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德纲门前的自行车，与赵本山门前的豪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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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关羽张飞，哥仨一个头磕地下。”郭德纲多少次重复过的一句台词，虽然下文是“保着唐僧西天取经”，桃园结义的境界他是铭记在心的。一个头磕地下，就此建立起牢不可破的人身依附关系，别说生死相随，起码荣辱与共，想在江湖干点事业的人都会有这般念想。
没有这么好的事。德云社的元老都走了，“四老”故去了一位与郭德纲关系非同一般的张文顺，剩下三位退的退病的病，早已淡出江湖；年轻的像徐德亮，也早就不跟老郭搭伙干了，每个出走的人都给郭德纲留下一道恶名。
▲ 从左至右：岳云鹏、何云伟、郭德纲、李菁 。东方IC供图
当曹云金、何云伟、李菁这些郭一度十分器重的徒弟或同门也纷纷退出，德云社的危机，便上升到相声这一行共同的问题而被人注意。
相声人拜师收徒，主要是图一个名分，只有身为“某某人的弟子”才能占一个行内的位置。收徒仪式一向很不体面，穿着西装磕头，还胡子拉碴、一脑袋油腻的，被磕的人满脸堆笑地坐着，有时碰上师父的年事已高，那么收徒仪式基本就是慰老，还张灯结彩，带点传销的味道。
不过，以前一般很少听到什么师徒矛盾，不论徒弟成才与否，师父还是师父。不仅没有丑闻，还有美谈，李金斗在访谈里说过，高英培的徒弟们事师如父，一直照顾高英培到最后一息。
这跟体制有关，体制可以隔热，如果师徒都属于体制，他们的关系主要是行政的，你在体制内，跟了一个地位比较高的师父，你只有沾光这一个结果，不会有什么利益冲突。体制内的师徒，经济矛盾有时还不如政治那么突出，侯宝林、马季在文革时候的恩怨，就是一个好例。
▲ 郭德纲与曹云金
现在，树大招风的德云社却在体制外，属于“江湖”。师徒关系是依托市场经济规则建立的。曹云金，郭德纲培养的人中最早能为德云社挣钱的人，认为自己应该获得更好的待遇，而郭德纲不干。
“三年学徒两年效力”，这句话郭德纲台下说，台上也说，是说给观众听的，但也是说给后台那些徒子徒孙听的，要他们记住，进了德云社的门，得要准备好五年时间任师父训导驱驰，登台后得替师父挣两年的钱。“效力”的意思，郭德纲也说过，不是说我拉个队伍出去演出，你跟着我一起演就算效力了，必须是你能以自己的名义卖出票，这才叫效力。
曹云金忿忿，郭德纲也忿忿，两边各有一理。在郭德纲，这是江湖的老规矩，江湖上的师徒是有人身依附的，拜了师父的徒弟是师父自己“家”的人，看看孩子扫扫屋子，跟着师父跑场打杂，都是他的分内事，难听点说这也是“卖身”，因为徒弟一般都没什么钱，要靠师父来给碗饭吃；不卖身，无以为报。
而在曹云金，他认为他是交了学费的（何况还跟郭沾亲带故）。郭德纲说曹“吃我的住我的”，曹反驳说，吃的用的都给了钱。谈钱等于摊牌，拿市场规律来说话，老江湖最忌讳这一手，他们的反应是“我养了忘恩负义之徒”，空手套上个白眼狼。
老郭的价值观是纯江湖的。“三年学徒两年效力”，赌的是徒弟们不出名，岳云鹏在德云社学徒的时间何止三年，一直被视为最扶不起来的之一，因而如今他的心态最好，愿意死心塌地地效力，发誓一辈子不离开德云社。曹云金等人就不同了，原本就自视甚高，出名之后要是自立门户，一年能挣好几百万上千万，焉能甘心被捆在师父的基业上。
老郭享受徒弟们的效力。效力给他带来的不只是经济回报，还有精神满足。不过话说回来，从民国到现在，艺人成才后都得经过一个或长或短的效力阶段。在市场不发达时，漂在江湖太难，再红的艺人也会寻求进入体制，所以穿军装的演员如此之多，相声曲艺圈里的，李立山、常贵田还都有少将军衔在身。
