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举国体制无法成为穷孩子的出路

文 | 白国华

每到奥运周期，关于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就会成为一项公共议题。

今天不讨论，只说见闻。中国体育“举国体制”的细胞，是基层的业余体校，基层体校的基础在萎缩，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那些能代表中国军团出现在里约奥运会的运动员，大多数都有过业余体校的经历，他们走过的路是如此的漫长和艰辛——

所以，举国体制可能不行，但请尊重在这个体制里每一个付出汗水和心血，凭着自己努力去实现人生梦想的人们。

▍这个苟延残喘的学校

吴川，粤西县级市，湛江代管，离湛江77公里，广州377公里。吴川一地，最著名的体育是足球（出过多名前广东队队员）和游泳，2005年12月，我在体校采访，当年的吴川业余体校里还保留着这两个项目，加上举重、拳击、武术，总共五个项目。

体校艰难到何等程度？还是以事实说话吧：

下午三点，上课的钟声如期响起。即使身处粤西，属于湛江的吴川市也已经很冷了。九岁的阿辉来到清冷的课室。他调皮好动，但却不敢逃课。因为整个班级只有他一个人，他所在的学校叫吴川市体育学校，也就是体校，他所在的小学三年级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风很大，自由地在破窗和走廊之间穿梭，这个房间可以勉强称之为教室，实际上不过是体育场看台下的一个小单间。阿辉的眼睛一直骨碌碌地转着，他的老师跟他讲解了一下以后，让他一个人在练习。教室沉默得可怕，他的老师后来向我解嘲道：“一个老师负责一个学生，我们这里已经达到研究生水平了。”

这句话打破了教室的沉默，因为阿辉看到由校长带进来的我，他感到很好奇，他不明白，为什么我愿意过来看他上课。他顺从地让我拍了一张上课的照片，然后得意地说：“别忘了，我的名字叫阿辉。”

这个下午，教室很安静，因为上课的人很少，三年级的阿辉在一个人上课，而已经读到初三的谭文冲早早就从课室出来，下午是自习课，但其实和不上课没什么区别。谭文冲说他们班有六个人，但是教室里却只有他的桌子摆在中间，像个上课的样子，其他几张书桌已经东倒西歪躺在教室的角落里，积满了灰尘。

稍微人多一点的是六年级了，七八个学生一起在读英语，才终于让这个已经不能称之为“学校”的地方有了一个读书的样子。三四年级的学生，仍然在招生中，因为第一次的招生人数不够，校长说：“这两个年级还有三四十个学生，他们来了就好办了。”但是，对于这些学生能在学校里呆多久，没人敢预测。关于这个学校的数据是，学生五十九人，教师二十一人，练足球的七人。愁容满面的校长不停地说：“没办法，实在太困难了。太困难了，你能不能帮我们呼吁一下？”

小小的教师休息室，教师们对学校的现状都提不起兴致，他们共同的疑问是，这所学校是否还能继续办下去？他们都是文化课老师，有的老师在这里教书已经超过了十年，目睹着这所学校的逐渐衰败：“以前还有几百个学生，现在有几十个就不错了。”

如果不办了，他们将会被吴川的教育系统内消化，但是每个人将会面对怎样的安排和命运，大家都心中没数；如果继续办下去，那将是典型的得过且过的生活，工资还是财政拨款，还是一份铁饭碗，也许到了明年，还会有新的教师冲着那一份来之不易的工资欣然前来，但是所有人都明白，如此这般下去，这所吴川市唯一的体育学校，到底还能撑多久呢？

实际上，学校领导已经向上面建议，解散体校，文化课的老师没有什么意见，但是专职教体育的老师强烈反对——如果砍掉体校，吴川的竞技体育，甚至湛江地区的体育，将彻底崩盘，无可挽回。

四点一到，学生们开始了他们的体育训练。游泳教练很头疼，这么冷的天，学生们都不愿意下水，即使被硬赶下水，最多也只能游几百米。足球仍然是大项，但是只有七个学生，也让学校很头疼，平时，连分组对抗都不够人，如此这般，学生的水平怎会提高？

学生们走了，几个老师快速地收拾一下行装，把门锁上。四点过两分，整个“学校”已经空空荡荡，大家似乎一刻也不愿多待。

在学校的门口再环顾一下这个苟延残喘的学校——周围都是大排挡，夜晚一到却是一派热闹景象，什么都像，就是不像一个学校，这样的体校，他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学校有学校的考虑。当被问及出路的时候，校长和老师们一齐强调，如果有资金把校舍重修一番，一定会重现当初的盛况，“如果有一两千名学生就读，那么吴川体校就能继续办下去，包括足球项目。”

需要的资金，一个老师估计要一两百万，但这笔钱政府肯定拿不出来，吴川市一年的财政收入不过是八千多万，能不拖欠吴川老师的工资已经是难事。但是要考虑的另一个层面是，体校还有多顽强的生命力，还有多少生存的空间？

