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遥：那些代孕引发的狗血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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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静的实验室，一排排冰冷的孵化器排列整齐，新的胚胎被放置在营养液中，在粘液中不断地发育成熟，直至最后呱呱落地。

在诸多科幻电影中，都经常看到这样一幕繁衍生命的景象。这样类型的科技，总是由反派掌握和使用。

现实中也有这样的场景，一个个的活人化身为孵化器，一群女性用自己的子宫替其他人培育着新的生命，通过肉体为胚胎输出营养。成熟的新生命从落地之日开始，就和母体不再有任何关联，隶属于另外的生命。

这就是代孕，听起来和借助人体繁衍的外星异形毫无区别，母体只是被物化的子宫，被禁止与婴儿产生情感的联系。

国内的法律禁止代孕，代孕原本只是在法律之外灰色存在。高速发展的经济遭遇人口红利的急剧消失，二胎时代不期而至。从国家到家庭对于新生人口的渴望，让原本在法律之外灰色存在的代孕，变得热烈起来，高冷的人民日报也加入讨论，提出放开代孕的议题。

通过代孕获得新生命，除了违反法律以外，价格昂贵，风险高，结果不可控。如果只是为了让家庭更加完整，释放父爱和母爱，收养一个小孩更为便利。不过，让自己的基因延续是多年进化过程中已经融入人类血液的本能，只要夫妻双方有一个人的基因还能传承，代孕现象就不会消失。

最为常见的一种代孕，是夫妻关系中的女方没有生育能力，男方有正常生育能力，女方希望有一个属于男方的子嗣，维系住这段关系。

这种所谓的代孕，并不新鲜。1930年，左翼作家柔石根据浙江地区“典妻”的故事留下了一篇名作，《为奴隶底母亲》。穷人家的男人，将自己的老婆典给了一个想生儿子的大户人家，作价一百块大洋，三年时间。大户人家的户主没有儿子，生不出儿子的大房不接受纳妾，最终妥协的结果，就是“典妻”。三年之后，心力憔悴的女人，告别新生的男孩，回到自己的家中，看见的是一个已经对自己全然陌生的孩子。这场“典妻”过后，大户人家增加了一个儿子，穷人家的生活处境没有改善，穷人家里无论丈夫、妻子还是儿子的亲情和人伦，被生活撕裂得更加彻底。

现代的商业代孕，依然是这一模式的翻版，贫穷阶层的妇女，将自己的卵子和子宫出售给能付得起价格的人群，在美国代孕合法的州，九成以上的代孕者就是为了经济报酬而来。和“典妻”的故事一样，除一些特殊的咸鱼翻身个案外，大多数人不会因为有一笔意外之财就完成社会阶层的跃进。对贫穷阶层而言，生活中的这个小水花，得到的风险和问题要远大于意外之财。

简陋版的自由经济理论称赞这种交易，一方有需求有钱，一方有子宫缺钱，于是他们资源互补，在没有欺骗、没有暴力的前提下，进行了等价有偿的行为，是需要尊重的市场行为。

毫无名分又提供了卵子的一方，将在多大面积内制造出毫不知情的同母异父后代，带来人伦上的困扰，只是问题之一。更为核心的困境在于，女人不仅仅是卵子和子宫的持有者，还有着正常人类的情感，十月怀胎的血肉联系产生情感的连接。但在代孕交易之下，母爱成为非法的诉求，代孕者不仅被迫和婴儿永久分离，还要拒绝接受自己作为母亲的自然身份和情感，不应该对人格有任何诉求，必须把自己视为一个简单的生育工具。

貌似公平交易的背后，代孕者不过是购买者实现生育目的的一个工具，并没有因为带着金项链，就改变了代孕者只是子宫奴隶的地位。

对代孕者来说，风险还不仅如此，她们不仅要承担怀孕与生产过程中的风险，一旦生育出来的婴儿存在健康隐患，那些自私的只希望看到自己血脉的委托者，没有和婴儿产生过情感连接的母体，见到“残次品”时自然而然会冷酷地拒绝。一对澳大利亚夫妇在泰国找到代孕母亲，一对龙凤胎被生出来以后，这对夫妇最终只带走了健康的女婴，将有唐氏综合症的男婴遗弃。这起恶劣的行为，在国际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

