教授，去年应聘转来加州大学。他们夫妇平易近人，十分可爱。
专此遥颂
全家安好
宁坤
4/15/83
于加州欧文
▲ 巫宁坤写给沈从文的信（作者供图）
“年初首上一函”的内容，现在我们已无法得知，但至少表明巫与沈二人之间，还是常有联系的。戴维·伊斯顿是行为主义政治学“芝加哥学派”的重要人物，当年他来中国的讲题是《美国的政治学：过去和现在》，后来中国陆续翻译出版了他的《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政治体系——政治学状况研究》，对中国的学者与读者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巫宁坤说伊斯顿是功勋教授，且言其夫妇可爱，而不说他在政治学领域如何享有大名，也是为了省事，因为沈从文毕竟对政治学并不太了解。查维基百科戴维·伊斯顿词条，1947年至1997年一直在芝加哥任教，中间短期特聘到加州大学任教。那么此处所指的功勋教授，或许是终身教授的另一种说法。
信里说“从《天安门》一书中得悉先生经历”，大约是指史学家史景迁《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一书。就我的了解，除此之外，截至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本与天安门有关的书，能从中得悉沈从文的经历。就算是沈从文1955年写的《天安门前》一文，除了知道他在这附近工作外，对他辛酸压抑、小心谨慎的生活，也别无所获。
从这封信，我们难以判断沈从文是否接见了伊斯顿一行。是不是巫宁坤的夫人李怡楷将信交给他看后，便没有留下，而被李怡楷带回了家？因为这信是我从一藏家手中，与李怡楷哥哥、学者李世瑜的一批资料一同买到手的——其中有李世瑜的入台申请信，以及他与部分台湾学者如黄宽重、王秋桂、宋光宇、郑志明等人的往来信件——但无论如何，这对了解沈从文晚年的交谊，多少是有些帮助的。
▍二
1988年5月10日，一位名叫姜穆的人，到台湾40年后第一次返大陆，回到他的家乡贵州省锦屏县文斗寨。据载文斗寨至今百分之七十为姜姓，看到反映文斗寨的一部短纪录片，名为《坚守》，拍摄与配音亦为本地人姜炜红。2003年12月姜穆去世前，他被中央民族大学选进二十世纪《百年中国苗族优秀人物》第一卷（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或许附上了他在台湾开放探亲后游历大陆的“姜穆旅游状况”，这些旅游状况只罗列了1988至1993年四次与文化文学有关的研讨活动，不知这是否为了编书的特殊需要。为什么我这样说呢？是因为我搜到一叠姜穆的材料中，有一篇钢笔写就的文章《兴国风而独白》（九页），另附了一封他的短信：
▲ 《姜穆旅游状况》（作者供图）
▲ 姜穆《兴国风而独白》（作者供图）
老大：这是应北京民族大学编苗族先进人物选的稿，寄奉代为修改、斧正。这烂稿不能烈（列）入尊著独白，实在不成样子。不过可知弟的出身情（况），好替弟写篇纪（实）文章，一笑。
专此即颂
麻将顺利
弟 姜穆敬上
二〇〇三、六、十一
这“老大”是谁呢？“以《独白》为书名的，国内有两本，一为李敖先生之《独白》，于四十年前，逼老人交棒，是兴国风而独白的作为；另一《独白》为近八十老翁吴心白，忧国风之沦伤（丧），不知伊于胡底，而作经国之文章，恐其目的很难达到，因今人已不知廉耻为何物了。”吴心白当了几十年的《联合报》记者，晚年勤于写书，出版了像自传《荒唐人生——咱要出头天》等。吴心白比姜穆大三岁，早年看了姜的诗作，说其不适合写诗，让姜改写小说、剧本、杂文，总算在台湾文坛有了一席之地。虽然他的名气远不如司马中原、段彩华、朱西宁等同样是从军旅里成长起来的作家。这样一来，像吴心白这样的“吴疯子”，具有江湖气，成为姜穆这样的人之“老大”，也就顺理成章了。
