鞠白玉：在古巴，我们只用自己的方式
在教宗、香奈尔、滚石到达古巴之前的某一年里，驻中国的古巴使馆里某位热爱交际的参赞在一个私人会所里谈到他们蠢蠢欲动的经济改革，席间一位曾在九十年代为外企与中国政府合作牵线的美国金融掮客自信道：也许你们应该请我去做你们政府的经济改革顾问呢。
参赞收起笑容，正色回应：我们既不需要美国的经验，也不需要中国的经验，古巴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只用我们自己的方式。
古巴的历史、地理和社会形态是如此特殊，外交官完全有理由拿出这样的骄傲。任何对古巴一厢情愿的想象和比对，都会被它向来微妙的地缘政治破灭掉。而且它不带着一种顾盼左右的暖昧，开放和转型是谨慎的，他们不要剧烈地变化去破碎和撕裂半个世纪的旧梦。所以既便模特穿着香奈尔可以走在哈瓦那大街上，古巴民众仍然是旁观者，一如半世纪来对整个世界风起云涌的旁观，又好像有着随时能跟上步伐的自信，而这步伐又要以独特和独立的姿态迈进。
经济封锁依旧存在，街头商店的乏善可陈和四处可见的切·格瓦拉图腾表明古巴仍然有很大一部分在时间里凝固，国立美术馆里能代表国家级的美术水准的图像充满着革命时代的气息，画面中的卡斯特罗总是注视着你。
但是自1959年以来在充斥着革命图景的艺术下，仍然有着当代艺术的踊动，艺术家是凝固时光里最不甘寂寞的先行者，事实上在艺术层面，国际通道从未真正地关闭，古巴艺术家在呈现独特的风景。
五十岁的何内（Rene Francisco Rodriguez）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虽然他在少年时和大家有一样的信仰，但日后有首歌里唱道：最大的背叛者是卡斯特罗，他背叛了人民。他的父亲曾是在古巴受待遇极高的外科医生，同时也是个天主教徒，他曾相信他们的方向——一定会战胜不公和贫穷。最后他怀疑这一切并且暴露了移民倾向时，立刻被下放到农村。所以何内的童年处境是和中国六十年代出生的一些知识分子家庭背景的艺术家是一样的——他们很早就知道没有选择是什么滋味。
在成为艺术家的一开始，他也画政治宣传画，随后他开始与之对抗，图像里充满了质疑，和他的父亲一样，他成为被国家厌恶的人，几乎每一个展览都是闭展的结局，一个文化部长曾因为同情和支持他被迫下台。1989年他在一对西班牙夫妇的帮助下，到西班牙的一个小镇上暂居下来，但是那两年里他阅读了全部的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忽然重新诠释了“被禁止”的意义，审查也成了艺术家要接受的“礼物”，在看似没有选择的处境下人还能做点什么，他在问自己为什么要离开自己的家？
▲ 工作中的何内
最终他回来了，并且在古巴高等艺术研究院任教直至今天，他的教学不是传授，而是和年轻人共同创造。何内一直要求自己要活在一个真实世界中，作为艺术家他必须面对现实，他们处在一个贫穷和窘迫的处境中，尽管他自己靠在海外的销售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古巴的富人，他不急于享受生活，而是将在海外得到的艺术基金项目投入到古巴的贫民区，从六十年代就再没有得到过任何修缮的贫区住宅，一直是砖块瓦砾和垃圾的世界，何内带着他的学生们绘制图纸，亲手搭建房屋，让居民拥有露台和家具。人性化的居住，这个地区成为哈瓦那的艺术乌托邦，通信、卫生、排水和电力完善起来，而他也开始感念集体主义的影响，他吸收了它在历史上的正面力量，它让人们彼此信任和帮助，这就像他们祖先的生活方式，只有合作才能创新。
何内在哈瓦那的工作室从不关门，居所没有门锁，他的八个兄弟姐们的大家庭完全靠他一个人支撑，包括整个社区的邻居，任何人随时可以进来享用他的红酒和食物。从海外展览回去他总是带着大量礼物，召集大伙聚会，他从不和哈瓦那所谓的上流人物来往，他的朋友永远是工人、农民。 这种在生活上的分享让他免于孤独，并且总是保持着创造的活力。
