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权力的游戏，怎么玩才不会脏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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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帕潘德里欧（Georgios Papandreou）是著名的希腊政治家，2009年10月6日起任希腊总理，2011年11月11日因希腊债务危机而被迫辞职，是个玩政治游戏的老手和高手。他有一句名言，
“人们把政治视为肮脏的游戏。政治是有难度的游戏，但并不必须是肮脏的游戏。我认为，我们正是需要让政治不肮脏。我认为，世界上的政治太经常被大利益绑架——在美国他们称之为院外游说。”
政治因为被“大利益集团”绑架而变得肮脏，大利益集团可以是企业集团的利益，也可以是党派的利益、家族的利益，可以是经济的利益，也可以是权力的利益。这些利益的游戏有符合它们自己合理性的规则，但是，倘若这些规则进入政治领域，就如同让篮球比赛规则左右了游泳比赛。政治之所以变得肮脏，是因为它没有按自己应有的规则来游戏，而是让别的游戏参和进来，变得趋腥附膻、污浊不堪，丧失了政治应有的高尚目标和道义价值。
如果说，政治游戏规则可能因其他游戏的侵入而败坏，那么，政治游戏，尤其是那种已经败坏了的政治游戏，侵入其他领域——法律、文艺、公众传媒、学术、言论、经济、科学、教育、体育，又会是怎样的后果呢？难道不是一样会败坏那些领域中应有的游戏规则吗？
▍一、游戏的“魔力圈”
荷兰社会学家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在《游戏的人》（Homo Ludens）一书中，从人类文化学的角度，用“游戏”范围和范围内规则的概念，同样提出了社会不同领域活动区分的观念。他认为，作为一种特殊的、自我完足的活动，游戏的严肃性和自我意识在于，游戏者为自己设立了一个可以称之为“魔力圈”（magic circle）的范围。他写道：“我们最感兴趣的一点是，游戏在何处进行。通常它是划在地上的一个简单的圆圈（叫dyutamandalam），但它具有魔力的意义（magic significance），防止各种欺诈手段，选手们在履行完所有义务之前不许离开它。有时候，会特别为比赛临时建起一个大厅，这个大厅即成圣地。摩诃婆罗多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来建立萨伯哈（sabha）这个游戏大厅，在这里潘达瓦斯（Pandavas）将同他们的对手遭遇。”[1]
▲ 《游戏的人》，约翰·赫伊津哈著，何道宽译，花城出版社，2007年
赫伊津哈是在人类文化学的意义来思考“游戏”的。他把“游戏”视为与“理性”和“运用工具”同样重要的人类活动特征，他说，除了“智慧的人”（Homo Sapiens）、“劳动的人”（Homo Faber）之外，“游戏的人”（Homo Ludens)也将在人类的用语中占有一席之地。如同“工具制作”一样，游戏并非人类特有的活动或功能，不过在赫伊津哈的观点中，人类社会所有的文明发展，最早的形式都是来自“游戏”。他不仅将游戏当成一种人类本能的活动，而且更是从文化现象的角度来探讨游戏在人类文明中的重要地位。赫伊津哈甚至认为，人类社会中现存的所有文化形式，包括法律、战争、学术、诗、哲学、艺术等，其实都与人类的游戏有着内在的关系。游戏的人类文化精髓和原创精神在于“自由精神”与“公平规则”的有机结合。
现当代文明逐渐丧失游戏的原创精神而变得日渐浅薄，赫伊津哈对此感到忧虑。他认为，一种看似“游戏”，但实则是“幼稚”（puerilism）的心态已经逐渐主宰了当代的文明，主要是由于“官方幼稚主义”的推动。他指出，“这种仿佛是青春期的心理和行为，看来已统治了文明生活的大部分领域，……它们现在占满了我们的文明，并以毫不掩饰的麻木不仁来自我宣扬。这类习性中，群体习性也许最为强大，也最令人惊骇。它产生出最低级的幼稚主义”。