▲ 姜穆写给吴心白的信（作者供图）
“一九八八年五月十日首次回国，十日抵广州，沈从文去世的恶（噩）耗传（来），预备访问沈老的计划告吹。”他在行旅之中，当天是否能听到或者看到沈从文去世的消息，是不无可疑的。中国官方新华社是在沈从文去世几天后才发布消息的，何况那时尚没有互联网，且沈去世是1988年5月10日晚上八点半，即便从外媒得知消息，不到四个小时就传到姜穆得知的概率也比较低。或许实际情形是，多年后姜穆将没机会探访沈从文的残酷现实，回溯性地说成当天就听到沈去世的消息，可能性是很高的。姜穆的故乡锦屏与湖南靖州接壤，离沈从文老家凤凰非常近。他虽然连初中都没读毕业便参加了青年军，在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后，却在军中开始尝试写作。沈从文的书在台湾固属遭禁之列，但想来他在私底下应该读过。1975年水芙蓉出版社出版的《姜穆杂文集》里最后一篇名为《平凡的痕迹》，等于是他一个简略的小传。他说自己家庭的生活算当地中上水平，却是各种农活儿都要学习的，“在这样的环境里，我有机会去读沈从文所谓的大书”。与沈从文一样，姜穆有更为残酷的从军经历，使他认为这是取用不竭的，值得“阅读的第二本大书”。
虽然他不认识沈从文，沈从文也肯定不知晓他，但姜穆自信同属苗族，且故乡挨得十分近，故他总是很遗憾没有机会去拜访这位闻名遐尔的前辈。所以当他有机会到湖南一游时，自然有求之不得的高兴。“一九九一年四月，专栏作家访湖南，与李元洛、凌宇、林河、骆晓戈、孙建（健）忠、弘征（金石家）结伴游岳麓书院等，再游武陵，访沈从文老家凤凰、王村、桑植、永顺、张家界，领略了祖国山河的美。”但姜穆在《湖南日报》刊发一文《饮酒鬼忘我为谁》里说：“1990年旅台的湖南同乡袁睽九（应未迟）、夏铁肩（铁陀）、夏美驯等八九人，组成一个‘作家访乡团’，于六月前往访问。那是两岸开放探亲后第一个以作家团的名义访问大陆，受到作协文友、家乡父老的热情款待。”“我们沿‘湘西散记’游武陵源观光带”（凤凰、王村、张家界等），有“孙健忠、蔡测海、骆晓戈、彭见明”陪同，“诚生平快乐也”。
从政区划分的省籍上看，姜穆当然不属于湖南同乡，但从文化与地域上看，湖南同乡作家访问团，邀其同访，并没有什么问题。从上述所见之人所游之地，大多雷同，不知两次是否应为一次？但即便游两次，他们可能也会乐此不疲。彼时对台工作的要点，就是努力接待台胞，这在我所看到的对台工作文件及相关书籍里，也多有记载。孙健忠、蔡测海、骆晓戈、彭见明等湖南彼时当红作家的参与，加上作家袁暌九（应未迟）曾当过台湾某广播公司的总编辑，可能是比较官方化的正规接待。最后，关于姜穆与沈从文还“发生”的一点关系，便是陈素娟2009年发表于《博览群书》第三期的《丁玲与沈从文为何交恶》，曾引用姜穆所写《沈从文的性格与婚姻》一文。其中说1983年4月18日丁玲在巴黎接受采访时谈到沈从文：“他写的那本《记丁玲》全是谎言，是小说，着重在趣味性。”因没看到姜穆的原文，不好判断他原文的高下与真实性。
▍三
真可谓无巧不成书，就在想写这篇文章时，偶翻新近得到的54册台湾《当代》杂志，发觉一篇比较有价值的事涉研究沈从文的史料，便是1988年9月份出版的第29期中，汪珏所写的《沈从文先生四帖》。此期彼时的重头无疑是它的两个专辑，一是“比较文学专辑”和“雷震回忆录专辑”，而单件事抢眼者则更属于陈映真与贾佩琳的公案。但对于沈从文研究者来说，这篇文章无疑值得一提。