何内称他们这些出生在六十年代的古巴人是“失落的一代”，他为这一代年轻人们能有摆脱虚妄的机会感到庆幸，他们具有自我意识，能够摆脱集体思维，但他也总是提醒学生，随着古巴的日渐开放，大量的思潮和审美的涌入和影响，他们必须还要保持不妥协和进取。
▲ 何内的作品
这就如同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中国艺术家们面对的课题，他们一面在体制里寻求出路或干脆逃离，但一面又要警惕资本和市场化的卷入，艺术家终生在寻找这样的自由和放纵之间的微妙平衡。
从被厌恶到受欢迎，何内虽然在大学里教书，但是他的创作生涯他认为始终处于地下，他也认为艺术家最好永远在一个“地下”状态——避开主流。可是当他成了国宝级的艺术家，官方把国家视觉大奖颁给了他，他认为这个奖是讽刺，但还是去领奖了，这样他有机会公开演讲表明他在艺术上的态度：他一生上的创作从来没有因为任何宗教和政治妥协，也从未因被禁止而损耗了创作力，他从未曾努力想得过任何国家奖项，也从不抱怨环境，如果现实没有路，那就自己去开辟一条新路。
在哈瓦那，一个国家电视台的记者如果需要收海外的电子邮件，还是需要到她的朋友家去用电脑，个人很少能拥有电子化办公的设备。古巴的年轻艺术家如果工作需要使用互联网，必须向政府申请一根网线，但以古巴的互联网环境，艺术家能够获取的信息非常有限，他们被人为地隔绝在一个全球化的信息环境之外，可是在他们的作品展示上，除了绘画和雕塑，仍然能有大量的影像、音乐、动画、装置艺术，所有有限的材料都被充分利用。和几十年前的中国艺术家一样，他们也要在体制下做出职业选择，在古巴境内根本谈不上艺术市场化的情况下，还是有许多年轻人成为独立艺术家，他们用各种方式解决了生存问题，出走的艺术家只是少数。
▲ Mutante by Alejandro Campins, 2016
我们曾通过路德维希基金会接触了大量的古巴年轻艺术家， 他们体面且有尊严，对到访的策展人和批评家都保持着礼貌的距离，他们的创作力和他们的民族性里的激情是一致的，并且呈现了多元化。在一个小放映厅里，他们的文化部长和艺术家一起静静观看了略带色情和讽刺的影像作品，他俩各自坐在角落里，放映后艺术家们热烈地交谈起来，部长点头向他致意后离去。
虽然每一个作品的展示、出售和离境还是需要通过审查，但似乎看不出年轻艺术家需要挣扎和妥协的部分，他们整体上对政治波普的兴趣也不大，艺术家有意跳脱出世人看古巴艺术时的政治视角，年轻一代已经不愿再倚靠国家背景创作和书写。
海外藏家对古巴本土的当代艺术的关注在许多年来是有限并针对个体性的，他们的林飞龙（Wifredo Lam）、达里奥·韦乔（Dario Viejo）、托马斯·桑切斯（Tomas Sanchez）、约希格·纳西奥（Josig nacio）虽然在国际上享有巨大的盛誉，但是他们已经多数不在本土创作，在巴黎、纽约、迈阿密的名声鹊起，他们更像只是带有古巴裔的印迹。在资本谨慎地介入古巴艺术时，也许正是年轻艺术家创作的一个静谧的黄金期。在他们暂时被隔绝，只用自己的方式和视野去思考时也创作了独特的古巴当代艺术。
有些角落是上帝也不会注目，但古巴把自己闭塞的全部时间里，它从不被遗忘，总是焦点，世人对古巴绝对有偏爱的情愫，只是丰饶的一切放在了一块贫瘠的土地上，古巴的政治姿态总是号称帷幕即将拉开，但它究竟什么时候可以重新回到一个世界的舞台上并且拿回一个主角的身份？起码在漫长的等待里艺术家的创作从未歇息停止，也许同我们一样，艺术家会带着整个行业先行一步。
▲ 古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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