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丰：中国没有你们想要的名媛，名妓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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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8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一篇名为《名媛变形记》的调查报道，展示了各地流行的“名媛培训班”现象。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两周的名媛培训课程，可以收费8万元。一些县城的“名媛培训”，收费要便宜很多，因为“名媛”的活动场所，不过是德克士这样“比较上档次”的地方。

记者援引章诒和老师在《最后的贵族》里对康有为女儿康同璧的描写，来衬托当下批量生产的名媛：

“她身着青色暗花软缎通袖旗袍，那袍边、领口、袖口都压镶着三分宽的滚花锦边。系在脖子上的淡紫褐色丝巾和胸前的肉色珊瑚别针，在阳光折射下似一道流波，平添出几许生动之气。”

紧接着，记者援引了章诒和对当下某些社会现象的批判，“几十年后，面对豪宅满天的京城，章诒和说，‘北京的四合院都应该拆掉，现在的人不配住。'”这很有可能并不是记者就名媛培训这种现象采访章老师，而是过去的一条微博。这种巧妙的嫁接，暗示了这些女孩不配名媛这个称号。当然，作为一篇报道，记者还是采访了专家的说法：“哪还有什么名媛，不过是商业的把戏。”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郑也夫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早就告别那个淑女时代了，现在的‘名媛’是商品时代的产物。”

这是一篇调查报道，但却含有浓厚的批判意味。果然，在记者的引导下，参与评论的网友对这种批量生产“名媛”的现象进行了道德批判。大部分网友语文成绩似乎不错，用“援”替换了“媛”，他们的意见是，所谓的名媛，不过是援交女的另一个说法而已。这样的看法，可能并不单纯是这篇报道引发的，在某搜索网站输入“名媛”，第4条结果就是一个网友提问：“名媛与名妓有什么不同？”人们不由感叹，和很多曾经美好的汉语词汇一样，名媛这个词也被毁了。

郑也夫先生的说法有一点我是赞同的，这种名媛培训，是“商业的把戏”。女性选择这样的培训班，学习打扮的技巧，西餐的吃法，交往的礼仪，这其实是一种社会需求的产物。对那些学员来说，她们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培训，提升自己的气质和“逼格”，提高自己在社交场合的竞争力，并最终抬升自己的身价。“名媛”与“培训”本来是相互矛盾的两个词，社会通过对女性的异化，把这两个词结合起来。

但是，我们同样需要警惕的是，这种批判背后，似乎有一种更为严肃、也更值得追求的名媛定义。除了章诒和笔下的康同璧，人们能想到的大概还有林徽因，或者去年刚去世的张充和。她们就是郑也夫先生所说的“淑女”，出身名门，受过良好的教育，举止端庄，长相靓丽，最好懂得琴棋书画（国学爱好者会喜欢）。

这样的女子，现实中是否真的存在，让人非常怀疑。即使是林徽因和张充和，她们的完美形象，也得益于公共舆论长期的塑造，与她们的本来面目相距甚远。巴金的长篇小说《雨》中曾描写大都市糜烂的夜生活：“在大赌场里……绅士和名媛们正在一掷千金地纵欲狂欢。”巴金心目中的“名媛”，其实是大上海的夜场生活达人，丝毫看不出人们对名媛所期盼的那种气质。

▲ 《金大班》电视剧照，与内文无关

这种抽象出来的气质，出身、才色、道德，三者缺一不可，这大概就是中国男性对女性最完美的想象了，某种程度上，这纯属男权社会的意淫。她出身高贵，可以帮助夫君成就大业；长得漂亮，又严守妇德；德才兼备，可以教育下一代……这种虚构中，藏着男性的阴谋。

尽管李渔和曾国藩都使用过“名媛”这个词，但是，作为一个流行概念，“名媛”其实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名媛”最核心的要素是“名”，但又不是“著名诗人李清照”那种“名”，名媛的“名”，是社交意义上的。最典型的名媛是启蒙时代巴黎那些沙龙上的贵妇人。启蒙时代，英国思想家活跃的俱乐部和咖啡馆，多少有点排斥女性（虽然妓女总在周围徘徊），而法国的启蒙主义者会面的主要场合是沙龙。这些沙龙是开放之家，旨在刺激智性辩论，也允许不同性别的人自由讨论，更重要的是，这些沙龙通常由一位贵族女性担任主持，叫“沙龙女主人”。这些人是真正的名媛，包括德芳侯爵夫人、乔芙兰夫人、艾斯毕纳斯小姐、内克夫人等。

当然，沙龙女主持绝对不是花瓶。沙龙要办得成功，需要极高的技巧和手段，才能赢得喜怒无常的知识分子和作家的尊重。百科全书派最早就是在乔芙兰夫人的沙龙上成型的。狄德罗就曾经赞美这些名媛的作用：“女性让我们养成了好习惯，把最枯燥棘手的话题说得清晰有趣，因为我们总要对她们说话……慢慢地我们获得了一种表达能力，并且从对话渗入到写作风格中。”可以说，这些名媛通过对知识分子的引导，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也引导着法国人民。法国画家德拉克罗瓦反映大革命的名画《自由引导人民》，画中引导人民的就是一个半裸的女性，她成为自由的象征。虽然从启蒙主义到大革命还有一段很长的路，但女性的“引导力”可见一斑。

除了这些沙龙女主持，启蒙时代的巴黎还活跃着另外一些名媛，劳埃德·斯宾塞在《启蒙时代》一书中称之为“开明的情妇”。娇小活泼、长相柔弱的德皮奈夫人，曾迷倒过伏尔泰和狄德罗，她是弗里德里希·梅尔希奥·冯·格林的常年情人，她曾为卢梭着迷，不过没有得手。德皮奈夫人曾为格林主编的刊物《文学通讯》大量撰稿，写书评和随笔。伏尔泰的多年情人是沙特莱侯爵夫人，他们相遇的时候，伏尔泰39岁，沙特莱侯爵夫人29岁，已成婚8年。这位侯爵夫人不仅将牛顿的著作译成法语，帮助伏尔泰工作，还独立写了许多科学主题的随笔。

不管是沙龙女主持还是“开明情妇”，她们的共同特点是有钱又有才。尤其是钱，让她们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她们结交这些知识分子，但却并不依附他们，甚至相反，她们帮助他们，甚至塑造他们。她们中的一部分是寡妇，这种身份让她们更为自由。另外，这些巴黎的名媛还比较幸运，她们生活在一个开放的时代，社会对她们并没有太大的道德上的束缚，并不要求她们德才兼备。

麦克法兰在《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一书中考察了英国14世纪前后的财产权，他发现，子女并不天生具备继承权，如果一个人在生前对儿子不满，他完全可以立下遗嘱，剥夺掉儿子的继承权。女性在婚姻内是有财产权保证的，一旦丈夫去世，寡居的妻子就有权继承丈夫最少三分之一最多全部的财产。麦克法兰认为，这种对个人财产权的保护，是英国得以更早产生个人主义的重要原因，法国等国要落后一些。但是，到了启蒙时代，美国和法国，也都大大普及了这种私有财产权的概念，巴黎才会有那么多富有的寡妇或名媛。

不管是名媛还是名妓，最核心的一点就是相对于男人的独立性。在私有财产权还没有完全确立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有真正的名媛的。那些想依附于男人的，不管是男权社会幻想的淑女，还是商品社会中想提高自己逼格的培训班学员，都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名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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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读书人，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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