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河南到北京，无法解决的高考公平
有媒体通过统计，得出了考一本大学的难度排名。不出意外的是，最难的是河南，最容易的是北京。有朋友感叹：今天我们不是江苏人——这是很有道理的。在江苏家长反对调剂名额事件中，河南就属于应接济的“中西部”的“中”。
我在北京读书的时候，曾帮一个办公室的老师做事。她的儿子当时在读北师大二附中，非常优秀。为了讨好这位老师，我恭维她：你儿子这成绩，将来考师大应该没问题吧。她非常不屑：谁还考师大啊，北大都可以保送，不过还是出国吧。
我意识到，我的想象力真是太有限了。我读高中的时候，也算是尖子生。我们那个班，是通过全县的语数外理化五科竞赛选拔的。县里有三所高中，把全县初中厉害的孩子都集中起来，每所高中组建一个尖子班。高二的时候，我读了文科，升高三的统考，我考了全年级的第一名。那时，我以为自己将来可以考上人大（或许就成为雷洋校友中的一个）。最终的高考成绩是非常悲惨的，全班只有一人上了一本线，他报的是北大，当然没有被录取。于是，我们都选择了复读。
我们就像武侠小说中前几十页出现的人物，每个人都有响当当的名号，打来打去，也挺精彩。但是，随着情节的推进，才知道大家都是小角色。家里有一头牛，养了好几年，每年生一只小牛犊，长半年可以卖一千多元。为了复读，我就把这头母牛卖掉了。带着1500元，我到外县一个著名高中复读，才发现像我这样上了专科甚至本科线的人有很多，甚至有十多个上了一本线，但是没有被录取的人。这个班有120人，按照高考成绩排名，我排在40名左右。经过一年厮杀，有二十多人上了一本线。平常成绩最好的女孩，学校动员她报北大（根据估分报名），父母和她在班主任那儿讨论了一夜，最终她也没敢报。成绩出来，她是全省第五名。
这是快20年前的事了。那时我们还不知道，河南是全国考重点大学最难的省份，也不敢想从北京那里分指标，大多数都还没去过北京呢。不过，家长仍然有对不公平的担心和恐惧。高考成绩公布，我比一本线高出一些，报考的学校又不太热门，感觉应该可以录取。有亲戚过来劝我父亲，赶紧找人去送礼啊，可别让人给顶替了——这就是大家害怕的不公。在我们心中，不管录取名额有多少，只要是按照分数高低录取，都算是公平的。真正的不公，是神秘的权力之手，你考上了，而通知书却寄到了别人那里。人们担心这个，当然是因为这事时有发生。就在去年，河南周口还曝出冒名顶替上大学的事。
▲ 北京大学
当然，也不只是河南的孩子才这么难。我去北京读研究生的时候，系里的老师讲了一个困局：就全系情况来看，录取的山东学生占了40%。这其中，绝大部分学生来自山东的几所师范院校，比如烟台、聊城和临沂的师院，还有曲阜师大。这些学生非常刻苦，为了到名校读研究生，本科4年延续高中苦读的模式，相当于读了7年高中。出于公平考虑，当然是以分数为准，即使面试也应该尽量客观化，他们的分数非常好，但是老师似乎不太愿意接受他们，认为他们缺乏灵气。把教材背得很熟，但是真正的阅读和视野却不够。系里陷入两难，甚至想增加一些复试的“主观性”。到底如何才算公平呢？
北京的高录取率当然让人嫉妒。据说，我所读的大学，北京的孩子根本不想去读，只有分数相当低的才愿意。但是，你不得不承认，河南或者山东农村的学生，和北京那些重点高中的孩子，其实是有差距的。你的分数高，但是你有别人“素质”高吗？你的英语口语好吗？
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位老师的孩子，读高中时就到美国和日本去玩过不短的时间，而一个县城的孩子，高考前可能都还没去过省城。以我本人为例，初中3年，没有听过一盘英语磁带，有的英语老师甚至是用汉语拼音的方式来教英文的读音。他教的学生，英文可能好吗？
我最经常举的例子是，由于家里没通电，我读大学前根本没有看过83版的射雕。如果考一下，83版的射雕好在何处，我该如何回答？河南农村的学生，分数可能比北京的孩子高，但如果综合来看，北京的孩子可能更厉害。这种差距，其实就是城乡差距，它是空间意义上的。但有时候，它又是时间意义上的：虽然年龄相仿，经验却不是同时代人。这样，按照一个省的报考人数来分配录取名额，是否就一定是公平的？