▲ 泰国代孕母亲尚比亚和她的儿子盖米

康德认为，“不论是谁在任何时候都不应把自己和他人仅仅当作工具，而应该永远看作自身就是目的”。拨开寻求代孕的委托人对后代的渴望，代孕者是生育的工具，生育出来的婴儿是延续基因和维系情感的工具，人性还能剩下多少，很难评估。

这样看起来为了挽救婚姻与亲情的代孕，还要面对更多人间的问题。李琳和高俊结婚后，她向丈夫透露自己患有不孕不育疾病，最终购买了他人卵子，再通过代孕的方式生育了一对龙凤胎。不幸的是，高俊在2014年因病去世。之后，高俊的父母和李琳之间就子女的抚养权展开了一场官司。

这是一场奇怪的官司，法院也颇为一头雾水。孩子和爷爷奶奶之间有血缘关系，和母亲之间没有血缘关系。孩子并非来自于婚前，而是婚姻关系之后的婚外生育，和母亲之间有抚养关系，却没有法律上的关系。面对这个难题，一审法院根据血缘关系，判决孩子归爷爷奶奶抚养。而到了二审阶段，法院基于高俊父母年纪过大，从利于儿童成长的角度，将孩子判给了母亲。

这场代孕，遭遇生活的突变之后，撕裂了一个家庭，演化出一场法律也觉得棘手的亲情纠纷。为了能将代孕出生的小孩户口落在父母名下，必须伪造出生医学证明，假装是委托人所生。所以，当案件被提交到法院以后，就会出现奇怪的局面，在这段婚姻关系内出现的儿童，名义上属于这对夫妻，理论上由妻子生育，然而法律上的母亲不是血缘上的母亲，但是又不存在收养关系，也不属于继母关系，等于是凭空冒出来的一个人。

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复函，孩子的母亲需要完成提供卵子、分娩、抚养孩子，才能认定为孩子的母亲。这一规定落后于科技发展太多，代孕的出现，给出一个天问：有些爸爸妈妈达不到法律要求的爸爸妈妈，世界这么乱，究竟谁才是爸爸妈妈。

从最简单可行的方法来说，借鉴英国和法国的原则，不考虑卵子究竟来自于何方，一律认定分娩者就是儿童的母亲身份，谁的子宫谁做主。

面对庞大的不孕不育人群，法律上禁止代孕，不可能消灭地下存在的代孕。与其让代孕制造出来的各种问题困扰社会，不如法律体系主动出击，在伦理关系变乱之前，明确规定分娩者就是儿童的母亲。

即便分娩者是代孕者，她依然享有一个母亲的身份，她如果割舍不了骨肉分离，可以选择自己抚育这个孩子，尽到母亲的责任，避免商业交易强迫她交出婴儿，割舍母爱。为生育承担更多的责任，不止有温情的一面，如果新生儿存在缺陷，分娩者同样要以母亲身份去面对未来。责任是双刃剑，责任塑造了人格，有了责任，即便是代孕者，不再是一个生育机器。

当分娩者天然成为母亲以后，如果她其实是一个代孕者，将婴儿的监护与抚育交给另外一个家庭，在法律上通过收养的程序完成。

在这样的制度设置之下，无论商业代孕还是志愿代孕，代孕者是否得到经济补偿，责任都更为明晰，代孕者必须做好自己要抚养新生命的准备，委托者无力强迫他人放弃情感的诉求。至于这样的制度设计之下，对委托者来说，代孕变成不确保能收养成功的基因遗传。究竟如何选择，就让当事人来做最后的抉择。

对这个社会来说，要保护每一个人，不应有人因为贫穷而丧失尊严，将自己和器官作为工具出售给其他人使用。每个人，应当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角色和社会责任。

这个社会也要保护每一个新人，他们不知道自己往哪里去，但要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爸爸是不是李刚不重要，知道自己的爸爸妈妈是谁很重要。

科技的发展，社会空间的扩大，给了代孕凶猛的空间。代孕给了生育能力有缺陷的家庭遗传基因的希望，也给了社会诸多伦理的困扰。

这时，该打造一个笼子，将代孕驯服起来，斩断它的尖牙利齿，留下它的益处。

（本文原标题：《代孕，谁才是孩子的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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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法律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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