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大师的藏书怎么到了美国图书馆
最近看到某君的大作，谈自己与他人藏书的归宿，透露出种种无奈和尴尬，颇有同感，也有个人的回忆和感受。
▍顾颉刚先生藏书的归宿
我第一次近距离了解名人学者的藏书在其身后的归宿，是1981年5月随先师季龙（谭其骧）先生在北京香山别墅出席中国民族史学术讨论会期间。5月28日上午，谭先生在会场开会，工作人员说有客来访。
我陪先生回到房间，顾颉刚夫人与顾先生生前助手王煦华先生已在等候。顾师母路远迢迢，换几班车赶到香山，主要是为了请谭先生向社科院领导陈情。顾先生的藏书数量多、内容庞杂，其中不乏精品珍品，但也有不少是图书馆的复本，没有收藏和保存价值。顾先生逝世后，家人决定将全部藏书捐给中国社会科学院，但希望能获得一定数额的奖金。
社科院方面对捐赠一直持积极态度，但内部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其中好书不多，不值得发多少奖金；顾先生生前所在的历史研究所有人认为，这些书太杂，相当一部分不适合由历史所收藏，应该由院里处理；还有的领导认为社科院大学者、名人捐赠藏书的不少，奖金发多少要注意平衡。
因此，社科院方面非正式透露的奖金数额与顾师母的期望差距很大，并迟迟未作正式答复，顾师母很焦急。谈了一回，翁独健先生闻讯而来。翁先生当时是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所长，他与谭先生都曾经是顾先生在燕京大学的学生，深知顾先生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在谈及有人提出“平衡”的主张，翁先生说：“顾先生的贡献、顾先生的书不是多少钱能衡量的，也不是什么人可以比的。”最后，谭先生和翁先生让顾师母宽心，他们一定会尽力向社科院领导进言，争取奖金数额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 顾颉刚先生
以后谭先生先后向社科院副院长梅益、历史所负责人梁寒冰等谈过，他们都赞成奖金应该多发点，但也说明处理此事的难处。最终社科院发的奖金是数万元，这在当时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基本符合顾师母的期望，据说还是由主管社科院的中央领导胡乔木拍板的。
令人欣喜的是，不仅顾先生的藏书得到妥善保存，顾先生的遗著遗文和个人资料也能及时出版。更令人钦佩的是，顾先生的后人继承了顾先生的实事求是、尊重历史、豁达大度的精神，将包括日记、书信在内的顾先生个人资料不加任何删节、全部如实公布。例如，顾先生日记中详细记录了他对谭慕愚（惕吾）女士单恋至老的细节，也有文革中家庭关系被扭曲以至在家中被斗被打的事实，还有对健在的名人的议论批评甚至詈骂的内容。
如今有些名人后人，对先人的藏书遗著视为奇货，漫天要价；视先人为摇钱树，千方百计挖掘利用其价值唯恐不足，但对其个人资料中任何被他们认为不利的内容隐讳、删节、销毁，不得已问世时也大开天窗，动辄兴讼索赔，他们的先人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受。而顾先生的藏书和遗著遗物已经有了最好的归宿，顾先生应能含笑于九泉了。
▍王仲荦先生藏书的归宿
山东大学教授王仲荦先生去世后，王师母让他儿子找我，为了筹集出国留学的费用，他们想将王先生藏书出让给国外的机构，问我有什么办法。我告诉他，对文物级的书籍出口是有限制的，他说王先生的藏书中没有什么善本佳椠，只是收罗广，保存全，如有整套的学术刊物，不属文物。
我与何炳棣先生联系，正好他从芝加哥大学退休后又受聘于加州大学鄂宛分校（UC Irvine），如能说服该校买下这批书，既能救王家之急，也为自己的研究提供了便利，因为该校图书馆原来没有这方面的收藏。我提醒他，大批书籍的出口需要申报，没有政府批文不行，他说自有办法。王师母让人带信给我，事成后一定让他儿子来重谢，我说不必，为老师尽点力是应该的。
