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生穿名牌鞋，为何这么多人接受不了

文 | 杨早

这篇文章的题目叫作《妈妈给我买了一双耐克球鞋，学校就取消了我的贫困生助学金》，但其实是第三人称表达，主角是“我大学的时候有个同学”，文章说，这位贫困生同学过生日，妈妈“省吃俭用几个月，花了五百块钱给他买了双打四折的耐克牌篮球鞋”，从老家快递给他。学校得知后取消了他的贫困生助学金，“原因是他既然都能买得起耐克球鞋了，还算什么贫困生”。

文章作者认为，耐克球鞋代表母亲“沉重的爱”，以此为由剥夺那位同学的助学金毫无道理，作者最后的结论是：“贫穷已经剥夺了一个人在这个世上的很多种快乐，请不要再以贫穷去肆意践踏他们的尊严。”

这篇文章的事实未知真假，但不妨碍它的迅速传播，并毫无意外地让读者分成了两个阵营。一方认为“贫困生就该有贫困生的样”，学校的做法无可厚非；另一方面认为“贫困生就不能追求美好生活么”？反问：谁不成每天都要穿得破破烂烂，你们才能感受到他的穷？

通常这样的论辩，都饱含着观者的情绪与生活体验。比如，支持学校决定的人，会举出生活中有多少用着IPHONE穿着耐克领着助学金的“贫困生”，以此证明如果学校不根据种种生活迹象来判断一个人是否贫困，那很可能难以将助学金发放给最需要它的人；反对这种决定的人则强调贫困生的认定有着种种数据上的限制，岂能依据一双耐克鞋就任意取消？

在信息不全的前提下，判断单一个案的是非毫无意义。一个省吃俭用买双耐克鞋的家庭，和一个不买任何奢侈品牌却把钱攒起来投向别处的家庭，谁更需要扶贫，还真不好说。至于说各类限制条件，也无法排除做假的可能性，开着豪车去领低保的新闻事例，同样累有所闻。

如果纠缠于事件细节，就会陷入“五百元的耐克球鞋是否就意味着尊严”这种情绪化的争论之中。反之，我们可以从这桩未知真假的事件中提纯出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那就是：来自社会或个人，对于贫困的资助，附加各种对受资助者的限制，是否正当？

现在有个词叫“精准扶贫”，针对的就是过往所谓“粗放扶贫”，查了一下，它指的是“扶贫中的低质、低效问题普遍存在，如：贫困居民底数不清，扶贫对象常由基层干部‘推估’（推测估算），扶贫资金‘天女散花’，以致‘年年扶贫年年贫’；重点县舍不得‘脱贫摘帽’，数字弄虚作假，挤占浪费国家扶贫资源；人情扶贫、关系扶贫，造成应扶未扶、扶富不扶穷等社会不公，甚至滋生腐败”。

这些现象，大家从生活中、媒体上、影视剧里，都能有所感知，道理也很容易明白：扶贫款是“不拿白不拿”的，自然就容易出现“白拿谁不拿”的现象。而要严格核准“贫困户”，其核查与监督成本会非常高，地域、家庭之间的各种差异（比如他们对扶贫款的使用偏好）更是难以量化。前一段时间甘肃杨改兰事件，媒体发现杨家被取消低保待遇，最大原因可能是“人缘不好”，就很能折射出扶贫实践中的问题。

因此，对资助金加以种种限制，也是降低核查与监督成本的无奈之举。廿年前，挂职扶贫的同学说，一头牛，是作为生产工具发放的，但有些贫困户把牛杀来吃了，又来扶贫工作组哭要，搞得他们焦头烂额。近年有挂职的同事，现在的办法是买牲畜，政府出大部分钱，但贫困户自己也要出一点，这样来防止这种旋领旋吃的扶贫依赖，似乎也有一点效果。

还有以前“希望工程”捐款搞“一对一”，一是锁定帮助对象，并要求受捐助人与捐助人之间保持通信联系；二是捐款只投向学校，以充学杂费，不直接发到受捐助人手里。

其实美国救济穷人的“超市券”，也是这样的限制，拿着这些券只能买维持基本生活需要的食品或衣物，没法用来购买奢侈品。

不过，“耐克球鞋”还不完全属于上述情况，因为这双球鞋并不是用助学金去买的。我们假设该同学的家庭贫困并非做假，那么，父母愿意将菲薄的收入用来干什么，买肉吃还是买球鞋，仍然是一种个人自由。如果他们相信一双耐克球鞋能带来欢乐与尊严，节衣缩食在所不惜，旁人的非议如“贫困生应该有贫困生的样”就没有什么道理。