因此，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并不在意地区差异，那看起来遥远，而且根本不是自己能改变的。人们更在乎的是一种区域内部的公平公正，更在乎的是替考或者冒名顶替这样的事情，这是违法的，又是流行的。人们心目中的“一刀切”，就是指这种法律意义上的公平。如今，高考的录取已经相当透明化，学生在录取之前甚至可以和想报考的学校负责招生的老师见面，那种冒名顶替的现象，已经非常罕见了。大家开始认真讨论不同地区之间录取指标的差异，并想改变这一局面，这已经是在探讨一种更高层面的公平，算是一种进步。
不同地区的指标不同，原因非常复杂。1949年，只有北京、上海等少数城市有像样的“城市人口”，大城市的人，识字率更高，对知识和教育的需求也更大。而河南这样的农业大省，相当长时间内，人们的目标只是填饱肚子，城乡之间的巨大鸿沟，从1949年就开始了，而不是1980年代。
在河南，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设在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本来要放在河南，河南政府不敢买，才改在了安徽。这很可能是一个传言，但是却反映了那时的河南根本不重视高等教育的事实。这样，北京作为首都，高校众多，多从北京招一些，似乎也可以理解。除了历史原因，当然也有政治原因，那么多的政府机构，子弟都是要读书的。很多大学，都有自己的附中，这也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升级系统”。
最核心的原因是，长期以来，高招名额都采用一种计划经济时期的“分配”办法。和计划经济的固有弊端一样，这样一种分配名额的方式，假定了教育部作为一个行政领导单位，掌握所有的需求信息，并能够做出充分合理的判断，这显然是不可能的。80年代以后，像河南和四川这样的人口大省，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以及城市化的逐渐推进，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大大增加，但是这种需求长期以来都被漠视。那种固有的名额分配方式，改变起来非常困难。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进，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适龄学生越来越少，很多孩子选择出国读书，但是名额却越给越多。就像计划经济总是不能够反映真实供需关系一样，也没有哪个城市，能够自觉地减少自己的名额，所有人都会认为，除了疾病，别的都是越多越好。最终，河南和四川的学生被逼入绝境。
新世纪以来的扩招，那些最好的大学，扩招规模相当有限。更多的扩充，来自于低级别学校的升级扩容，专科变学院，学院变大学，大量的三本院校，已经进入一个下行区间。河南、四川等地的考生，很多读的都是这样的院校，给人一种表面繁荣的感觉。但是，真正的竞争仍然血淋淋存在着。
农村的孩子也逐渐认为读三本是没有多大出路的，他们更愿意复读。在我的老家，就崛起了一所超级中学，去年，有34人考上了北大清华，成为全国考入这两所院校最多的县级高中。这成为整个县的“图腾”，省内很多尖子生都选择到这所高中复读，这种成功，其实是严重“踩踏”的一个后果，但是，对这种残酷，谁又忍心用“应试教育受害者”来指责呢。
教育部门决定把江苏等“发达”地区的指标调控给河南和西部省区一些，听上去很合理，但沿袭的仍然是计划经济的思维。他们是否真的不知道，江苏考生历来对名校的争夺都很惨烈，而北京才是真正的“富裕地区”？这种做法，甚至在网上形成了不同地区人民的相互指责与攻击。他们是否真的不知道，东部地区的家长们可以通过买房或者别的迁户口手段，向教育水平相对低一些的新疆、宁夏等地进行高考移民？在江苏、河南竞争不过，就去和新疆的孩子竞争，这种“移民”，有点像经济领域中的“市场调节”。
教育部门紧急辟谣，说名额调控不会影响江苏的招生指标，按照这个逻辑，那唯一的可能就是，江苏的重点院校，对本省的招生名额不变，只有通过扩招，增加一些对河南、新疆等地的招生指标，这对江苏考生就是否公平？他们为什么没有权利也增加一些名额？如果双方都增加，就意味着这些大学要进行一定程度的扩招，那最初的政策宣讲，为何不说扩招呢？这些院校，是否做好了扩招的准备？
这种计划经济的分配模式，是经不起这样的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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