一种表现是“大喊大叫或种种庆贺呼号、穿戴证章和各种政治性装饰与制服、以行军队列或某种特别的步伐行走，着迷于空冗散漫的集体性巫魅和宗教仪式”。把军队的那一套搬到社会的其他领域和活动中来，学校、政府机构、生产单位、媒体机构，都执迷于“正步走”和“请检阅”的仪式。
另一种表现与此“在心理上与此极为类似”，那就是“对浅薄娱乐的贪求、粗糙的感觉主义”。“群众集会的欢欣、群众示威、游行”迎合的是民众粗糙而幼稚的娱乐偏好，许多伟大民族因此逐渐失去了残留的荣誉感、幽默感和礼节观念，变得虚荣、浅薄、浮夸、愚昧、猥琐、傲慢、华而不实，这些都是文化幼稚的表现。[2]
不同的游戏有不同的规则，是社会文化成熟的表现。魔力圈（magic circle）在游戏与它之外的事物，包括在不同游戏之间，划出了疆界。在游戏中，魔力圈经常是某种有形的空间，如棋盘、竞技场、角斗场、运动场地、舞台、祭坛。魔力圈不仅有空间的界限，而且还有时间的界限。时间界限规定游戏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把游戏在时间上与日常活动划分出来。游戏就是在一个特定的时空魔力圈里发生的特定活动。魔力圈的存在联系着游戏的人为规则或惯例常规。规则或惯例只适用于在魔力圈内发生的特定游戏活动，没有在魔力圈之外的效能。
重要的文化活动也都是在特定的魔力圈里发生的。庙宇、教堂、学校、报社、体育、文艺、股票市场都是如此，不同的魔力圈内规则虽不相同，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魔力圈内的规则是在游戏之前就设置好的，必须由游戏者共同遵守，不允许任何人“独玩”或控制游戏规则，也不允许外在势力对之进行干涉或改变。游戏规则产生游戏的理想样式和具有权威的规范标准。例如，游戏竞赛要求参赛者从一开始就机会均等，棋局开始时双方的棋子是一样的，这样才能避免一方在一开始就处于吃亏的境地。
游戏的竞争必须是公平的，称作为“公平游戏”（fair play）。赫伊津哈强调，公平是游戏最基本的伦理价值观，认真坚持和无条件地落实公平原则，使得最轻松的游戏也具有严肃的一面。游戏不仅考验游戏者的力量、智能、努力、坚韧、耐力、灵活性等等，也考验他们是否诚实、守信，是否能平等、公平、坦荡、尊重对手。任何被视为公平的游戏，都有一个伦理层面，也都包含以这些伦理原则对参与者行为所做的经常评估。
游戏魔力圈的意义还在于，它为社会性的良好秩序提供了一个范本（学校的体育精神教育可以直接为学生提供相应的训练）。良好秩序的社会是一个法治社会，法治就是规则，制定规则的人不能同时也执行规则。法律不能朝令夕改、公器私用，更不能允许特殊集团的利益凌驾于它之上。若非如此，法治的游戏就会被毁掉，因为它单纯是为了权力的目的，而根本无视权力该有的方式。权力不等于正义，就如同竞赛不等于游戏。如赫伊津哈所说，“竞赛不仅是‘为了’某种目的，而且是‘用’某种方式或手段来干的。人们争相要成为第一，靠力量或敏捷，靠知识或靠财富，靠神采出众，慷慨大方，靠贵族血统，或靠子孙众多。他们用体力或臂力来比，或者比理智、比拳头，以奢侈的铺张陈列互相攀比，说大话，自吹自擂，用漫骂最后还用欺诈和诡计。照我们的想法，欺骗作为赢得一场比赛的手段会使之失去游戏的特色，整个地毁掉这场比赛。因为对于我们来说，游戏的要素就是坚守游戏规则——即公平竞争”。[3]
▍二、从游戏的“魔力圈”到公共社会的“诸领域”
不同的游戏有不同的“公平竞争”规则，美国政治学家沃尔泽（Michael Walzer）称之为“领域正义”；而区别不同“魔力圈”的则是沃尔泽所说的“领域区分的分离艺术”。人类社会活动各个领域中的正义观都不能强行代替其他领域中的正义观，这就是一种每个领域应该遵守自己的正义观。尊重各个社会领域自己的合理规则，让不同领域的正义观同时存在，这便是有利于所有领域健康发展的“多元正义观”。