可是，为什么许多人都接受不了这种“贫困者的自由”呢？这就要谈到整个社会对贫困的认知。有一篇《贫穷的本质》的书评（豆瓣，伊卡洛斯）写道：“穷人所陷入的困境与很多其他人的困扰似乎是一样的——缺乏信息，信念不坚定、拖延。的确，我们并不贫穷，受过良好的教育，见多识广，但我们与穷人的差别其实很小，因为我们的认识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少得多。

我们的真正优势在于，很多东西是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得到的。我们无须担心我们的明天是否面临生存问题，换句话说，我们急用用不着自己有限的自控及决断能力，而穷人需要不断运用这种能力。”对于普通家庭的母亲来说，要不要在儿子生日买一双打折的耐克球鞋，或许关乎家庭教育（“他的表现值不值得这种奖励”），或者个人观念（“大学生打球需不需要那么好的鞋”），而对于故事里这位贫困家庭的母亲，这次购买行为涉及她的财富观，或者是情（儿子喜欢）与理（家庭层次难于负担）的纠结。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认为贫困家庭理应精打细算，“好钢要花在刀刃上”，却往往容易进一步为贫困家庭设定“精打细算”的具体内容，而忽略了贫困家庭像普通家庭一样，有自己的消费偏好——普通家庭有的偏好投资房产，有的喜欢搏杀股市，有人为了学区房和子女留学不惜举债，有人则愿意把钱花在出国旅游与健康投资上……并不是像有人说的，今天的贫困家庭有所不同，过去的贫困家庭照样有偏好选择，老舍在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里写他母亲分配每月的微薄收入：

母亲喝了茶，脱了刚才上街穿的袍罩，盘腿坐在炕上。她抓些铜钱当算盘用，大点儿的代表一吊，小点的代表一百。她先核计该还多少债，口中念念有词，手里掂动着几个铜钱，而后摆在左方。左方摆好，一看右方（过日子的钱）太少，就又轻轻地从左方撤下几个钱，心想：对油盐店多说几句好话，也许可以少还几个。想着想着，她的手心上就出了汗，很快地又把撤下的钱补还原位。不，她不喜欢低三下四地向债主求情；还！还清！剩多剩少，就是一个不剩，也比叫掌柜的或大徒弟高声申斥好的多。

老舍母亲为了“清白旗人家”最后的尊严，宁愿克扣家人的用度，对此决定，“二姐”也表现出了懂事的认同：“奶奶！还钱吧，心里舒服！这个月，头绳、锭儿粉、梳头油，咱们都不用买！咱们娘儿俩多给灶王爷磕几个头，告诉他老人家：以后只给他上一炷香，省点香火！”母亲叹了口气：“唉！叫灶王爷受委屈，于心不忍哪！”“咱们也苦着点，灶王爷不是就不会挑眼了吗？”——对尊严的维护甚至超越了对神明的信仰。

但这种“人穷有骨气甚至人穷更有骨气”（“穷且益坚”）的美好，只是社会主流喜好弘扬的特例，更多的情形下，贫困者是“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对此，主流社会的认知相当矛盾：一方面，媒体与公众喜欢表彰“自强不息”的贫困者，甚至制造出种种“贫贱者最高尚”的神话；另一方面，很多人对贫困者的个人选择总是放不下心，动辄横加干涉，包括他们在接受捐助后是否应该“感恩”，也是不少人用来衡量这些人是否“好的贫困者”的重要指标。

这种社会心态的另一面，便是对“暴力慈善”的无限宽容。从陈光标硬把钱往穷人手里塞，到快播主播们在直播中的发钱作秀，他们明明是在消费别人的贫穷，却还是有大量的辩护者：他们总归是在做慈善嘛。“穷人有没有尊严”的命题，在这样一些事件展现得更为淋漓尽致。

关于扶贫或捐助，比较政治正确的说法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当然是对的。不过，扶贫的执行者是否有足够的正当性去规定何为“鱼”，何为“渔”，经常会成为一个问题。我当然不赞成所有的捐助都无条件，但捐助条件最好事先规定好并明示受捐助者。尤其是公益性捐助，执行者是被公众隐形赋权，没有显违公平的事实，不应以“不像贫困者样子”或“人缘不好”这样的理由改变既定的捐助。

题图为：描写山区学校生活的电影《美丽的大脚》剧照

【作者简介】

杨早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知名文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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