▍足球之乡的生死存亡

2004年12月，我去梅县业余体校采访，梅县离广州约391公里，是著名的足球之乡。

梅县体校这是一个以足球为主的体校，虽然是传统的足球之乡，但十多年前，他们同样遭遇的是生死存亡的时刻。

清晨六点，对于一个13岁的孩子来说，应该还是一个酣睡的好时候。但是对于阿珍来说，六点意味着起床、叫醒队友、到操场上去，虽然睡意惺忪，但是一天的训练已经快开始了……

阿珍是梅县业余体校1993年龄段的一名女足队员，两年前来到体校开始接受专业训练。这所体校共有1993、1994两个年龄段的男女足球队四支，孩子们在体校接受的是集中训练，一般是五到六年的时间，持续到初中毕业，期间会代表梅县参加市里和省里一系列的比赛，如果比赛打得好，很有可能中途被输送到梅州市体校甚至省体校，这样他们有可能继续把球踢下去；否则到初中毕业就只能自寻出路，要么重新找一间普通的中学重新来过，要么直接开始找工作。当然，在梅县他们每年都有一次考核，如果教练觉得你不是踢球的料子，那么这一年就把你刷下来了，免得耽误你的前程。

在中国，职业联赛开始以前，这是一种司空见惯的足球培养模式。但十年的职业联赛过去后，像这种上学、住宿、训练都集中在一起的足球业余体校已经基本消亡。所以阿珍的一位教练笑称：“我估计我们的学校，全中国也就只剩下一家了。”

很残酷，阿珍们早早地离开了自己的家庭，在一个方圆不到半里的地方一待就是五六年的时间。照目前梅县足球的发展状况来看，他们大多数人的结局可能就是凭借自己的足球特长进入一些学校，成为体育生，否则他们只能在十六七岁的时候就加入人潮滚滚的打工大军。

阿珍这一天的训练运气很背。她一脚把自己的球给踢破了，这让她有点害怕。因为学校的规定是每个学期每人发一个球，中途球坏了或者丢了只能自己去买，一个球大概要30多元钱，这笔钱，阿珍负担不起。幸好，她还有救星。她的同室好友阿园把自己的一个旧球给了她，因为阿园上个学期很幸运地没有把球踢破。关键时候一个旧球救了急，不过，两个小女孩之间却有了个君子协定：如果阿园这个学期把鞋子踢破了，阿珍要把自己的一双旧鞋给阿园穿。

和球一样，鞋子也是一个学期发一双。在阿珍刚刚进入体校的时候，教练带着她们到楼梯间里去挑她们的师姐们遗留下来的鞋。阿珍当时的动作很迅速，运气非常好地挑到了一双23码的鞋子，这让同样穿这个码数的阿园闷闷不乐——只有这么一双23码的旧鞋子了。一双12元的三球牌运动鞋，她们一个学期一般都要踢坏两到三双，实际上鞋比球更让他们费心，一开始是补，补得实在穿不下去了只能实行“资源调配”，毕竟这么多的队员总有一些相对富裕的队友，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了，只好咬咬牙自己买。

这是一帮穷学生。实际上这个年头，城里的家长一般都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去踢球，所以梅县体校每年都到下面的乡镇、山区去招生。即使这样，招生的情况也越来越不乐观。本来每个年龄段应该在十七八个人左右，然后每年再进行更替，但是，1994年龄段的男足只有十个小队员。而愿意把孩子送过来的，除了有个别因为家长是铁杆球迷、希望自己的孩子走足球这条路以外，大多数的队员家里都很穷，而且兄弟姐妹很多。这里面尤其以女队员为甚，有很多队员都是超生的。

“实际上，她们如果在家里正常上学，出路也不是很光明。她们的家长想还不如送到这里来，看看能踢出什么名堂，也是一个出路吧。”体校的彭校长如此解释家长们的动机。

苦难让人早熟。所以阿珍已经是一个非常懂事的小女孩。她的家在南口，离学校大概有三四公里，坐公车回去要花五毛钱，但是为了省这五毛钱，每两个星期，她会和同住在南口的伙伴一块步行半个小时左右回家。不过，这样一段不算远的距离、如此菲薄的车资，两年里，他的家长只来看过她两次。“我爸爸妈妈都很忙，所以没时间来看我。”阿珍这样解释。这个细节也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彭校长判断的家长送孩子来踢球的动机——家庭苦难，孩子众多。家长为一家的生计忙得不可开交，哪还有什么时间来看这些已经送到体校自生自灭的孩子？

阿珍还不是最节省的，男足的一个队员家在二十公里外，他的选择是花五元钱坐一半路，剩下的十公里山路不通公车，一个人就这样步行回去。说起这些事的时候这个小队员却嘻嘻哈哈：“没关系，我走路很快的。”不过有一次却出了意外，因为公车出了故障，他下车的时候已经完全天黑，一个人走在山路上让他提心吊胆，幸好同村刚好有一个大人打着手电路过，才把他安全送回了家。说起这件事，他撇撇嘴：“现在不怕了，我又大了两岁了！”