沃尔泽指出，现代社会的发展，其贡献不在于造就原子型“个人”，而在于它提供了“绘制（现代）社会和政治世界地图”的工具。前现代的传统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尽管它也展现出不同的方面，如宗教、政治、经济、家庭等等，但这些都交织为浑然一体的世界。因此，“教会和国家、教会国家和大学、公民社会和政治团体、王朝和政府、公职和财产、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家庭和店铺等等，它们都见怪不怪地合二为一，不可分离。”[4]现代社会要求实行“区分的艺术”，在原先浑然不分的社会中划出不同领域间的界限，逐渐绘制出我们至今仍在沿用的“社会政治地图”。
这张地图上最重要的区分就在教会和国家之间，这一区分造就了一个“宗教领域（公共和私人礼拜、聚会和良心），在这个领域前政客和官僚必须止步”。[5]在宗教领域中，信徒享有不受外力强迫的自由。一个人的灵魂得救或不得救，或者根本不在乎是否得救，都是他自己的事情。这就是信仰和良心的自由。
同样，教会国家（或者国家教会）和大学的区分造就了学术自由，教授在教育领域中就像信徒在宗教领域中那样拥有他自己的自由。在中世纪，大学和教会（或教会国家）浑为一体，大学里的学生和教授是特权群体，享有僧侣的身份，不受世俗惩戒的约束。正因为大学和教会（或教会国家）没有区分，学者们也就不得享受异端思想的自由。现代大学成为知识领域的一部分，学生和教授失去了僧侣的特殊身份，但却获得了领域中的绝对自由（至少在理论上可以这么说）。无论是在私底下还是在公开场合，学生和教授都可以自由地批评社会或质疑主流思潮。
现代化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生活领域越来越分明的区分。韦伯的现代社会理论帮助人们形成一个普遍的共识，那就是，“领域的区分不仅是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而且也是现代道德发生剧烈变化的主要原因”。[6]经过区分的宗教、经济、政治、科学和文艺领域，它们各自发展出相对独立的价值观，如信仰、利润、权力、客观知识、美和创新，等等。沃尔泽多元正义论所依据的现代社会领域区分和韦伯的现代化理论是一致的。可是，沃尔泽强调的不是社会发展的自动趋向，而是民主宪政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他所观察到的领域区别也比一般现代化理论的更为具体，更为多样。
政治与经济领域的区分造就了经济竞争、自由企业以及商品、劳动力和资本市场的领域。以商品市场为例，“商品的买者和卖者都有自由讨价还价，以任何价格买卖任何物品。国家官员不得加以干涉”。在这个领域中“不存在什么正义的价格，至少没有谁可以去强制规定什么是正义价格。同样，谁也不能禁止奢侈浪费或高利剥削，谁也不能强行规定物品必须品质优良或使用安全，谁也不能制定最低工资规定，等等。”[7]只要卖家不弄虚作假，不胁迫或引诱买家成交，以任何价格出售任何劣等商品，皆不违反自由买卖原则。“消费者协会”也不得规定商品的合理价格或必须达到怎样的质量，它只能为买家提供信息，帮助买家自己做出买或不买的决定。顾客一切都得自己当心，自己负责，这体现的是“自由必有风险”的原则。
同样，家庭和国家的区分废止了王朝政府。政治权力不再是世代相袭的特权。以前，只有皇帝的儿子才能当皇帝，今天，任何人都可以当国家主席或总理（至少在理论上如此）。由于政治社会地位与祖传的身份、地位和财产之间有了界限，于是就产生了“公职”这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人人具有同等的竞争职位和发展专长的自由。个人的命运从传统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变成了一条可以选择、可以争取的成功之路（至少也是在理论上如此）。
对一般人来说，国事和家事的区分还造成了个人和家庭领域的自由（它往往被过分狭隘地只当作是性自由）。个人领域颇为宽广，只要不强奸，不放火，不杀人，一个人有自由在家里会任何朋友，读任何书，以任何方式谈政治，骂总统，或者教育子女，等等。没有这种自由，人们就是呆在家里，也会胆战心惊，生怕随时被人告发（就像文化大革命时那样）。