过了一段时间，我见到何先生，他告诉我王先生的书已经在鄂宛分校图书馆上架了。我很惊奇，怎么这样快就办成了，他不无得意地说：“我找国务院特批的。”还说他为王家要到了一个好价钱，对得起王先生了。
过了很久，我与刘统谈及此事，他曾是王先生学生，还当过他助手，与王师母很熟。下一次刘统见到王师母，就问她为什么书卖了也不跟我打个招呼。王师母大呼冤枉，说书根本没有卖成，不信你可以到书房看，还打开橱门：“你看，不都在吗？”此事自然没有深究的必要，王师母如何说有她自由，但王仲荦先生的藏书早已到了美国。即使不是全部，也必定是其中主要的，否则美国人何至于出好价钱？
也有人对此持批评态度，认为再需要钱也不该将书卖给外国人，我也不该促成其事，我不以为然。这些书既不是文物，也不涉及国家机密，那就是普通旧书。有国务院批文，属合法出口。放在美国大学的图书馆里，得到妥善保管，并满足了何炳棣这样的专家和专业师生的需要，可谓物尽其用，岂不比长期搁置着强？
至于为什么不卖在国内，那是因为当时大学、研究所、图书馆的经费太少，或者主管不重视图书资料的收集，知识分子的收入太低，才不愿买或买不起。要是放在今天，国内的收购价比国外高，或者早就有人上门求购，或者王家不卖书也有自费出国留学的能力，会出现这样的结局吗？
▍唐长孺先生藏书的归宿
不过在当时，这件事还颇引人注目，尽管我从未宣扬，外界还是有不少人知道。稍后遇到中华书局的张忱石先生，得知武汉大学教授唐长孺先生生计窘迫，也打算将藏书出让，问我能否通过何炳棣先生联系美国的机构。
原来唐先生一向没有积蓄，唐师母一直是家庭主妇，不享受劳保福利，患病后无法报销医药护理费用，唐先生负担不了，已影响生活，只能与吴于廛先生家合用一个保姆。唐先生在第一次定级时就是二级教授，属高薪阶层。但唐先生加入中共后刻苦改造，自律过严，认为不该拿这么多薪水，借调中华书局整理二十四史期间每月都自愿上交100-150元党费。到了物价上涨，教授工资贬值，又遇特殊困难，就无可奈何。中华书局考虑到唐先生对整理二十四史和学术研究的特殊贡献，曾想给予补助，唐先生却坚决拒收。
▲ 唐长孺先生
唐先生是我尊敬的老师和乡前辈，自随侍先师后常有机会求教，又蒙他多次垂询。我出生于浙江省吴兴县南浔镇（今属湖州市南浔区），并在那里度过童年。唐先生虽是江苏吴江人，但南浔小莲庄和嘉业堂藏书楼主人刘承干是他舅父，年轻时常住南浔，曾在南浔中学执教历史，我姨父是他学生。解放后唐先生为在政治上划清界线，讳言与刘家的关系，也避谈南浔。
改革开放后思想解放，晚年的唐先生抑制不住对南浔的怀念，见到我时经常会谈及，或问我南浔的情况：“土地堂前面还有什么好玩的吗？”“南浔还有桔红糕、寸金糖吗？”先师听了笑道：“你以为他几岁了，这些旧事他能知道吗？”好在我还听老人说过，勉强能答上几句，多少解些唐先生的乡愁。有几次在京西宾馆开会，那时的会议开得长，十天半月都有。京西宾馆的房间里还没有彩电，只在长走廊两头各放一台。唐先生视力差，阅读不便，晚上常见他坐在电视机前，与其说看，不如说听着京剧，还合着节拍轻念浅唱，怡然自得。
那一阶段不时能听到老教授在经济上、生活上的、工作上遭遇的困难，先师也在所难免，有的事我已写进了他的传记《悠悠长水》。但得知唐先生的困境，我特别感慨，当年唐先生如此克己奉公，连个人辛勤工作应得的工资也要上交，如今遇到困难，“组织”却坐视不救，或者徒唤奈何。
尽管以这样的理由向外人求助实在有损国家体面，我也知道上次何炳棣先生促成王先生的藏书成交有偶然因素，但还是不得不求助于何先生。幸而突现转机，中华书局以预支唐先生一部旧稿稿费的名义给唐先生寄去一笔钱，而唐师母医治无效离世，唐先生不必卖书救急了。他在给中华书局感谢信中称自己“如贫儿骤富”，令人不胜唏嘘。
（本文原标题：《藏书的归宿》，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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