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也退：2016年最爱的一本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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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名人骂是件好事，你自己也能跟着出名。认识到“人气为王”，“坏口碑也是口碑”，多少人借着与名人争斗炒热自己。这跟以往大不一样。想那鲁迅就说了一句“尼采发了疯”，让几代中国人深信尼采就是个疯子；至于法国人圣勃夫，因为马塞尔·普鲁斯特写了一本《驳圣伯夫》，似乎也不怎么样。中国人知道《驳圣伯夫》的毕竟少，但因为这本书而低看圣伯夫的文学爱好者，在各国各地都多了去了。

▲《驳圣伯夫》/[法]马塞尔·普鲁斯特 著/王道乾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普鲁斯特的地位无法撼动，如果他不算20世纪的顶级作家，那也没人能称No.1。所以被普鲁斯特点名驳的圣伯夫，就像《三国演义》里被诸葛武侯骂死的王朗一样，大概就是个不中用的顽固老朽吧。圣伯夫生于1804年12月23日，双亲老来得子，而且在他还很小的时候就双双去世了。想想福楼拜、巴尔扎克，19世纪法国人的平均寿命也就五六十，圣伯夫性格忧郁，多半与此有关。他就一直读书，用从母亲那里学来的英语作翻译，家里还有天主教氛围，更加压抑了他的性情。看照片，这个人成年后秃顶，肥胖，面相平庸，也就看得出点文人气，大概可以说是福楼拜或巴尔扎克的某个缺少才华的兄弟。而他从事的事业也确实符合“作家的兄弟”的身份：写书评。

▲ 圣伯夫（1804-1869）

圣伯夫写了四十年书评，64岁去世后，留下了教人瞠目结舌的四十多卷作品。在盛年时期，圣伯夫赶上了纸媒蓬勃发展，他每周都给文艺副刊写书评，今年下半年，由早已辞世的法语翻译家范希衡先生编选翻译的《圣勃夫批评文选》（“圣勃夫”系范译，“圣伯夫”为今之通译），在原稿搁置了三十多年后终于出版，是一件盛事，从这部一千多页的书中，就能看出圣伯夫作为文学批评家的特点了：他几乎掌握了一个作家全部的身世资料，读过无数书信、日记和别人关于作家的回忆，当然也有作家本人的自述和回忆。自述体文字以及书信本就是法国文学传统的一部分，只是圣伯夫可用的资源如此丰富，关于莫里哀、拉封丹、夏多布里昂、雨果等等他都能写上长达数万字的评论，每个人的出生身世，与什么人交往，在什么时候完成了什么成就，陷入怎样的麻烦，就连作家的父母亲戚婚配子女都要言不烦。

▲ 《圣勃夫文学批评文选》/[法]圣勃夫 著/范希衡 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

而普鲁斯特驳的就是这点。圣伯夫逝后两年（1871年），普鲁斯特出生，这是一个转折时代：由雨果和巴尔扎克开创的法国19世纪文学，在波德莱尔和福楼拜接棒后有了质的改变，“现代派”萌芽了。在普鲁斯特走上写作之路后，“为艺术而艺术”成为文人和艺术家的共识。普鲁斯特说，通过作家的身世背景来研究其作品，是一种“科学”路径，但是，

“哲学家并不一定真正能发现独立于科学之外的艺术的真实，因此，关于艺术、批评等等，他们不得不像对待科学那样加以设想，认为在科学领域先行者取得的进展必不及后继者。但是在艺术领域……并不存在什么创始者、前驱之类。因为一切皆在个人之中，任何个人都是以个人为基点去进行艺术或文学求索的。”

这是在主张艺术家的独一无二——无法作常规的研究也抵制武断的解释。普鲁斯特初出茅庐，年轻气盛，很需要为自己树立艺术家的地位，因而早生半个多世纪的圣伯夫就被他竖作靶子了。他说，圣伯夫的“方法”是有问题的：

“（他）无非是要求不要将作品同人分开，评判者不可不注意书……还要收集有关作家一切可能有的资料，核查作家的书信，询问曾经认识作家的人，如果他们活在人世，还要同他们进行讨论，如果他们已不在人世，则需查阅他们写的有关作家的文字。”

圣伯夫说，要想评论司汤达，他就要抛弃个人的所有印象，宁可听取对司汤达的青年时期，以及对他的出身、血统有了解的人给出的评价，这很像刑侦查案，从熟悉嫌疑人/被害人的人入手去了解，综合别人的印象，再对照嫌疑人/被害人的行为和他/她留下的书证，探究他/她真实的内心世界。普鲁斯特驳斥说：这样做是为什么呢？艺术家创作作品所用的“自我”，是一种“创造性自我”，和朋友们眼里艺术家的自我是两回事，为什么要让后者来淹没前者呢？

艺术作品高于作者，所以哪怕荷马只是一个代号，我们仍可以欣赏《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不需要了解到底是谁写的，他的人生是怎样的。不过，普鲁斯特的主张也不是完全适切的。圣伯夫虽然喜欢爬梳作家生平，但他也承认作品的重要。在这部《圣伯夫文学批评文选》中，篇幅最长、也是圣伯夫最经典的批评文章之一《夏多布里昂》，就提出若要发现夏多布里昂这位大文豪的内心生活，只能通过他的文字。

“拉布吕耶尔完全生活在他的书里，我们必须在他的书中，而不是别的什么地方寻找他。”像这样的话，圣伯夫也说过很多。如果没有对文字的兴趣，圣伯夫不会去干书评这一行：他起初是尝试写小说的，后来在他二十四五岁时，雨果等人在文坛刮起了狂飙，他被吸引住了，去读那些人的作品，并按捺不住写下了评论，就此一发而不可收拾。自从有了圣伯夫，人们就容易忘了一个事实：在他之前，就连“文艺批评”这回事几乎都不存在。不管他采用怎样的方法，人们都得承认他是开创者。

当普鲁斯特声称“圣勃夫的一生，似乎从未有哪一段时期对文学有过真正深刻的认识”的时候，他应该想一想亨利·詹姆斯的话：圣勃夫是“世上有史以来最睿智的批评家”，雷米·德·古尔蒙也说，圣勃夫“几乎是19世纪唯一的批评家，唯一创造价值的人”。把那个刺眼的“驳”字拿开，其实，普鲁斯特与圣伯夫之间的共同点要大于他们的分歧，圣伯夫同样认为，一个人的人格是他的文学人格，对文人来说，一切自我都是文学自我——斯汤达、福楼拜的书信，和孟德斯鸠、伏尔泰的书信一样，既是他们个人世界的信息的载体，也参与构建了他们文学世界。

福楼拜遗有极具艺术和艺术史价值的书信，夏多布里昂写下了篇幅浩大、细节翔实的《墓前回忆录》（也译作“墓中”“墓畔”“墓后”），卢梭则有《忏悔录》名世。在那一两百年里，文字的价值远比现在为高。文字指向真实，非诚勿写，作者也会认真对待作品和他们虚构或真实的人物，像《忏悔录》，即使搪塞、遮掩、扭曲、自我标榜时都有明显的痕迹，见出卢梭其人的真性情。圣伯夫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写作的，所以也好理解，他在拿到那些背景资料时多么在意，不愿意漏过去不用在自己的文章里。读范希衡先生编译的这部一千多页的文选，深感文字在它最值钱的时候，读起来会有怎样的一种饱腹感。

题图：普鲁斯特（1871-1922）

（本文原标题：《圣伯夫真的被普鲁斯特驳倒了吗？——兼及2016年最爱的一本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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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独立记者，书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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