山路难行，人生多艰。不过路再远，队员们还是希望回家。在放假的问题上，学校方面很讲策略。一般来说，一个队员回家来回都要花上二十元钱左右，一个月花的回家的路费就将近一百元钱，这对于很多队员的家庭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负担。而对很多队员来说，回家就意味着一顿好饭和一顶蚊帐。

一顶15元钱左右的蚊帐对于这些队员来说很重要。阿珍的宿舍在三楼顶层，夏天自然是奇热难当。还有两个“常客”——蚊子和老鼠做伴。夜晚蚊子的嗡嗡声和老鼠的吱吱声清晰可闻，让人心烦意乱，无法入睡。她们的天花板在国庆放假期间刚刚补装上了一些塑料板，在以前下雨的时候房顶经常会漏水，大家必须用伞来遮挡，这对于睡在上铺的队员来说尤其难受。

食堂在底层，进餐的场面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那些工矿企业的开饭场面。这一天只有两菜一汤，不是一个人，而是五六个人一起分享这训练以后的伙食。坐在冰凉的水泥凳上，围着水泥桌。肉丝炒梅菜，要慢慢寻找才能找到一些肉；一盆炒青菜，汤是海带汤。有一个队员拿出自己的午餐肉给自己加餐，那是他父亲上次来看他的时候留给他的。

一个叫阿秦的小孩拼命问我：“你平时吃的是不是比我们好？”在得到肯定的回答以后，他接着问：“那你有多少盆菜可以吃？”在这个单纯的孩子的心目中，吃得好是以盆来计算，是以数目来计算的。一个小队员吃到最后开始用汤来泡饭，实际上这对于胃的消化极其不利，他的教练虽然知道这样不好却也无可奈何：“训练以后，口都特别干，我们这里没有稀饭，所以很多队员都只能这样把饭吃下去。”

了解到这样的伙食，你就应该清楚，为什么现在从梅县出来的很多队员身体都特别瘦弱，他们在身体发育最需要补充营养的关键时候却得不到最有力的保证。一个叫阿良的小孩，当年已经13岁，身高只有1.31米，他的同伴们，身高没有超过1.5米的。中国城市里的孩子，像他们这种年纪的，很多人的身高已经达到1.6米，甚至1.7米的也不在少数。他们实在是太矮了。彭校长很无奈：“有什么办法。我们这里的伙食是国家每个月每个人补贴120元钱，多年的标准都没有动过。”

除了国家补贴，每个队员每个月还必须拿出七十元钱的伙食费。有的甚至需要分期付款——七十元钱有时候分两次三次交。特别困难而经常拖欠的，学校也就睁只眼，闭只眼。

梅县的经济不发达，维持这个体校一年的正常开支却需要七八十万。实际上这些经费还不够，如果要外出打比赛，上至校长，下至教练，还得东奔西跑拉赞助，拉不来赞助就得眼睁睁看着比赛机会在手边流失。一年七八十万，对于梅县已经是个很大的负担。梅州的羽毛球那些年培养出国家队双打名将陈其遒，这给了梅州体育一个惊喜。

有官员曾经表示过，与其花那么大力气在足球这种没有希望的项目上，还不如把精力集中到羽毛球这些项目中。可是梅县政府现在依然咬着牙拿出这笔钱来把足球办下去。谁都不敢停掉足球，谁都不敢担上“梅州足球千古罪人”的骂名。

▍是是非非，举国体制

一东一西，广东两翼的这两个基层体校十年前的境况，给我们提供了几个观察的方向：

（1）“举国体制”内部不会一成不变，一些基层体校举步维艰，随时会因难以为继而被淘汰。

（2）基层体校之难，一在于经费，而在于生源。吴川、梅县分处广东西东两翼，从社会发展水平上说，自然难以和长三角、珠三角比肩，但比起一些内地城市，却绝非落后。从他们的招生来源看，大多数学生来体校就读的原因不在于对于体育项目的兴趣，而是因为家庭困难而作出的一种无奈选择。随着经济发展，家长更不愿意让孩子去从事艰苦卓绝而前途难明的职业。像吴川和梅县曾经遭遇的困境，是绝大多数基层体校都会碰到的问题。

（3）一些受关注度高、有职业化前途的项目，和基层体校的关系很微妙。例如，足球，承蒙这几年改革的东风，无论是吴川体校的足球，还是梅县体校的足球，都“咸鱼翻身”，不过，足球的社会培训和校园培训项目如雨后春笋，基层体校的足球，也只能成为这种大潮下的一朵小浪花。

（4）举国体制之难，在于一些项目不需要举国体制也可以活得很好，而需要举国体制支持的例如跳水、举重、射击等项目没有群众基础，一旦失去支持，将会天崩地裂，而中国的竞技体育，也正处于这样的阵痛之中。

所以，无论你是否质疑，其实，举国体制的基础早就开始动摇了。

（本文原标题《无论你是否质疑，举国体制的基础都在动摇》）

【作者简介】

白国华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足球报著名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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