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福东：打死民妇再诬其为妓，民国警察为何只坐半年牢
“扫黄”扫出人命了！
上海浙江路431号有一家龙飞鞋店，鞋店楼上第三层，住了一个叫王秀珍的女子。1934年1月5日下午5时，在捕房的一次扫荡私娼行动中，她从三楼坠落到二楼的晒台上，头部着地，昏迷致死。在何以致死的关键问题上，捕快与王秀珍家属各执一词。没有执法记录仪的年代，这似乎是一件很难扯白清楚的公案。
按照老闸捕房对媒体的通报，龙飞鞋店三层楼上的前楼房内，住有私娼。以此之故，捕房派642号三道头华人捕快，与一个洋人捕快一道，前往调查。登楼后，发现前楼房门紧闭，怎么敲也无人应。两位捕快见“其后楼之小室中，复阒然无人”，于是为了“明了前楼内容”，他们“破扉而进”。
说时迟，那时快，两位捕快经由后楼进入前楼之际，恰赶上两个年轻女子欲从窗口往下跳，被抓了个正着。经审，该两名女子名为徐阿金、李巧珍，确是私娼。
接下来是重点：从两名女子口中，捕快才知道早在她们想要跳楼之前，有个叫王秀珍的人已先行跳窗而出。“该两捕随即下楼寻觅，旋于二层之晒台上发见，虽其二层与三层相离仅数尺高，但以晒台用水门汀建筑，自上跃下，竟致跌伤。”
两位捕快接下来仿佛活雷锋附体，急忙将已昏迷的王秀珍以车载往仁济医院施救，但因伤及要害，无法救治，终至死亡。
捕房称，他们接获消息后，立即将尸体送往斐伦路验尸所，并调查死者家属。经查明，王秀珍年26岁，“生前实为私娼”，与北成都路617号顾昌盛米店职员甘志刚“姘识”。甘志刚是真茹人。据他讲，王秀珍并非私娼，她于去年（1933年）9月迁到现住址，一直住在后楼。约一个月前（1923年12月），徐阿金、李巧珍两私娼租住了前楼。王秀珍坠楼死亡时，他不在现场，因此对当时的情况不明了。
此外尚有王秀珍的母亲——53岁的王郭氏。据《申报》最初的报道，她除了表示王秀珍不是私娼外，“余供一味支吾”。而徐阿金、李巧珍两位私娼的供述“亦极含混”。她二人被送往第一特区地方法院刑事简易厅，严讯之后，判决各处罚金15元。 检察官张雋青也带着法医、书记官等驱车到验尸所，确定了王秀珍的死因，确属跌伤致死。
张雋青检察官讯问了捕快、死者家属和两位私娼后，令甘志刚具结领尸棺殓。
▲ 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警员（1928年）
从《申报》最早的报道《调查私娼发生命案》看，基本是采信捕房的说法，有些措辞带有鲜明的道德贬抑，譬如称死者为娼妓，与甘志刚“姘识”。甘志刚对此非常不满，他致函该报，称死者是他“内子”（妻子），并非妓女。
甘志刚称，徐阿金等两名捕快，5日晚撞进屋中，拘捕娼妓时，竟误认他的妻子是娼妓，虽经解释无效，反加以殴追，包括岳母也受到辱殴。妻子王秀珍退避到窗口时，又被徐阿金猛力一推，堕于窗外。当时是头部朝下坠落，导致头部受伤而死。
“查鄙人系正当商人，内子岂有为妓之理，况当时鄙人租屋时，该处三层前楼，尚系空屋，迨后迁入雉妓，根本上不得而知。是该华捕假借行使职务上机会，而故失杀人于死，实难辞刑事责任。”甘志刚在公开信中称，他已委托律师依法提起刑诉。
因《申报》此前报道失实，故甘志刚另委托律师王培源致函报馆，希望纠正事实。《申报》对此的处理结果是，来函照登。在接下来的报道上，还刊发了甘志刚写给租界工部局的函件。这封函件提供了关于案发现场的更多细节：