从社会活动的领域规则（即“领域正义”），而非抽象正义原则来看，社会中并不存在某种统一的、行诸任何领域都有效的正义原则。每个具体的领域都有它自己约定俗成的正义，因此具体的正义是多元的。沃尔泽指出，每个领域中都有某种主要的交换，授予或分配的物品。确定什么是某领域中的这种“特殊物品”，也就是确立对这物品的分配原则，即分配正义。
例如，如果我们把医疗保健领域中的特殊物品认作“健康”，那么它的分配原则就是“需要”（健康是每个人的基本需要），得了病需要治疗，有钱没钱都得治。这就是领域分配物品包含分配原则的意思。如果金钱和商品的自由交换原则进入了医疗保健领域，把医疗当作“商品”，有钱的治病，没钱的等死，或者有钱的小病大治，没钱的大病小治，那么有钱人在金钱商品领域中的优势就顺利地转化为医疗保健领域中优势，这就形成了一个领域对另一个领域的宰制，破坏了另一个领域中应有的分配正义。
▍三、自由和平等是社会诸领域的共同价值观
赫伊津哈提出，“游戏的要素就是坚守游戏规则——即公平竞争”，这是一个适用于所用公开、公平游戏的原则，而不是某种游戏的特定规则。同样，虽然社会不同领域之间有所区别，不同领域有自己的“正义观”，但是，各个领域也还是有与其他领域一致的原则，那就是，无论哪一个领域中的参与者个体都是自由、平等的，都有属于人的尊严。
领域区分的艺术，它的第一原则和第一前提都是具有自由意志的个体，只有这样，个体才能对自己的行为和选择负责，社会和国家也才有可能合理地要求个人担负起他的责任。领域区分的艺术不仅造就了自由，而且也造就了平等。人的尊严是安置于人的自由和平等的基础上的。
宗教自由消除了政治和神职官员的强制性权力，这既形成了由世俗信众主导的自由教会，也使人人能平等地为自己的灵魂负责。
学术领域中任何人都必须以理服人，不得以暴力强制他人。学术自由造就了“学问”、“知识”或“真理”面前的人人平等。
公职服务领域的自由同时确立了应以才德和能力，而非部属、门庭、裙带关系加入竞争的平等原则。
私人或家庭生活的自由使得国家不得干涉任何人的私生活，而不只是权贵者的私生活，这就是人人私生活的平等。
由于现代社会生活领域的区分，自由和平等方能在每个领域中同步发展。因此，沃尔泽强调：“事实上，自由和平等是一个意思，我们可以说，（经过区分的）现代社会既享有自由也享有平等，但条件必须是任何领域中的优势不能转化为另一个领域中的优势，”也就是说，“要讲区分就得坚守区分，政治权力不得左右教会，宗教不能牵制国家，以此类推。”[8]
现代社会中诸领域的区分主要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人为的。如果自然的不同就等于人为的区分，那也就无须实行“区分的艺术”了。区分是一种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传统，但维持和确保领域间的区分却是民主和法治的国家在管理社会时应尽的一项职责。
政治权力对社会正义造成破坏，是否应该归咎于政治权力（即国家政府）本身呢?对这个问题，多元正义观与自由主义的回答是完全不同的。自由主义把政治权力本身视为一种对自由个体的威胁力量，认为权力即腐败，绝对的权力即绝对的腐败。自由主义要求国家对社会的干涉越少越好。多元正义观认为，自由主义低估了国家权力对维护整个社会正义和不同领域正义区分的责任和作用，当然，这是指民主宪政制度下的国家权力。
沃尔泽指出，自由主义为保护个人不受国家权力的侵犯作出过历史的贡献。但是，在正义问题上，需要保护的不是个人，而是独立自主的社会领域，这包括政治权力领域本身：“很清楚，政治权力自身就需要保护，以免遭国外和国内势力的篡夺。一旦权力被一些家族、僧侣、官僚、富豪篡夺并把持，国家（权力）就不再自由。”
因此，国家权力必须有民主宪政的保障。具有这种制度条件的必定是不受家族、宗教派别或少数技术官僚精英控制的国家，“在复合社会中，自由的国家与其他的领域是分离的。自由的宗教掌握在信众手里，自由的大学掌握在学者手中，自由的公司掌握在工人和管理人员手中，同样道理，自由的国家必须掌握在全体公民手中”。[9]
