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川普当选后，美国学生很受伤

文 | 徐贲

川普在美国大选中胜选的结果出乎许多人的预料，也让许多人因此“受伤”。他们感到失望和沮丧，其中一个最明显的“受伤人群”恐怕就是在校的大学生（还有高中生）了。

网上流传哥伦比亚大学、杜克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校长们给学生们的安慰和勉励信件。其他许多大学，包括我任教的大学，校长也都有类似的公开信给学生。校长们有这样的举动，主要是想抚慰那些“受伤”的莘莘学子。

那么，对大选结果失望的学生因何而受伤，受的是什么伤呢？是谁或什么让他们受伤的呢？受了伤之后又该怎么办呢？不妨带着这样的问题看看大学校长们是怎么安抚学生的。

校长们要劝导学生的是，这次大选结果是公正的民主程序结果，一个自己不赞同的候选人当选。这不应该成为因为失望而觉得受伤的理由，问题不是谁胜谁负，而是美国人民之间的分裂。

我学校的校长詹姆斯·多纳休（James A. Donahue）在公开信里说，“争论激烈的总统选举已经有了结果，我们国家有了一位新的当选总统。虽然这个结果令我们共同体的许多成员感到失望，但这个伟大国家的许多公民们相信，他们的声音被倾听了。在这个时刻，当我们人民深深分裂的时刻，尽管我们的社会和政治立场不同，我们仍然必须把自己的心和脑投入到培育共识的目标中去”。

选举有不如意的结果，这本身不应该被视为伤害。倘若不是这么看问题，就会把投票给川普的普通选民看成是伤害自己的敌对势力。美国有的学校里确实发生了一些学生因政治选择不同而互相敌视并有所伤害的事件。同一立场的视为同志，不同立场的视为敌人。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真正的伤害也就发生了。

校长们虽然对选举结果采取不偏不倚的接受态度，但还是与川普在竞选中排斥移民和违背多元文化宽容精神的言论和主张保持明显的距离，就此而言，他们对选举结果的看法并不像看上去那么中立。

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信里说，“此时此刻，我们必须谨守立国之本的价值观念：对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的承诺，坚持宽容与理性，尊重多元与异见”。

杜克大学校长在信里说，“当我们的政府经历转型时，这所大学仍然坚定致力于多元化，包容性和自由交流思想，我们坚定不移地支持我们每个社区成员的价值”。

麻省理工学院校长则告诉学生们，“无论华盛顿将发生什么变化，我深深坚信，那些让我们团结一致的价值观和使命不会发生改变”。他显然也感觉到，华盛顿发生的变化可能成为对他那所学校共同价值观的潜在威胁。

▲ 抗议的学生

许多大学生觉得自己因为这次大选的结果而受到伤害，正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价值观——那种他们以为已经成为美国共识的价值观——遭到了否定或至少受到了威胁。在美国，除了公共机构，学校是“政治正确”最被认同（至少表面如此）的地方。“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是一种消极性的公共言行规则，着重于不应该做什么，而不是应该做什么，指的是在语言、措施、政策上避免歧视或伤害任何社会群体。首先受益的当然是最容易受到歧视和伤害的弱势群体，如少数族裔、妇女、同性恋人群等等。

在学校里，人们认同政治正确，首先是出于实用的需要，和洛克所提倡的宗教宽容一样，政治正确首先是一种实用性的智慧。学校里的学生和老师来自不同的族裔和文化背景，每天挤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免不了磕磕碰碰，政治正确（不伤害、不羞辱）成为他们起码的和平共处条件。由于普遍的接受和实行，实用性的规则被内化为近于道德规范的公共伦理，成为一种习惯，也当作了一种想当然的无异议价值观。这其实是一种错觉。

对这样的政治正确，川普本人那些政治不正确的竞选言论和他支持者的拥护无疑是一记当头棒喝。许多习惯用政治正确思考问题的青年学生因川普的胜选而感到幻灭，觉得他们所熟悉的那个政治正确的美国一下子变得陌生了，觉得真实的美国背叛了他们。正如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位学生所说，“看到如此仇恨性的言论可以在我们的国家胜出，让人受到精神创伤”。严格地说，这个创伤不是来自川普或是他的支持者，而是来自受伤者自己，是他们以前不切实际的错觉和幻想让他们在现实面前遭到了幻灭的打击。

