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更多的选择就是更好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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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微信版里并列着两个群。一个群在争论钱锺书杨绛身后的评价问题；一个群在激辩同性恋婚姻是否应当合法化的问题。后一个群里，有一位高二女生突然蹦出来一句话，让我深以为是：

“有更多的选择就是进步。”

我想，一个时代是不是比它前面的时代更好，这大概可以算一条简洁的标准。表达得更严谨些，应该是：在不伤害他人的前提下（得加一句，不然会有人抬杠，说加入塔利班也是一种选择），普通人可以选择的东西越多，这个时代就越好。

这一条标准，也可以放在前一个群里用。在钱杨人生中的某一个阶段，选择是被二元化的，“革命的就站过来，不革命的就滚他妈的蛋”。大家都很熟悉的问题：鲁迅活到解放后会怎样？答案也只有两个选项：要么识大体不说话，要么坐在牢里继续写。

后来的时代之所以比前面的时代好，就在于大部分人可以不再做二元选择题，不用在烈士与叛徒、圣人与恶贼、成功与成仁之间做唯一的选择。张千帆先生在《中国仍未回归正常社会》中说“即便知识分子出于客观原因而不能说话，他们内心也应当对这种不能说话的状态感到耻辱”，我把这句话反复看来几遍，仍然不能排除歧义：出于客观原因不能说话，知识分子究竟是应当因为自己（的胆怯）感到耻辱，还是为这个时代的糟糕感到耻辱？

要是我来选，“应当”主要是因为后者而感到耻辱。虽说每个人都是时代的一部分，但是个人毕竟渺小。身为个体要推动时代，恐怕还只能“论心莫论事”的标准。你是在努力让时代氛围变得更宽松，选择更多，还是出于各种目的，反对更多的选择？

钱杨二先生生平学问，我均无力置喙。唯一有一点想说的，是钱锺书先生曾试图阻止《〈围城〉汇校本》的出版。对于研究者来说，有没有汇校本，差别甚大。《围城》的初刊初版，与后来的私人信件不同，毕竟是公开出版物。既已留痕世间，哪能管束自由。

昨天曾致信出版社编辑，询问正在编辑的《汪曾祺全集》中有无收录1951年所撰《武训的错误》一文。老实说，作为一个汪迷，情感上是不愿意看到这样一篇结结巴巴使用新概念的应命之作放在汪先生名下的。但历史就是历史，如果都讲为尊者为亲者讳，就是减少旁人后人探寻评价的选择，也就是把时代往不好的方向推。后来编辑回复：已收。这就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

在杨绛先生的回忆文章中，也曾谈过一件关乎选择的事：抗战爆发，钱杨匆匆回国，后来被困上海孤岛，清华大学曾邀钱锺书回校复职，而钱父基博先生函招，要钱锺书去蓝田师范学院任外文系主任，顺便侍奉父亲。杨绛一力主张钱锺书回清华，但钱家上下都赞成钱锺书去蓝田。这件事，怕是有记载中杨绛先生最感“媳妇难做”的选择了。最终钱锺书父命难违去了蓝田。

如果不是受礼法道德的拘牵，可以做出个人独立的选择，想必会获得更多的自由与幸福。然而家务之间，很多事说不清楚。至于外人，实不必拿着道德标尺，横量竖量，似乎人人循规蹈矩，就能成一个清平世界。坦白说，这样一言一行都要做二元选择题的好世界，我一天都不想呆。

这两天又是高考。关于公平的话题不出意外又沸沸扬扬起来。而高考试卷，似乎也是“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今年高考，除去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这5个省份外，其余26个省份均选择统一命题试卷。而天下未乱蜀先乱的四川还独特些，并非所有科目都使用全国统一命题试卷。其中，使用全国卷的科目是语文、文科综合、外语科小语种，而数学、理科综合、英语科则使用四川卷。

高考试卷这样分分合合许多年，始终没有看到一个清楚的解释：全国卷与地方卷的差异究竟在发挥什么作用？高考名额既已分到各省，考生都是在与同省考生竞争，选择全国卷或地方卷来进行淘汰筛选，究竟会有什么样的不同结果？

所谓分卷动机我是知道，照顾不同地区不同教育水平什么的。可是效果咧？这么些年到底造成了什么样的效果，出现了什么样的弊病，以致今年又往后退了一步？政策变动，不需要向公众交代原因的吗？

