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也退：荒凉的乡村与被多余的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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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做是因为我们太多了”——一张字条，一行凄凉的字，当裘德和淑发现字条时，他们眼前是三个孩子的尸体。
三个人中，两个是被缢死的，缢死他们的第三个孩子自缢，这孩子有个特殊的绰号：“时间小爸爸”（Little Father Time）。
毕节的四个孩子疑似自杀的消息传来，照亮了位于哈代小说《无名的裘德》中心的杀戮。“时间小爸爸”是裘德和阿拉蓓拉的儿子，是一场“动物性激情”的产物，他很早熟，还没成年就感受到时间的催力，变成了“小爸爸”；后来，裘德又爱上性格独立的淑（Sue），两人在一起，因为一直没正式结婚，租不到长期的房子，性情在爱恨拉锯、互相折磨中变坏。
他们生了两个孩子，裘德又把“时间小爸爸”接来一起过，有一天，情绪失控的淑告诉“小爸爸”：我们过不了多久又要搬家，因为你们——太多了！
恋爱至如火如荼的人，如果能思想，就很难无视弗洛伊德的理论：人的性能量注定要与死之力相搏，爱欲抵抗着，同时又召唤着死的逼近，企图拥抱它。
哈代对此深信不疑，他顶着别的作家顶不住的虐心感，描写孩子的自杀，他真勇敢，给现实中不计其数的黑色个案提供了一个文学的象征。在书中，一个（也可以视为三个）孩子是一种替代，他们死，象征着替代父母实现其死亡冲动。
然而，我们也必然可以从一个通俗的社会心理的角度去理解他们的死：我们被遗弃，我们“太多了”。
“时间小爸爸”还曾听进了淑的另一句话：“把任何生命带到世上就是个悲剧”，于是，他暗暗认定“从世界上消失，好过继续留在这里”。
他在绝望中亲手吊死了同父异母的两个小弟弟，闻讯赶来的医生对裘德说了句话，乍一看“理客中”得可怕，品一品却意味深长。
他说，这孩子“属于上一辈人中闻所未闻的一类，他是新的生活观的产物，他们身上出现了一种普遍的愿望，那就是‘不要活着’”。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愿望？
裘德肯定不会有。如同今天每一个宵衣旰食的父亲，裘德是典型维多利亚英国的男子，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坚挺着，以活着来对抗失败和丧失——他先后丧失了宗教信仰、爱人、孩子，仍想活出个人样，主动求死，寄希望于投胎做人，躲开此世的一手烂牌，不是他会选择的路。
他活到不能活为止，活到力竭为止，甚至把失败也纳入到“活着”的范畴里面。淑也不是动不动生无可恋的人，她曾有过一段完全无性的婚姻，事实上，她一直想好好地爱裘德来着。
可是，他们的孩子却从生机旺盛的父母身上接受到“不如去死”的信号。
我真没觉得，这桩维多利亚时代的家庭悲剧距我们很遥远，即使毕节的惨闻，也不是破天荒头一次，提升了一个正常家庭突然崩溃的可能性。
不管那三个女孩一个男孩具体因何而死，被遗弃感，是他们四人共享了多年的奶和面包。
这是一个极端的案例，父母离异，监护人长期在外谋生，孩子举目无亲，然而，父母就在身边的孩子，心中一旦有了被遗弃感，也许比之“留守儿童”还更强烈——就像“时间小爸爸”那样。
他认为自己和两个弟弟的存在威胁到了父母的事业，这种认知就如同公共空间里的谣言，越企图澄清，就越会被理解为设法掩盖。很难有人来替他们解开心结。
人与人之间，所有负面的感受都会恶性循环，所以一次轻易的迁怒，恐怖的回响就会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等待你。被遗弃感一旦发生，孩子（大人也常常如此）会去寻找更多的证据，证实自己被遗弃的事实，然后沉浸在自己的逻辑里，再难相信，那个遗弃自己的人，可能恰恰是爱他的。
为人父母的人早晚会明白，你必须养成一种海绵性格，能吸收计划内外所有的冲击力，面对孩子的抗拒、怀疑、仓皇、冷漠、悲伤……各种负面情绪，皆待之以柔软。
你最好给嘴装上消音器，你的四肢最好自带减震功能。你可以和以前一样，选择索取或赠与，批评或容忍，但你底线的天职永远是保护。你不能像上帝一样，一个不耐烦就把人世掀翻重来——反正它是我造的，我可任意处置。
岂止毕节，中国有大片贫瘠的土地，荒凉的乡村，孩子一群一群地多余在那里。
他们不被珍惜，但另一些人则欲惜而无门。读长江沉船的灾难报道，几次看到那位痛失爱女和父母的父亲：他像裘德一样坚持活着，但与裘德不同，他们纯粹是不幸被选中，代表大多数人去触碰生活的悬崖。
对于失去，他们没有半点责任，而命运却残忍地施加给他们叠加的痛苦：亲人被剥夺，心里留下一个悔恨的黑洞：悔恨自己没有保护好最爱的人，尽管，是个人都明白，此事与他们无关。
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人是多余的。
(图片来自腾讯网专题：《农村里的留守儿童》)
当大城市的人，理性地选择生二胎、三胎或者丁克时，农村的人仍然被裹挟在生命的无意义——也许完全不曾想过生命的意义——的涡流之中。
有太多的孩子出生即见弃。然而，产生被遗弃感的几率，却对不论城乡的所有孩子均等。这是法律和制度压根无从置喙的地方。是个人都明白，法律顶多强行把人放到一起（或者拆开），可是心怎么办？
我知道中国的城与乡是两回事，但我觉得，“多余人”的感觉，也许会不分你我地降临到我们，和往下的几辈人身上。
因为我们都高度原子化了，在忙于手头的事务时，会厌烦一切来自他人的干扰——哪怕是自己的孩子。这太不体面。因此，孩子自杀，也许就是一个遥远的信号，无需纠结真相，我们理应早就准备好，不仅接受所有悲哀的可能，而且去想象它们：现在，《无名的裘德》里的情节，真的要让人不寒而栗了。
在英国，当年有人十分紧张，发表报纸文章试图安抚读者：别被哈代这种“丧心病狂的悲观主义”给吓住，他所预言的“新生活观”绝不可能深入人心。
但事实是，维多利亚末期的英国，丧服和葬仪，前所未见地占据了人们生活的重要位置。生活的重压，无意义的幻灭感，催生了大批自杀和抑郁症患者，也震动了握有如椽巨笔的人。
诗人如杰拉德•霍普金斯，写诗咏叹绝望，评论家像约翰•罗斯金，于1884年写了这样几句话，在诗意的本能下弥漫着浓稠的忧伤：“和谐如今崩溃了，周围的世界一道瓦解：所有已存之物的碎片依然存在，已逝的时间依然回返，但月复一月，黑暗战胜了白昼，彼此相反的事物，它们的灰烬在夜空里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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