青年学生是最理想主义的人群，也是对社会进步持乐观主义的人群，这在全世界都差不多（除了个别国家中那些精致功利主义者的学生们）。这次美国大选的结果让许多在学校政治正确氛围中长大的青年学生从一个美好的幻觉世界一下子跌落到一个令他们抑郁的现实世界里，他们对此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在惊慌和错愕之余，最强烈的感觉就是愤怒。但是，愤怒的对象是谁呢？是川普和他的支持者吗？愤怒了又能怎么样呢？像这样的问题，显然并不是所有的愤怒者都已经想好了的。不少城市有学生走上街头抗议，他们当中有许多根本就没有参加投票。加州还有人提出要从美国独立出去，完全是一种鸵鸟政策的逃避主义，看起来很激进，其实根本于事无补。

▲ 唐纳德·川普

其实，因受挫而抑郁对人的政治和社会意识并不是一件坏事。1970年代末，美国心理学家劳伦·阿洛伊（Lauren Alloy）和林·阿伯拉姆森（Lyn Y. Abramson）提出“抑郁现实主义”这一说法，是从“抑郁”与“真实”（现实）的接近程度着眼的。他们认为，抑郁者比非抑郁者能够做出更为现实的推理，“比起非抑郁者（他们经常高估自己的能力）来，抑郁者在判断自己处理事情的把握时更准确。他们是那些‘吃一堑，长一智’(sadder but wiser)的人，非抑郁者太容易屈从于自己的错觉，用美好的眼光看自己和环境”。抑郁的现实是与乐观主义偏离现实比较而来的，抑郁的忧思针对的不是乐观主义，而是乐观错觉（optimism illusions）和由此而生的“乐观偏误”（optimism bias）。美国的民主政治现实并不像许多青年学生感觉的那样开明和进步，不同价值的分歧也远比他们想象的要来得大而深刻。以为美国的政治正确价值共识已经强大到足以超越不同的经济和阶级利益，这其实是一个错觉。

青年人的理想主义和进步乐观主义是任何一个社会的宝贵资产，但也很可能因为其中的错觉或幻觉而成为他们的阿基里斯之踵。对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经历幻灭，并从中重新认识自己和自己的理念，这是一个必要的成长过程。人们迟早都会有这样的经历，由于我们认识到以前一些信念和观点的不实或偏误，由于经历了某种幻灭，我们才变得成熟起来，“文革”中过来的许多人多少都有这样的经验。

但是，也有另一种可能，幻灭带来的焦虑和害怕会让人们不愿意再对任何理想或进步可能抱有希望或期待，因而自行选择就范于愤世嫉俗的虚无主义和犬儒主义。川普的当选可能让一些人对民主政治、公民社会、公民参与的理念发生动摇，他们甚至认为，民主不过是一场闹剧或丑剧，不如等待从天而降的专制明君。但是，这显然不是许多对这次大选结果失望的美国人的选择。

11月12日，旧金山湾区的美国新闻地方电视台（ABC7）播放了题为《大选后进步团体迎来捐款和志愿者热潮》的报道（Progressive Groups See Surge in Donations, Volunteers Following Election），不少当地公益机构都有青年人来参与。儿童艺术中心（Children Arts Center）有不少志愿者来帮助维修和粉刷墙壁，提供计划生育相关服务的非营利组织“计划生育”（Planned Parenthood）也有许多学生志愿者来服务，并收到捐款。“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在选举后的第一天就收到近百万美元的捐款，这个网站的访问量增加了700%，有捐款者说，在这个时刻更显出保护公民权利和自由的重要性。

2016年的总统选举结束了，但美国的民主政治和积极公民参与还在继续。希拉里在败选演讲中鼓励她的支持者继续那种 “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民主政治，她用《圣经》里的话说，“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参与这些公益活动的都曾在竞选中是希拉里的支持者，如果说他们因为自己候选人的失败而受了伤的话，他们自我疗伤并变得更加健康的新历程已经开始了。

▲ 抗议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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