从前的科举考试，是朝廷派出分省主考，主考自己命题自己改。朝廷不使用统一试卷，肯定不是考虑各省的教育水平参差，多半是出于各省灵活安排考试时间的考虑。所以我又想问，既然都分省出题了，为什么要统一在六月七八九这三天呢？

从前科考，原则上也是要回原籍考试，但是中间有很多变通法则，可以让考生寄籍考试。为此也爆发了不少社会问题。如咸同年间广东土客两族为争生员份额，爆发械斗，其规模甚至达到几十万人。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问题怎么就得不到应有的改善呢？

有人在说不要嘲笑毛坦厂。最近看一部网络小说，作者就充分肯定毛坦厂模式，主人公穿越后开的金手指，就是为贫穷山区带去后世的法宝题海战术，成功地让老区子弟也考上了北大清华。这样又让我陷入了思索：要改变中国教育地区不均衡的现状，用毛坦厂模式管用吗？在一省录取额度固定的前提下，毛坦厂说到底也是安徽省考生内斗的法宝，也谈不上提高安徽教育的全国竞争力吧？

▲ 在合肥市第六中学考场外，学长们张贴为学弟鼓劲祝福的漫画。

我不想试图回答这些复杂而利益巨大的问题。我只是想，迫使人们做出疯狂的违背本心的意愿，必然有极其强烈的资源倾斜。在有些时代，可能是生命与生活资源；在有些时代，可能是教育与工作资源。资源倾斜减少了普通人的选择，所以是一件大大的坏事。而作为“知识分子”，是为平衡这种资源倾斜而呼吁，还是漠视或推动这种资源的更加倾斜，也就可以成为一个价值评判的标准。

1933年1月，有一位叫“简明”的读者投函《申报》“读者顾问”栏目，表述了自己的疑惑：他是一名即将毕业的高中生，是升学，还是就职？彷徨不定。他自己的成绩倒是名列前茅，想升学，“想得些高深的学识和修养成健全的人格”。但一方面觉得家里供给学费不易，父亲年迈，母亲也劝他早日找职业；另一方面，他对大学的作用也深怀疑虑：

升大学是否使我们学生的知识、学问、人格增高？现在的大学（私立的）大多是野鸡式的，只要缴足了学费，你课不上也可以，天天可以去看电影或去跳舞，校内的情形，真是昏天黑地，丑态百出，这样非但得不到学问知识，却把纯洁的人格染脏了，徒使社会上增加一个消费者，将来不能去改进国家，却把国家逼近了灭亡之路！就是国立大学，也时常闹着风潮，闹得天花乱坠，也不能去安心求学，完美的究竟是少数，所以进大学很危险。

编者的回复，正反讲了“国立大学”和“野鸡大学”的异同，说：“野鸡的大学固然是撒烂污，国立的学校又何尝不撒烂污？若果我们平心静气的来批评它们，也可以说它们‘互有短长’，然而也可以它们‘都非好货’。”

国立学校的好处是：经费较充裕；教授比较多；参考书与实验仪器比较完备。而其坏处是“接近政府，官僚气质太重，即使有一二明达之士，亦处在一齐众楚的环境中，没有自由发挥的学说的可能”。

而“野鸡大学”，编者说，一半多是在做生意骗钱，买空卖空。但如果留心考察，也会找到“相当的好的野鸡大学”：（一）它的教授们有一些是富有新颖的思想的；（二）它的学风不带多少官僚臭味；（三）它的教材是比较自由的；（四）学生比较有自由讨论的机会，这些好处都是你在国立学校不容易获得的。编者的结论是：“以记者的愚见，将来的学风一定要靠着好的私立大学来挽回。”

读史鉴今，我们今日的考生，选择是多了还是少了，还真不好说。媒体比较美国的“高考”，日本的“高考”，在私立大学没能形成一股与政府意志指使的国立大学对抗的力量之前，这些比较，都是空谈。昨天我教儿子唱经典儿歌，教到“小嘛小儿郎，背着那书包上学堂，不是为做官也不是为面子光，只为穷人有人欺哪……”，突然有些心虚起来，赶紧打住，只教“没有学问哪无颜见爹娘”。

【作者简介】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知名文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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