甘志刚从事米店生意，早出晚归。徐阿金等捕快撞入屋内，登楼打门时，他的妻子王秀珍立即开门。捕快“不言所以，遽掌其颊，民妻见伊等势甚凶暴，向其解释无效，该华捕不分皂白，居然拳足交加。华捕徐阿金，凶横乃尔，我岳母出为救护，民妻又被西捕扭住凶殴，是民妻年轻弱女，无辜遭此横暴，万分情急，当在窗口迎接呼叫之际，该华捕徐阿金暴戾异常，竟奔前用拳猛击，致将我妻堕落二楼水泥洋台，比时乃系头下脚上，倒栽而下，以致头脑震裂，当时毙命。民妻惨死情形，不堪言状”。
▲ 上海《申报》报馆大楼
按受害者家属的说法， 徐阿金捕快见已肇祸，才“威势稍杀”。甘志刚质问道：前楼虽有私娼李巧珍等居住，但与我们风马牛不相及。该捕快入室之后，不问情由，逢人即打。妓女私娼虽有过犯，但拘捕娼妓，非缉捕盗匪可比。李巧珍等二人，当时均在前楼。查我国刑诉法，逮捕人犯——除现行犯或已拘提的被告之外，不得无故搜索人之家室。该李巧珍等虽属妓女，而当时安坐家内，并未外出拉客，自非现行犯可比，该捕快二人既无拘提或搜索公文，就擅行入人家室，已属违背法例；入室之后，又不说明事由，孰良孰莠，更不侦查明确，居然见人即殴，民妻与岳母一再向其解释，该捕快等非但不理，且将二人扭殴，随后追逐用拳猛击致民妻堕落二楼伤重身死。徐阿金性固凶暴，但洋人捕快倍而身为头目，于徐阿金行动非法之时，不予喝阻，咎戾亦无可辞。今已委托律师对徐阿金刑事自诉，请求依法严惩；但洋人捕快倍而，犹置身事外，殊觉不平，因此请工部局警务处能秉公办理，以儆不法，以重民命。
一点都不意外，捕房和受害者家属各执一词。捕房称王秀珍是自己畏罪跳下跌死，死者家属则称是呼救时被捕快打下楼而死。甘志刚委托律师王培源、范铭指控捕快徐阿金杀人。徐阿金则聘请律师范刚为其辩护。在第一特区地方法院刑三庭所进行的审理中，传唤了案发地住宅的二房东张杨氏，她证明王秀珍与甘志刚确是夫妇，去年9月3日租住后楼，月租洋10元。案发当天，她只听见死者高呼救命。甘志刚在庭上称，他去年8月刚与王秀珍在真茹结婚。
审理此案的推事（法官）刘毓桂认为有亲往出事地点履勘的必要，故决定1月29日下午3时前往出事地点调查，2月9日下午再讯。履勘案发地点时，书记官、法警及原被告双方律师均有跟随。推事查视了窗门，测量了尺寸，并向邻居及死者家属、当事捕快做了讯问。
2月24日，法庭做了一审判决，认定徐阿金因业务上过失致王秀珍死亡，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原告附带的民事诉求（赔偿慰藉金3000元），则移送民庭审理。被告可上诉，在被律师取保之后，需保证随传随到。
徐阿金是否上诉，其最终结果如何，不得而知。但从一审的判决结果看，死者家属的指控大体属实。推事之所以前往现场履勘，大概也是觉得如果是主动从三楼跳到二楼，居然可以头先着地，过于不可思议。
可是捕房却那样坚定地为自己的捕快背书。头朝下往二楼跳虽然不太合常理，但在理论上又并非绝不可能。如果捕房将当事的两名娼妓控制，令其说出有利于捕快的证言，而假设法院又在工部局的领导下，则最终判个王秀珍畏罪跳楼自杀，大家似乎也无话可说。
又假设是暴徒冲进了王秀珍的家庭，将其致死，总难逃死刑；而警察违背程序，不带拘提公文，擅闯民宅，暴力致良民于死地，而后栽赃陷害，诬死者为娼妓，却只承受一个执法过失的罪名，坐牢仅半年。说到底，当个坏警察比当个在野的暴徒，终归划算太多。1934年的中国，还是在鼓励国家机器的暴力啊。
细思恐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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