自由主义习惯于把自由市场当作对抗政治专制、自动形成民主社会的力量，它因此错误地以为，经济自由必然会带来政治自由。沃尔泽对此告诫道：“政治专制被废除以后，财富本身便会成为专制的形式，对此我们必须看清楚才行。”[10]
他更是警告说，经济领域的发展与成功可能为金钱统治打开大门，造成经济与政治的双重腐败。金钱可以影响和控制政府官员、操纵各级政策和决策，让有钱人肆意剥削、压迫和凌辱无力保护自己的弱势阶层。沃尔泽称此为金钱财富的“三重高压统治”。[11] 沃尔泽强调，如果不幸陷入这样的恶劣困境，那么，就根本不可能存在有效的自由市场。自由市场不是让金钱财富为所欲为，“它需要有一个积极的结构。自由交换并不能维持它本身。它需要由制度、规则、规范和习惯行为来维持。”[12]
自由市场领域正义，它所受到的威胁不仅来自政治权力的宰制，还来自自由主义者所鼓吹的绝对私有制。沃尔泽指出，“无限制的财富威胁到一切领域体制和公民社会的所有实践，”包括学术、教育、就业、公职等等。而且，这样的财富及其诱惑是造成整个社会制度下腐败的一个主要原因。
金钱经济和权力政治都可能成为肮脏的游戏，之所以成为肮脏游戏，是因为起先有人不遵守公平的规则，并因此得利，随后不遵守的人越来越多，形成破坏规则者生，遵循规则者死的囚徒困境，终于谁也不再拿规则当一回事。
因此，肮脏的不是游戏本身，而是游戏的正当规则遭到了破坏。这还不是最坏的情况，更坏的情况是，为游戏设置的规则本来就不够正当、公开和明确，因此受制于不公开的潜规则，规则从一开始就是为某些游戏者量身定制，要么规则的执行者自己就是规则的设定者，要么就是为了特定游戏者的利益明知故犯地从别的游戏强行搬用过来。这样的规则不仅无法遵守，而且，就算是遵守了，也无法维护正当的游戏。
篮球规则不适用于游泳的道理谁都能明白，权力政治规则不适合社会其他领域的道理也不深奥，只是囿于利益，明知故犯罢了。
参考文献
[1]约翰·赫伊津哈：《游戏的人》，多人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61页。
[2]赫伊津哈：《游戏的人》，第229-230页。
[3]赫伊津哈：《游戏的人》，第55-56页。
[4]Michael Walzer， "Liberalism and the Art of Separation，" Political Theory 12: 3 (August 1984): 315-330， p. 315.
[5]Michael Walzer， "Liberalism and the Art of Separation，" p. 315.
[6]Agnes Heller， General Ethics.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1988， pp. 148.
[7]Michael Walzer， "Liberalism and the Art of Separation，" p. 316.
[8]Michael Walzer， "Liberalism and the Art of Separation，" p. 321.
[9] Michael Walzer， "Liberalism and the Art of Separation，" p. 326.
[10]Michael Walzer， "Liberalism and the Art of Separation，" p. 321.
[11] Michael Walzer， "Liberalism and the Art of Separation，" p. 322.
[12] Michael Walzer， "Liberalism and the Art of Separation，" p. 322
注：本文原标题：《篮球规则适用于游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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