▲ 台湾《当代》杂志第29期，1988年9月（作者供图）
《沈从文先生四帖》一文的“四帖”分别是“德国的‘沈迷’”、“《龙朱》的故事”、“《边城》山外山”、“探骊得珠《月下小景》”。文章一开头就说：“从慕尼黑搬来西雅图不久，第一次去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阅览室，兴冲冲翻开中文报纸，万没料到，赫然入目的竟是沈从文先生过世的消息。”而作者在文尾署日期时尤为哀感惊叹：“七月十四日稿完。距先生辞世已两个月了！”
“四帖”或考证，或探隐，或述实，或诉情，均有可观之处。但在此文发表了28年后，关于考证索隐部分，或不复有新意。但鉴于《当代》杂志在大陆流传不广，或者沈从文研究者不曾注意，故主要拈说其《德国“沈迷》部分，以见沈从文著作在德国的译述情形。原来作者汪珏是通晓德文的沈迷，故她与德国翻译沈从文的人，不是“自嘲是狼与狈的关系”的合作者——叶素珊（Susanne Ettl），就是多有往还的朋友。比如她写到一九八二年将沈从文的作品（《柏子》）译成德文的第一人梅儒佩，在述及柏子带着两条泥腿扑倒在女人床上时，连呼“妙极了，妙极了”的神情，真令人忍俊不禁。
▲ （汪珏《沈从文先生四帖》。照片右侧文字：沈从文过世了，中国最近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机会也随之而去了。作者供图。）
而另一位出色的德文翻译家吴素乐女士所译的《边城》和沈从文《小说选》，在汪珏看来堪称典雅出色，故当时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因收集沈从文的外文译本，还专程请吴素乐到斯德哥尔摩一行。汪珏与叶素珊彼时“正与莫言的《红萝卜》苦斗”，但一听说沈先生去世，梅儒佩欲纠集诸位德译者，出个纪念沈从文的专辑，自然乐意合作。曾译过沈从文、白先勇、黄春明等人作品的包惠夫有现成的译作，于是此前久欲合译的《龙朱》，由汪珏口译录音，叶素珊打磨，赓即执行。
为了找寻《龙朱》版本的异同，汪珏在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还发现了一九四八年六月沈从文赠送给学者卫德明的《月下小景》。卫德明的父亲卫礼贤，是四书经典最有名的德语译者及研究者。卫氏父子的书都捐赠给了华大，若不是卫德明年高体弱，深居简出，汪珏真想去问问他也是不是“沈迷”？在谈及有人说沈从文是像狄更斯一样的小说家时，汪珏说“沈先生不是所谓‘批评现实主义’小说家。这是他四十年来置血肉之躯于刀俎上，对自我的证实和肯定。怎容他人再误解误会？”“沈先生甚至不是写实的小说家，也不就是乡土小说家。为什么我们要把有定义的名称强加在一个超越这种种定义之外，为文学艺术而写作的作家身上？”
对沈从文热爱到痴迷，又兼是其作品的译者，也算是沈先生应得的福气。最后汪珏不无沉痛地说：“北地风沙野大，先生不如归去，与屈子贾生在水湄江边且作逍遥游。”那个时代台湾解严未久，大陆还有更为严峻的考验，尚看不到漫长隧道前面的亮光。故她用两个自沉与流放的标志性苦主身后之“逍遥游”，来喻沈先生的故去，未始不是件卸掉重轭的好事。
【注】本文原标题为《新发现巫宁坤写给沈从文的信及其他：纪念沈从文先生辞世28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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