体制有保障，有上升空间，但你也同样得拿出一些东西来交换。各种前线慰问，各种三下乡，各种“心连心”，都是那些演员待在体制内必须做的事情。
你要从艺，就得找个对象“效力”，不是你肉体凡胎的师父，就是无踪无影但又无所不在的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影视学院、戏剧学院，包括美术学院，进入这类学府要支付的高昂学费，都是学员预缴的出师后“赎身”的钱：他们出师后不用“效力”，可以直接去商演赚钱，而他们的老师拿着工资和课时费，也不怕他们来抢饭碗。
21世纪的郭德纲有两条路：做师父，还是做校长？他选择做师父，不要学生要“弟子”，孩子们拜在他门下，每人都依附于他，向他学艺，为他光大郭家的门匾。
从师父的价值观里，曹云金们感觉到了满满的恶意：徒弟受习于师父，一般的劳务是完全谈不上回报的。老郭说了，只有像岳云鹏那样，挂自己的名卖出票，才叫“效力”。但岳云鹏也是熬了这么些年，忍了多少气吞了多少声后修的结果。对郭德纲来说，孩子们的成材率还是嫌低：我栽培了你们这么多年，你们这么多人跟着我吃跟着我住，可你们有几个有资格为我效力呢
▲ 郭德纲曾言，“小岳岳的走红可以复制”
他有这种心态，就难怪他要冲着摆脱捆绑的小鸟儿们暴跳如雷。在他看来，为他“效力”，不说是种荣耀，也是在“规矩”之下尽为徒的义务。这么想的时候，他的头脑中是没有经济规律的，起码不像赵本山那样尊重市场。
德云社临近刘老根大舞台的时候，德云社门前是一溜自行车，大舞台那边则是一排豪车，后来郭德纲、于谦发达了，老郭似乎并没意识到应该有些改变。
市场确实让艺人获得了自由。拿婚姻作类比的话，市场就像一个规模庞大的生人社会，在小村庄里举案齐眉厮守到老的一对夫妻，扔到大城市里，他们就会互相更多地看到对方的不是。
市场冲击了江湖里形成的师徒秩序，那个江湖讲究的是熟人，你跟师父掰了对你没好处，在江湖里，师父徒弟愿打愿挨，还被传为美德；而在没有边界、都是陌生面孔的市场里，徒弟可以择木而栖，也更容易自立门户，一旦有了诱惑，他们很容易就会否定师徒关系的合理性：给师父效力？他欺压了我三年！就算他宠我，难道不是为了让我替他卖命吗？
郭德纲的“效力”表述，注定了他早晚要跟徒弟们产生经济利益上的冲突，“效力”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所有弟子进门了就欠了师父了，都跟着师父沾光了。这类隐性伤害早晚要积累成让双方都不好受的决裂。
性格即命运。老郭总在台上编排体制内艺术家的是是非非，自以为是揭露圈内的肮脏，不知也暴露了他的小人得志；老郭总在旁敲侧击地暗示弟子们要效忠，要守“规矩”，自以为是在施威，显耀他的强势，不知也暴露出内心的脆弱。赚多少钱都无法消弭他的不安全感。为了掐灭个别负义弟子的不良影响，他必须不断拉拢、吸纳更多的弟子。
三代出贵族。侯耀文就是相声圈里的贵族，虽然他还只是二代。郭德纲不服“著名艺术家”，独服侯耀文，是明智的。他们同台演出过，往台上一站，江湖出身的大师在贵族面前尽显油滑和浮躁。也许是我的一厢情愿：我有时觉得，侯的猝逝让郭失去了缓和身上睚眦必报的火气的机会。
与侯耀文相似的是马志明，看少马爷的访谈，每句话里都冒着三个字：“不计较”。他跟了父亲一辈子，什么样的富贵烟云没见过，所以他没有那么重的名利心，不觉得需要用什么东西来证明自己：马派相声后继无人？无人就无人呗，能恒久远永流传的，援用郭德纲自己相声里搬过的段子，那是福尔马林。
无需门派，不用排场，没有立山头打擂台的野心，这就是贵族。不过我们不能苛求郭德纲有那样的平常心，他是一代，白手起家，原始积累，是创造概念的人，他心中的模板大概是近一个世纪前天津常连安的启明茶社，凭着膝下多子，生生拉起了一支常家军，长子、次子、三子、四子、九子，后边还有第三代的常贵田、常贵德，统统当上了相声艺人，一开口都有一股如假包换的家族味道。
人海战术在创业时候是有用的，不过这个人海最好由直系亲属组成，起码也得像贾史王薛那样盘根错节。
他没有这个机会，眼下，除了扶正郭麒麟，让他俨然以家族企业继承人的身份亮相之外，只有满天下地收徒。“云鹤九霄”，到了“九”字辈这里，徒弟们的名字已经多得有点二十八星宿的味道了（张九龄，李九春，周九良，杨九郎=牛金牛，鬼金羊，娄金狗，亢金龙），然后，就像宋江弄的那块姓名碑一样，郭德纲也颁布了“家谱”。
老辈人说过，徒弟的一切用度师父都要管。郭德纲自己都说，曾送过何云伟结婚钻戒（离婚时有没有收回就不知道了）。这真是人身依附（绑架）的最佳写照。但这种依附能避免“教会徒弟饿死师父”的现象吗？江湖上的师徒关系就是如此，你的徒弟越出息，老师的日子就越难过，因为他们都在一个行业里，老师不以纯粹的传授为业，他自己也是闯江湖的。郭德纲不能更改自己的江湖身份，也就去不掉被徒弟挤压的隐忧。
传统艺人的师徒关系，很像今天公司把没有经验的员工培养成技术骨干，那样的员工在跳槽时，都会留一个负义的骂名，但骂归骂，现实是要接受的：公司成了一所院校，老板是校长。德云社不愿如此，但它的家长制模式又违反了经济规律。于谦、岳云鹏这类优质资产太少，出人才的节奏越来越慢，相应的，庞大的规模已经拖住了坐在塔尖的那个人。
“各位不了解我，我是个好静的人。”台下一片“吁——”不过我倒是相信老郭这句话的。他去做这么多娱乐节目，恐怕未必出自本心，而有现金流的压力作祟。一人集权的经营模式是最忌讳规模太大的。塞巴斯蒂安·哈夫纳在《解读希特勒》一书中就说，希特勒犯的最大的战略过错就是战线太长，而分权不够：他难道没有想过自己是会病会死的吗？
郭德纲一度很得意地看着他的徒弟发展到了三位数，且百位数字还在往上长。这是来自他早年落魄的经历，门可罗雀的感觉，他是最恐惧的。但虱子多了真能不痒么？郭德纲并不知道，或者说他拒绝知道，人如果不能创造价值就是负资产。有多少徒子徒孙，就有多少张要吃饭的嘴。当师徒分裂的事情开始出现，郭德纲被迫去扶持那些忠诚度更高、却未必有才气的后辈，好歹成功了一个岳云鹏，下一个，会是张云雷？
不管是谁，是云字科鹤字科还是九字科，郭德纲都在往死路上走。如果说瓦岗寨杀功臣不能与曹云金出走（or被逼走）相提并论，那么太平天国晚期，洪秀全优先扶持同姓亲属当王，却是很好的先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家长制作风必然导致任人唯亲。
徐德亮（他还不是郭德纲的徒弟，他师从张文顺，算起来是德云社的创始人之一）离开德云社后，某次受访时说自己买不起电视机，以示郭德纲刻薄寡恩。然后，老郭就把弟子们召集起来演了个大群口，在台上大声问：“你们买得起电视吗？”孩子们回答：“买得起！”
▲ 徐德亮与郭德纲
那些孩子都是“亲人”，可是后来，他们里面就出了叛徒。曹云金、何云伟们狠狠打了睚眦必报的老郭的脸。他们用出走表示不想继续沾师父的“光”了：然而，当他们踏上自己的阳关道时，是不是还会懊悔早年登台表忠心的可笑表演呢？
市场为王的时代，只要你仍在人身依附的情境下替师父效力，总免不了要打别人脸，也打自己的脸。但打脸的事情，却不是江湖才有。文革初年，海政文工团常宝华、常贵田叔侄，在台上说过“党内的走资派刮起‘二月逆流’妄图翻案”，把苏修的船给引了过来；十年后，文革甫一结束，二常立刻写出《帽子工厂》，将“四人帮”打入了十八层地狱。“走资派”变成了坏人给好人扣的帽子，而给江青的定论是“资产阶级野心家”。
在还没有市场的时候，权力会命令艺人去打自己的脸。各有各的悲哀，各自承受，如此而已。
【作者简介】
云也退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独立记者，书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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